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是一場與世界同步的先鋒文化運動

“五四”是一場與世界同步的先鋒文化運動

“五四”從思想啟蒙到文學革命再到社會革命,是順其邏輯的一個必然的完整發展。雖然藉助了外部推力,但究其實質,“五四”是一場中國文化傳統進行自我涅槃的文藝復興。並且,放之四海,它是一場與世界同步的先鋒文化運動。

整理|錢亦蕉

“五四”百年,更多的專家學者對五四運動和五四精神進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作為五四精神哺育下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中文系資深教授陳思和先生從歷史人文角度,深刻解讀百年前的那場變革,給我們重讀這場文化啟蒙運動以一個新的視野。

他提出:“五四”從思想啟蒙到文學革命再到社會革命,是順其邏輯的一個必然的完整發展。雖然藉助了外部推力,但究其實質,“五四”是一場中國文化傳統進行自我涅槃的文藝復興。並且,放之四海,它是一場與世界同步的先鋒文化運動。

回眸百年,從文化精神層面進一步解讀五四內涵,對我們當今青年人瞭解歷史、辨明是非,傳承五四精神、建設當代文化,都是十分有意義的。

《新民週刊》:陳老師,今年是五四運動百年紀念。但我們一般說到“五四”,總是包含著兩個層面,一個是指1917年開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另一個是指1919年在北京發生的五四學生愛國運動。前一個代表著“啟蒙”,後一個代表著“救亡”。您怎麼理解“五四”的這兩重性?

陳思和:在今天來說,“五四”是一個含義混亂、相互矛盾的概念。不僅僅是指1919年的學生愛國運動。“五四”是一個系列事件,可以往前推到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即後來的《新青年》)。1917年初陳獨秀攜《新青年》北上,加盟於蔡元培擔任校長的北京大學,吸引了一批旨在革新的進步師生,可以說,《新青年》到了北大才聲勢壯大,而北大也是緣了《新青年》而改變風氣,兩者相得益彰;1917年另一個事件是胡適的加盟,開始提倡白話,鼓吹文學革命;這就是你說的代表“啟蒙”的思想運動。上世紀80年代學術界提出了“啟蒙與救亡雙重變奏”的觀點以後,推導出這樣一種看法:起始於1915年到1917年前後的思想革命,旨在批判和揚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和語言形式,介紹引進西方新思想和文學,同時為了更好地向國人宣傳以及幫助國人瞭解世界新潮,更準確地表達現代人的思想感情,又必須在語言上作進一步的改革:推廣白話。這是一個完整的邏輯發展過程。然而1919年發生的學生愛國運動,則是在國際列強(尤其是日本對華的侵略政策)刺激下激發起來的民族救亡運動,它在中國的實際影響引發了大眾革命元素介入現代政治,由此催生國民黨的改組和共產黨的崛起,改變了中國社會的命運。“救亡”壓倒“啟蒙”的“變奏”,在這裡找到了一個典型的例子。但是,我們似乎也可以反過來理解:思想啟蒙和語言改革的目的,不就是要喚起民眾來改變中國的落後現狀嗎?啟蒙不可能對民眾教育畢其功於一役,但很可能在社會精英中間率先達到這個目的,因此,當時在北京的大學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啟蒙運動的第一批覺醒者。從思想啟蒙到文學革命再到社會革命,也同樣是順其邏輯的一個完整的發展。“兩重性”也可以理解為是一元的邏輯發展。

但是,無論把1915—1919年間發生的一系列事件,視為“兩重性”還是“一元”的邏輯發展,它對以後的中國命運產生了巨大影響,把它理解為中國自晚清開始的現代化進程由量變到質變的飛躍期,並不為過。


“五四”是一場與世界同步的先鋒文化運動


《新民週刊》:一般來說,無論是西方進步思潮的東漸影響,還是西方與我國不平等條約的刺激,五四運動的發生無疑是受到了外部推力,但您的觀點是覺得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在因素對“五四”的發生也起了很大作用,“五四”是一場中國文化傳統進行自我涅槃的文藝復興,這個觀點怎麼理解?

陳思和:是的。學界對於“五四”系列事件的發生原因的探討,一般都集中在西方思潮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或者是世界列強對華的不平等外交政策的刺激,儘管這兩個方面有很大相異性,但都是外部推力對中國施加了影響。但是,如果我們進一步提出問題:為什麼在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關鍵時刻,會發生影響如此深刻的“五四”系列事件?這還是要從中國歷史傳統內部的某些基因上來探討。

首先我們應該明確:“五四”系列事件是文化事件。“五四”新潮的發起者,是幾個具有革命民主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和大學教授,響應者是一幫手無寸鐵、唯有熱血的學生,鼓吹新思想的場所就是大學校園和課堂,傳播新思想的媒介就是《新青年》等幾種雜誌。伴隨著愛國學生的外交政治訴求的,還有新思想的傳播、新文學的創造、新語言的普及……這是中國現代史上很少發生的由文化運動帶出政治運動,進而導致中國革命走向的轉變——由中國文化來決定中國的未來命運。

周策縱教授和余英時教授都把“五四”學生運動與中國古代太學生干涉內政的傳統聯繫起來討論,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還不夠,因為“五四”不僅僅是學生參與的運動。從更廣泛的範圍看,成熟的中國古代政治體制本身就具備了君主與士大夫共同執政的模式。在這個“明君賢臣”的理想模式下,士大夫集團儘管派系林立,互相傾軋,常常屈服於君權專制,但從體制上說,它與君主皇權構成政壇上的權力平衡。

這樣一種古代士的統治集團的文化傳統,在君主專制鼎盛時期往往難以顯現出高貴的一面,君權高於一切的時候,儒家文化表現出特別自私、冷漠和無恥的一面;然而奇怪的是,一旦天下失範王綱解紐,儒家文化立刻就顯現出自覺的擔當意識。這樣的時期,思想文化的創造力也特別活躍,思想專制讓位給百家爭鳴,學術思想大放異彩。周衰而諸子蜂起,漢衰而竹林長嘯,唐在安史之亂後,詩歌風骨畢現,宋在亡國南渡後,理學應時盛行,明末思想界更是空前活躍,顧炎武明確分出了“一姓之亡”與“天下興亡”的區別,顯露出真正的儒家本色。稍稍回顧歷史,這已為規律,顛撲不破。

所以,僅僅把“五四”學生愛國運動看成是古代太學生干涉內政的現代版,還是縮小了“五四”與傳統的聯繫。在我看來,可以把“五四”新文化運動看作是中國古代士人傳統的一個自然延續階段,猶如南宋、南明時代的讀書人面對異族入侵、國破家亡之際激起的一場場新的思想革命,而西方新思潮只是為這一場思想文化運動提供了強有力的武器。這是一場中國文化傳統進行自我涅槃的文藝復興,在中國政治社會的現代轉型過程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五四”是一場與世界同步的先鋒文化運動


《新民週刊》:那麼,“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猛烈地批判傳統文化,積極倡導民主(德先生)與科學(賽先生),您認為從本質上說,這仍然是儒家文人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精神傳統再生?這批向西方尋求真理的人,像嚴復陳獨秀他們其實都是真正的愛國者?

陳思和:當然應該這麼理解。我們現在討論的愛國者,不是指那種把什麼封建專制體制下的舊傳統舊文化都說成寶貝的前清遺老,也不是那種把所有來自西方的思想學說都視為洪水猛獸的狹隘民族主義者——嚴格地說,這兩類人都是不配稱為愛國者的。“五四”新潮的興起,表面上看,是對傳統文化、尤其是對儒家文化的否定和批判,批判武器主要也是來自西方的思想學說。但我們還是要考慮到以下兩個事實:

首先是自鴉片戰爭以後,中國被迫進入了現代化的歷程,一部分漢族士大夫的“天下”觀發生變化:他們發現有一個叫做“世界”的空間,不但比大清帝國的天朝大得多,還直接制約了天朝盛衰的命運。這個“世界”豐富而且複雜,不但有邪惡的洋槍洋炮欺侮中國,更有煥然一新的思想文化強有力地吸引著中國的讀書人,於是就有了洋務運動、改良變法、革命共和等等,最終形成了一個由現代知識分子領導的思想文化啟蒙運動。因此,“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猛烈地批判傳統文化,倡導民主與科學,從本質上說,仍然是儒家文人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精神傳統再生。他們與時俱進,研究新的天下觀(世界大勢),並以此為參照,來批判君權專制,批判閉關鎖國、夜郎自大的愚昧政策,強調只有打破落後之國的一切文化藩籬,才可能讓中國容納到“世界”這一新的“天下”的格局裡去。

其次是兩千年的中國歷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經歷過四分五裂和異族入侵的慘劇,而維繫著中華統一的,唯有漢文化的優秀傳統(包括語言文字和學術思想)。清朝統治者是少數民族,原來是遊牧民族,有自己的宗教文化和傳統,但在長期統治與被統治的磨合中,漢文化傳統在大清統治中反而佔了上風。為此,漢族知識分子一向有“文化高於政權”的認知。晚清以來,清政權風雨飄搖,但士大夫集團對文化傳承並沒有喪失信心。嚴復在戊戌變法失敗時,寫信給朋友說:“仰觀天時,俯察人事,但覺一無可為。然終謂民智不開,則守舊維新兩無一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與夫後生英俊洞識中西實情者日多一日,則炎黃種類未必遂至淪胥;即不幸暫被羈縻,亦將有復甦之一日也。”嚴復意識到中國傳統文化在新的世界格局裡要發生變化,唯有與時俱進,唯有容納新知,才能救國保種;萬一國家“被羈縻”,只要文化能夠更新發展,仍有重見天日的機會。所謂“守舊”、“維新”無非是政策路線之爭,如文化上不能吸收新知,不能更新發展,政治前途則是“兩無一可”。而“五四”啟蒙運動,正是嚴復“開民智”主張的必然結果。

鑑於上述兩個事實,我們似乎不難認識到:每當君主集權統治處於土崩瓦解之際,一定會有以文化顧命臣自居的士大夫(現在就被稱作知識分子)挺身而出,他們未必能挽救末世頹運,但在思想文化傳承上卻往往有大突破,文化傳統由此更進一個境界。“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是把中國古代文化蛻舊變新,推進到了一個新的臺階新的階段。


“五四”是一場與世界同步的先鋒文化運動


《新民週刊》:您以前專門寫過一篇論文,界定“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先鋒運動,它與世界是同步的。您能不能介紹一下這個觀點。

陳思和:上世紀末,海外漢學界曾經流行一種學術觀點,認為從現代性的角度來探討中國現代文學史,應該從晚清為起點。因為晚清文學已經具備了各種現代性因素,“五四”反而不重要,某種意義上還“壓抑了”晚清的現代性。我是針對這種觀點,從晚清到“五四”的文學發展整體觀而言,把“五四”新文化運動界定為一場先鋒運動,而且是一場與國際現象同步的先鋒文化運動。在世界大戰前後,歐洲各國都出現過先鋒文化運動,它以猛烈批判資本主義文化傳統、批判市民社會平庸和異化的姿態、以驚世駭俗的藝術方法,表達自己的政治文化訴求。“五四”文化形態非常接近西方這類先鋒文化,但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並不是直接接受了世界性先鋒文化影響而發生的,它幾乎是與世界性先鋒文化運動同時期發生,但又具有獨立而鮮明的中國文化傳統的特點。它具有一種世界性因素。歐洲的先鋒運動是在資本主義物質文明和民主政治充分發展以後,作為人性異化的對立物,它是在各種反對資本主義的嘗試都失去了效應以後出現的極端反叛形式,而中國的“五四”顯然不是。“五四”是在中國封建專制崩潰、新的民主政治體制還沒有健全形成之際產生的先鋒運動。與“五四”系列事件同時發生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與結束,歐洲各國資本主義體制的黃金時期已經過去,俄羅斯在十月革命中建立起新的蘇維埃政治體制——所以,封建君主專制體制的殘餘、資本主義政治體制的衰敗以及新的社會主義體制的嘗試,構成了極其複雜混亂的文化思想,以極端形式引導了“五四”系列事件——“五四”在思想上的不成熟與它以批判的形式對中國社會產生巨大影響,構成了作為先鋒運動的兩大文化特徵。

但是,思想的不成熟和反叛精神的徹底性,決定了任何先鋒運動都是爆發性、短暫性的運動,它不可能持久下去。“五四”也不例外。先鋒運動的失敗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足夠強大的資產階級政府有能力包容先鋒運動的反叛性,使反叛者最終成為受到主流社會歡迎的明星,這樣,被資產階級寵愛的浪子,就不再是先鋒了;另一個是作為小團體的先鋒運動,本來就不足以與強大的國家機器和社會主流抗衡,所以它要堅持自己的反抗使命,只能被吸收或融匯到更強大的實際的政治力量中去。在這個意義上認識“五四”系列事件,也就不難明白為什麼會出現胡適之與陳獨秀的分道揚鑣;不難明白為什麼五四精神培養出來的學生精英基本上都走上了從政道路,在以後的國共兩黨恩仇史上有聲有色地表現了自己;也就不難明白,1949年大陸建立新政權,大多數知識分子儘管對未來社會並不瞭解,也未必全部認同,但他們還是心甘情願地把身體留在大陸,準備隨時聽從召喚,為新的政權服務。如要探究這些原因,從淺表層次上說,是先鋒文化的必然趨勢;從縱深裡說,其背後有傳統士人的道統力量起著制約作用。

(本文參考陳思和《士的精神·先鋒文化·百年“五四”》一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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