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介紹

餘某、毛某為餘某莎的父母，餘某莎與黃某為夫妻關係。餘某莎、黃某婚後打算購房，2013年3月9日，毛某在女兒和女婿購房的開發商處刷卡8萬元作為購房定金。3月21日，毛某向黃某銀行轉賬匯款2萬元。3月22日，毛某向重慶農村商業銀行提交貸款申請，申請書載明毛某向銀行貸款60萬元，貸款期限24月，委託支付給黃某，該筆貸款獲批後，相應款項60萬元劃入黃某賬戶，後黃某將以上62萬元均用於購房。2016年6月，因原借條遺失，在餘某、毛某的要求下，餘某莎向餘某、毛某出具《借條》，載明：餘某莎、黃某現向毛某、餘某借款柒拾萬元，用於購買成都南城都匯4期房屋。落款為：“借款人：餘某莎 2013年3月6日”。購房後，房屋登記在黃某名下。

2016年，餘某莎、黃某夫妻離婚，餘某向黃某、餘某莎主張70萬元的借款，黃某認可收到70萬元，但主張該款項是餘某、毛某贈與黃某和餘某莎的購房款，沒有還款義務。餘某、毛某不服，訴至法院，請求黃某、餘某莎還款。

審理經過

一審

一審法院認為，根據現有證據證明訴爭款項是借款而不是贈與。父母沒有義務為子女購買房屋，子女有返還購房款的義務，也許款項的償還並未如同普通民間借貸設立了明確的期限，但子女不能據此認為款項系贈與。故判決：黃某、餘某莎於本判決生效之日起是十日內償還餘某、毛某借款本金70萬元。

二審

黃某不服，上訴至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

二審法院維持一審判決。

再審

黃某向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

再審法院認為：

贈與合同是贈與人將自己的財產無償給予受贈人，受贈人表示接受贈與的合同，屬於單務合同，應謹慎認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一百零九條規定

，”當事人對欺詐、脅迫、惡意串通事實的證明，以及對口頭遺囑或者贈與事實的證明，人民法院確信該待證事實存在的可能性能夠排除合理懷疑的，應當認定該事實存在”，表明對贈與事實的認定高於一般事實”具有高度可能性的”的證明標準。本案被申請人在一、二審過程中所舉證據，能夠證明款項交付真實存在、餘某莎認可借款關係，在被申請人一方沒有明確贈與意思表示的情況下，二審法院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七條的規定，將款項系贈與的舉證責任分配給黃某，並無不當。黃某提交的證據不足以證明餘某、毛某對其和餘某莎有贈與的意思表示，結合支付款項中有60萬元系貸款，且二被申請人對黃某、餘某莎交往、結婚一直不贊成等情況，認定存在贈與事實不能排除合理懷疑。《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二十二條第二款”當事人結婚後，父母為雙方購置房屋出資的，該出資應當認定為對夫妻雙方的贈與，但父母明確表示贈與一方的除外”的規定，系基於父母有贈與意思表示的前提下，贈與對象不明確時的認定依據，並不適用於本案的情況。在當前高房價背景下，部分子女經濟條件有限，父母在其購房時給予資助屬於常態，但不能將此視為理所當然，也絕非法律所倡導。子女成年後，父母已盡到撫養義務，並無繼續供養的義務。

子女買房時父母出資，除明確表示贈與的以外，應視為以幫助為目的的臨時性資金出借，子女負有償還義務。本院認為，餘某莎補寫借條是在離婚訴訟之前，且黃某並未就其主張提供相應證據，對其主張不予支持。

律師點評

上述案例從法律義務的角度出發，在父母沒有義務為子女出資購房的情況下，子女夫妻一方不能認定為贈與，就作為借款對待。但是，根據當前最高院法官的主流觀點，一方父母部分出資，其餘由子女夫妻承擔的，該房產系夫妻共同財產，父母出資認定為向子女的贈與。因此，如果這樣認定的話，一旦子女夫妻離婚，父母無權要求子女一方或夫妻歸還的。所以，上述案例中突破傳統觀點的裁判理念，將來能否在所有案件中適用，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