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五四”运动始终被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而大加颂扬，“五四”精神也被塑造成当下年轻人学习的楷模。
“五四”运动倡导“科学”和“民主”，确实具有无可辩驳的积极的历史意义。不过百年后的今天，在民主与法制越来越引起人们重视的社会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激进的“五四”运动及其深层社会影响进行理性的反思。
茅于轼老先生认为，“五四”运动的口号本身就有些问题，他说：“‘五四’运动提出了科学和民主的口号，当然，这个口号很好，但是从实施的角度来看，科学和民主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当时中国真正需要的还是人权——老百姓的权利。我们把这个口号与史实联系起来看，实际上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在政治上没有明显的进步。如果‘五四’运动的口号改成民主和法制，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社会的问题依然很多，但是能解决问题的还是民主和法制，而且到今天为止，还是缺民主缺法制。”
如果没有“五四”，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是不是不会如此严重？由此导致的全民性丧失传统道德信仰的程度会不会轻一些呢？如果没有“五四”，中学生们无视法律伦理，在北洋官员家里打砸抢从而取得“五四”运动的标示性胜利，后来中国是否还会盛行不顾法理的暴力文化？如果没有“五四”，是不是就不会有20世纪60年代的那场浩劫？也许也不会有红卫兵？
太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去反思，让我们先回到1919年5月4日这一天。
1919年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诞生了八年的北洋政府刚刚换了第四任总统。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也是在这一年，中国首次以胜利者的名义站上了国际大舞台。1840年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几乎被西方各国以各种不平等条约瓜分殆尽。民众希望中华复兴的情绪也被压制到了极点。在中国成为胜利者后，中国人民特别是那些饱读诗书的学生们，仿佛看到了中华崛起的曙光。
然而事实再一次证明，没有强大的实力做后盾，即使作为胜利者在谈判桌上也占不到丝毫的便宜。相反“巴黎和会”的西方诸国还准备将德国在中国的权益一次性地转交给日本。“弱国无外交”，参加会议的北洋代表虽然全力辩驳和争取，但是西方各国仍然态度蛮横逼迫中国签字。
消息传回国内，社会为之哗然。在刚刚经历民主思潮熏陶的中国，接受了民主思想的学子们愤怒了，他们集会、游行、示威。他们不仅提出了“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等要求，还提出了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等。
这个时候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已经传进了中国。学生们从“十月革命”的成功中看到了新的希望，“暴力”成了部分学生绝望的呐喊。愤怒的学生冲进了章宗祥的家，痛打了章宗祥。有些学生冲进了曹汝霖的家，放火烧了曹汝霖的宅院，这就是有名的“火烧赵家楼”事件。这一天正好是1919年5月4日，一场席卷全国的运动开始蔓延。
当时，北洋政府明令禁止示威游行活动，但当游行开始的时候，北洋政府并没有采取一抓了事的态度。在学生们殴打章宗祥时，旁边就站满了军警。章宗祥向他们提出抓捕学生的要求，军警却回答，没有上面的命令不敢打更不敢抓。“火烧赵家楼”事件中，第一个跳进曹宅的学生匡互生面对的也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但是军警看见他的第一个动作却是自动取下刺刀，退出枪弹。
“五四”运动中的学生大都抱定了流血牺牲的准备，他们认为血钟不响，民众是不能从酣梦中醒来的。当时政府的军警们却是抱定的不能伤害学生的想法，甚至有些军警不惜下跪央求学生退出游行。最后北洋政府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等官员。学生的目的仿佛是达到了，但事实证明，他们被利用了，那些不平等条约中的信息，正是北洋政府故意泄露给了媒体，以引起国民舆论的抗议浪潮。从而，北洋政府可以在国际谈判席上获得主动。
北洋政府最终没有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注重社会舆论的帝国主义也无可奈何。从这点看，北洋政府策划了一起舆论战，并成功实现自己的目的。
“五四”运动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开端，大多数学生是怀着一腔爱国热情去示威、去游行的，以和平示威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权益，时至今日也是值得后人纪念并致敬的。遗憾的是，到后来演变成了暴力，各地的学生们集会、游行中，动辄殴打当地的官员，并与军警发生冲突。学生最后甚至闯入官员私宅，出现殴打官员、火烧民宅的暴力行为，这是明显的违法行为。但是学生们的行为并没有受到处罚和责备，甚至得到了赞扬。因为他们的行为被冠以了“爱国”的标签。
茅于轼老先生在接受《北洋大时代》创作组专访时，专门就“五四”运动有一段精彩的述评：
“其实要谈“五四”运动，得分成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是文化意义上的，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正面意义多一些，它毕竟是一个开启民智的运动，在运动的过程中输入学理，进行思想革命，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还有一个方面是政治意义上的，就是‘五四’政治运动，开始于1919年5月4日，属于民众抗议。这个方面有很多问题。
“第一，这个运动发起的理由并不充分，当时中国人觉得中国要亡了，这个就没有道理，因为在‘一战’时中国参战五次，是参战国，而且是战胜国。但我们的外交失败了，这在今天看来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因为我们是战胜国，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站起来。但仔细回顾历史，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外交失败是必然的。当时中国实际上是参而不战，并没有出什么力，这是其一。
“其二，巴黎和会是个弱肉强食的会议，当时参加和会的国家被主力方分为三等，第一等是最强的五个国家，而第三等是弱国；第一等可以派五个代表，第二等是三个代表，第三等是两个代表。中国政府派了五个人去参会，结果被人告知是第三等国家，只能派两个代表。换句话说，中国当时是被视为弱国的，没有地位，也分不到什么东西，这是必然的。
“当时涉及到中国利益的主要是日本，日本是五大强国之一，想要战争初期从德国人手里抢过来的中国青岛和胶济线铁路权，也就是在山东的权益。事实上，早在1915年这些权益就被日本抢去了，日本人已经控制了将近五年时间，并非刚失去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时中国没有失去什么，而且还得到了一些权益，我们的赔款不用支付了，全部免了，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租借地我们可以收回了，他们的很多在华企业我们可以接管了。虽然我们还是弱国，还是被侵略和侵害的对象，但在当时中国就是这个地位，形势并没有变得更坏，实际上是变好了一些。
“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要求把山东权益收回，从道义上讲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作为强国的日本不可能向中国妥协，其他列强也都不支持中国的诉求。这个会议本质上就是列强的分赃会议，怎么会便宜了积弱的中国！
“所以说，有些学生讲中国要亡了，是不符合实情的。实际上，当时学生们出来闹，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北洋政府在外交上没有达到国人的期望，学生们的愤怒是出于中国政府外交上的软弱。
“中国人有一个固有的思想，就是我们跟外国人打吃了亏，从不讲对手有多么强大，只说我们有内奸。所以，‘五四’运动中学生们找那些亲日派或有留日背景的政府官员的麻烦，甚至去烧人家房子。事实上，‘五四’运动在开始阶段就使用了暴力手段。当时传言曹汝霖跟日本人密谋，在家中供着日本天皇的画像，这些完全是谣言，但学生们不管，就冲过去把曹家房子烧了，曹汝霖躲起来了，没找着，章宗祥当时也在曹家，被学生们暴打。在没有证据证明曹、章等人是卖国贼的情况下，学生们就把人打了，这个运动从一开始就有问题。
“接下来，在抵制日货的过程中，又出现了大量的非法拘禁。你要是卖日货，我就把你抓起来戴个帽子游行；你要是买日货，我要骂你，剪你的东西；你要是坐日本船，我就在你后面画个大乌龟；这些行为当时非常普遍。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提倡个人自由开始的，到政治运动时就开始限制别人的自由了。所以说，‘五四’政治运动的正面意义并不多。”
“五四”后，人们看到了极端暴力行为是可以换来自己想要的东西的，俄国是如此，1919年的中国也是如此，也许今后中国的出路也在于此。于是更多人推崇暴力，“五四”运动的副作用在中国开始发酵。
陈独秀更是在他的《北京市民宣言》中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唯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这是在公然倡导暴力革命。“五四”运动后，激进的暴力革命思想占据了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
这场运动的另一个致命的“副作用”，就是大批的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质疑，甚至全盘否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从那个时候出现了断层，以至今日仍有人一提起传统文化，就以“封建糟粕”为由嗤之以鼻。传统文化的断层导致道德伦理的断层，国人也渐渐失去了传统道德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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