時至今日，“五四”運動始終被視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而大加頌揚，“五四”精神也被塑造成當下年輕人學習的楷模。
“五四”運動倡導“科學”和“民主”，確實具有無可辯駁的積極的歷史意義。不過百年後的今天，在民主與法制越來越引起人們重視的社會環境下，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對激進的“五四”運動及其深層社會影響進行理性的反思。
茅於軾老先生認為，“五四”運動的口號本身就有些問題，他說：“‘五四’運動提出了科學和民主的口號，當然，這個口號很好，但是從實施的角度來看，科學和民主是解決不了根本問題的，當時中國真正需要的還是人權——老百姓的權利。我們把這個口號與史實聯繫起來看，實際上是‘五四’運動以後，中國在政治上沒有明顯的進步。如果‘五四’運動的口號改成民主和法制，可能會有很大的不同。其實，現在回過頭來看，中國社會的問題依然很多，但是能解決問題的還是民主和法制，而且到今天為止，還是缺民主缺法制。”
如果沒有“五四”，中國傳統文化的斷裂是不是不會如此嚴重？由此導致的全民性喪失傳統道德信仰的程度會不會輕一些呢？如果沒有“五四”，中學生們無視法律倫理，在北洋官員家裡打砸搶從而取得“五四”運動的標示性勝利，後來中國是否還會盛行不顧法理的暴力文化？如果沒有“五四”，是不是就不會有20世紀60年代的那場浩劫？也許也不會有紅衛兵？
太多的問題需要我們去反思，讓我們先回到1919年5月4日這一天。
1919年在中國近代歷史中註定是不平凡的一年。這一年，誕生了八年的北洋政府剛剛換了第四任總統。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宣告結束。也是在這一年，中國首次以勝利者的名義站上了國際大舞臺。1840年以來積貧積弱的中國，幾乎被西方各國以各種不平等條約瓜分殆盡。民眾希望中華復興的情緒也被壓制到了極點。在中國成為勝利者後，中國人民特別是那些飽讀詩書的學生們，彷彿看到了中華崛起的曙光。
然而事實再一次證明，沒有強大的實力做後盾，即使作為勝利者在談判桌上也佔不到絲毫的便宜。相反“巴黎和會”的西方諸國還準備將德國在中國的權益一次性地轉交給日本。“弱國無外交”，參加會議的北洋代表雖然全力辯駁和爭取，但是西方各國仍然態度蠻橫逼迫中國簽字。
消息傳回國內，社會為之譁然。在剛剛經歷民主思潮薰陶的中國，接受了民主思想的學子們憤怒了，他們集會、遊行、示威。他們不僅提出了“收回山東權利”、“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廢除二十一條”等要求，還提出了要求懲辦交通總長曹汝霖、幣制局總裁陸宗輿、駐日公使章宗祥等。
這個時候俄國“十月革命”的炮聲，已經傳進了中國。學生們從“十月革命”的成功中看到了新的希望，“暴力”成了部分學生絕望的吶喊。憤怒的學生衝進了章宗祥的家，痛打了章宗祥。有些學生衝進了曹汝霖的家，放火燒了曹汝霖的宅院，這就是有名的“火燒趙家樓”事件。這一天正好是1919年5月4日，一場席捲全國的運動開始蔓延。
當時，北洋政府明令禁止示威遊行活動，但當遊行開始的時候，北洋政府並沒有採取一抓了事的態度。在學生們毆打章宗祥時，旁邊就站滿了軍警。章宗祥向他們提出抓捕學生的要求，軍警卻回答，沒有上面的命令不敢打更不敢抓。“火燒趙家樓”事件中，第一個跳進曹宅的學生匡互生面對的也是荷槍實彈的軍警，但是軍警看見他的第一個動作卻是自動取下刺刀，退出槍彈。
“五四”運動中的學生大都抱定了流血犧牲的準備，他們認為血鐘不響，民眾是不能從酣夢中醒來的。當時政府的軍警們卻是抱定的不能傷害學生的想法，甚至有些軍警不惜下跪央求學生退出遊行。最後北洋政府罷免了曹汝霖、章宗祥等官員。學生的目的彷彿是達到了，但事實證明，他們被利用了，那些不平等條約中的信息，正是北洋政府故意洩露給了媒體，以引起國民輿論的抗議浪潮。從而，北洋政府可以在國際談判席上獲得主動。
北洋政府最終沒有在《凡爾賽合約》上簽字，注重社會輿論的帝國主義也無可奈何。從這點看，北洋政府策劃了一起輿論戰，併成功實現自己的目的。
“五四”運動以維護國家利益為開端，大多數學生是懷著一腔愛國熱情去示威、去遊行的，以和平示威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政治權益，時至今日也是值得後人紀念並致敬的。遺憾的是，到後來演變成了暴力，各地的學生們集會、遊行中，動輒毆打當地的官員，並與軍警發生衝突。學生最後甚至闖入官員私宅，出現毆打官員、火燒民宅的暴力行為，這是明顯的違法行為。但是學生們的行為並沒有受到處罰和責備，甚至得到了讚揚。因為他們的行為被冠以了“愛國”的標籤。
茅於軾老先生在接受《北洋大時代》創作組專訪時，專門就“五四”運動有一段精彩的述評：
“其實要談“五四”運動，得分成兩個方面來看。一個方面是文化意義上的，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這個正面意義多一些，它畢竟是一個開啟民智的運動，在運動的過程中輸入學理，進行思想革命，都是有積極意義的。
“但還有一個方面是政治意義上的，就是‘五四’政治運動，開始於1919年5月4日，屬於民眾抗議。這個方面有很多問題。
“第一，這個運動發起的理由並不充分，當時中國人覺得中國要亡了，這個就沒有道理，因為在‘一戰’時中國參戰五次，是參戰國，而且是戰勝國。但我們的外交失敗了，這在今天看來是沒有什麼道理的，因為我們是戰勝國，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地站起來。但仔細回顧歷史，我們就會知道，我們的外交失敗是必然的。當時中國實際上是參而不戰，並沒有出什麼力，這是其一。
“其二，巴黎和會是個弱肉強食的會議，當時參加和會的國家被主力方分為三等，第一等是最強的五個國家，而第三等是弱國；第一等可以派五個代表，第二等是三個代表，第三等是兩個代表。中國政府派了五個人去參會，結果被人告知是第三等國家，只能派兩個代表。換句話說，中國當時是被視為弱國的，沒有地位，也分不到什麼東西，這是必然的。
“當時涉及到中國利益的主要是日本，日本是五大強國之一，想要戰爭初期從德國人手裡搶過來的中國青島和膠濟線鐵路權，也就是在山東的權益。事實上，早在1915年這些權益就被日本搶去了，日本人已經控制了將近五年時間，並非剛失去的。從這個角度來說，當時中國沒有失去什麼，而且還得到了一些權益，我們的賠款不用支付了，全部免了，德國和奧匈帝國的租借地我們可以收回了，他們的很多在華企業我們可以接管了。雖然我們還是弱國，還是被侵略和侵害的對象，但在當時中國就是這個地位，形勢並沒有變得更壞，實際上是變好了一些。
“在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要求把山東權益收回，從道義上講這是無可厚非的，但在當時的形勢下，作為強國的日本不可能向中國妥協，其他列強也都不支持中國的訴求。這個會議本質上就是列強的分贓會議，怎麼會便宜了積弱的中國！
“所以說，有些學生講中國要亡了，是不符合實情的。實際上，當時學生們出來鬧，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北洋政府在外交上沒有達到國人的期望，學生們的憤怒是出於中國政府外交上的軟弱。
“中國人有一個固有的思想，就是我們跟外國人打吃了虧，從不講對手有多麼強大，只說我們有內奸。所以，‘五四’運動中學生們找那些親日派或有留日背景的政府官員的麻煩，甚至去燒人家房子。事實上，‘五四’運動在開始階段就使用了暴力手段。當時傳言曹汝霖跟日本人密謀，在家中供著日本天皇的畫像，這些完全是謠言，但學生們不管，就衝過去把曹家房子燒了，曹汝霖躲起來了，沒找著，章宗祥當時也在曹家，被學生們暴打。在沒有證據證明曹、章等人是賣國賊的情況下，學生們就把人打了，這個運動從一開始就有問題。
“接下來，在抵制日貨的過程中，又出現了大量的非法拘禁。你要是賣日貨，我就把你抓起來戴個帽子游行；你要是買日貨，我要罵你，剪你的東西；你要是坐日本船，我就在你後面畫個大烏龜；這些行為當時非常普遍。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以提倡個人自由開始的，到政治運動時就開始限制別人的自由了。所以說，‘五四’政治運動的正面意義並不多。”
“五四”後，人們看到了極端暴力行為是可以換來自己想要的東西的，俄國是如此，1919年的中國也是如此，也許今後中國的出路也在於此。於是更多人推崇暴力，“五四”運動的副作用在中國開始發酵。
陳獨秀更是在他的《北京市民宣言》中聲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唯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 這是在公然倡導暴力革命。“五四”運動後，激進的暴力革命思想佔據了中國社會思潮的主流。
這場運動的另一個致命的“副作用”，就是大批的學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質疑，甚至全盤否定了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國的傳統文化也從那個時候出現了斷層，以至今日仍有人一提起傳統文化，就以“封建糟粕”為由嗤之以鼻。傳統文化的斷層導致道德倫理的斷層，國人也漸漸失去了傳統道德的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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