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中國與世界貿易組織》白皮書，全面介紹中國入世17年來履行承諾的實踐，這也是中國首次就這一問題發表白皮書。
時值中美貿易戰雙方實際出手之際，中國發表這一幾萬字的白皮書，有何寓意？
今天，俠客島推薦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的一篇文章。由於白皮書中對中國履行“入世”承諾的實踐已經講得比較清楚了，此文將更多著墨於中國入世以來世界經濟的得與失，與大家一起重溫“入世”的邏輯，更多瞭解這一決定的勇氣和影響。
梅新育
回顧
重新審視近期的中美貿易戰，以及針對中國“入世”的種種聲音，最讓我感慨的，其實是某些國家的“惡意”。
本質上來說，“中國是否遵守了入世承諾”的爭論是不存在的，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議定書》“過渡性審議機制”早就明確規定，中國入世後8年內，世貿組織總理事會等機構，每年審議中國實施《WTO協定》和履行該議定書承諾的情況，中國入世第10年進行最終審議。
既然世貿組織的專業機構和人士在延續10年的審議中，都認可中國履行入世承諾，既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向來對世貿組織影響力最大，為什麼還有一群人還要煞有介事地指責中國“沒有履行入世承諾”呢？
這不是無知，而是惡意。
很多人說中國搭了“入世”的便車，沒有“回報”，來看看中國入世之後如何帶動貿易伙伴經濟貿易的發展吧：
聯合國貿發會議統計數據，2001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口2436億美元，佔全球進口總額的3.80%；到2017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口已經增長至18419億美元，佔全球進口總額的10.26%。
事實上，正是憑藉“入世”以來的進口快速增長，中國經濟才從入世前，東亞金融危機期間的“東亞經濟穩定器”，躍居次貸危機（美歐主權債務危機）以來的“世界經濟穩定器”，用強大的進口、投資需求，帶動多個國家（地區）較快走出了蕭條。就連德國這樣的歐洲經濟火車頭，2009年下半年以來奇蹟般的經濟復甦，也被不少輿論稱作是“中國製造”的。
正確性
最令我感慨的，還是入世之後中國貿易、經濟的快速成長，證實了當初決斷的正確。簡而言之，中國抓住了在相當一段時期內不可復現的發展窗口期。
這首先體現在，“入世”後中國外貿規模和全球地位快速提升。
2001年，中國貨物貿易出口總值2661億美元，佔當年全球貨物貿易出口總值的4.3%，全球排名第六，落後於美國、德國、日本、法國和英國；
“入世”則開啟了中國出口加速趕超西方主要經濟體的進程：
2004年，中國貨物貿易出口趕超日本；2007年，趕超美國；2009年，趕超德國登頂全球；到2015年，中國貨物貿易出口總值已經上升至22735億美元，比2001年高754%，佔當年全球貨物貿易出口總值的13.76%，比排名第二的美國（15026億美元，9.10%）高出51%之多。
2016、2017年，全球經濟貿易走勢與行情變動，導致中國出口佔全球出口總額比重略有下降，2017年為12.76%，但仍然大幅度領先於其它各國。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仍將長期保持世界最大貨物貿易出口國地位。
從更長時間跨度上考察，你可能會驚異，2015年以來，中國在全球貨物貿易出口市場所佔份額，相當於1950年代後期至1960年代美國達到的高峰，基本接近美國在鼎盛時期的和平年代所能佔有的最高份額。
此外，中國製造業和經濟規模的增長也是驚人的。2001年，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84152億元，2017年上升至1164624億元；同期，中國GDP從110270億元上升至827122億元。
而這很大程度上，都是因為“入世”打開了廣闊的外部市場。
原因
那麼，中國製造業、外貿和整個國民經濟，為什麼能夠在入世後這10餘年，取得如此大幅度增長？
關鍵在於，從1990年代至本世紀前10年，是全球經濟貿易高增長時期，本世紀前10年更是全球貿易增長尤其普遍的有利時間窗口（參見表1）；
作為一個後發國家，中國在入世之時已經從工業基礎、人力資源、基礎設施、經濟結構、政府管理等方面做好了準備，是中國抓住並充分利用了這個重要窗口期。
為什麼本世紀初近十年能夠成為有利時間窗口？
從經濟長週期的層次上看，這是經濟長週期的繁榮期；從具體因素來看，多項因素共同促成了這個經濟貿易的繁榮時期：
IT等領域的技術創新集中湧現，並迅速推廣到了全世界；
市場經濟體制覆蓋了全球所有經濟體，而且轉軌經濟體度過了轉軌最初近10年的衝擊，全面走上經濟復甦增長的軌道；
世貿組織的多邊貿易體系及其規則穩定運行；
西方主要中央銀行、特別是美聯儲寬鬆的貨幣政策，通過多條渠道為其它經濟體或直接或間接創造了充裕的流動性。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貨幣政策對於出口導向型經濟體，有著格外重要的意義，因為當它與主要進口市場的市場開放相結合，就會使得全球外匯儲備快速增長，外匯佔款成為出口導向型經濟體的基礎貨幣投放主渠道。
這一方面有助於發展中國家突破外匯缺口對於經濟增長和穩定的制約，另一方面也使得它們的外向經濟部門（相對於內向經濟部門）享有先天的流動性優勢，進一步加快了其外貿增長。
簡而言之，是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作為全球最大進口市場，實施了高度的市場開放政策，為其它經濟體實施出口拉動增長模式創造了條件。
變化
然而，上述條件自2015年以來正在慢慢消失。
以次貸危機為標誌，全球經濟步入長週期的蕭條期，重新步入經濟長週期的繁榮期，恐怕要經過相當一段時間。而從具體因素來看，本世紀初的上述有利因素要麼消失，要麼開始逆轉：
暫時還看不到新的能夠有力帶動經濟全局強勁增長的技術革命。
市場經濟體系外圍擴張的刺激作用消失。
西方主要中央銀行、特別是美聯儲的寬鬆貨幣政策已經轉向重新收緊，這個收緊必將延續相當一段時間。
貿易保護主義、反全球化潮流上升。特別是隨著特朗普上臺，全球貿易體系已經進入動盪時期。
不過，即使不考慮近二三十年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政治和社會方面的爭議，僅從經濟角度出發，哪怕當初贏的是希拉里而非特朗普，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市場高度開放政策和進口能力也難以長期延續。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現行“美元本位”國際貨幣體系，仍然不能徹底擺脫“特里芬兩難”的約束：美國通過大規模經常項目收支逆差形式，向外部市場投放美元，滿足國際經貿和外部市場對流動性的需求，久而久之，最終必然損害市場參與者對美元的信心，這種貿易拉動的增長模式動力也就要衰減了。
當初，奧巴馬力推TPP，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排擠中國，以確保美國對貿易規則的影響力。可他的途徑是扶植越南等中國傳統出口製造業的競爭對手，這一策略必然會擴大美國貿易赤字，難以在“長期宏觀經濟穩定性”和“美元穩定性”間求全。所以，TPP本身也無助於美國和現行“美元本位”國際貨幣體系，擺脫“特里芬兩難”的陰影。
通過及時入世，中國成功抓住了發展窗口期；反之，在特朗普的領導下，美國經濟政策正在趨於向內。這種形勢，對於中國 ，以及企圖趕超中國的後發國家，意味著什麼呢？
這意味著，中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競爭地位未必會受損，而後發國家複製中國出口導向增長模式以趕超中國的希望大大降低。
獨特
印度、越南堪稱最希望複製中國出口導向增長模式以趕超中國的後發國家，問題是，1953年新中國完成經濟恢復工作之後，印度很快就喪失了在國際市場份額上，相對於中國的原有優勢。
從1948年的2.21%（印度）對0.89%（中國）變為1.36%（印度）對1.26%（中國），1955年中國貨物貿易出口便超越印度，此後差距一路拉大。同時，它也未能及時抓住本世紀初的外部市場有利時間窗口，2001年為0.70%（印度）對4.30%（中國），2017年為1.68%（印度）對12.76%（中國）。
時至今日，外部市場環境正在發生如此重大變化，印度還有希望複製當年的中國路徑消除這樣的差距嗎？
其實，更可行的路徑，早不是複製中國路徑與中國零和博弈，而是與中國擴大互利合作。
回顧近20年，中國“入世”是抓住了不可再現的時間窗口。但在當時，國內對此爭議巨大。
特別是《中國入世議定書》中關於補貼和傾銷、特定產品過渡性保障機制、WTO成員的保留等條款，本質上可說是不平等條款。這些條款，准許其它世貿組織成員方在中國入世後15年內，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12年內可對中國特定產品實施過渡性保障機制，令不少中國企業在國際貿易摩擦中倍感“人為刀俎我為魚肉”。
但承擔這幾項不利條款的代價，與獲得經濟增長和在全球經濟貿易體系打下“江湖地位”，孰重孰輕，不言而喻。
今天，中國再次走到“以開放促改革”的路口。從國內來看，產業發展日益成熟，以遠超世人預期的出色成績，克服一個又一個掣肘。從國際來看，作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與穩定的“缺口”，我們客觀上需要不斷與時俱進，更大規模地利用國際市場的投入品，來保持國內製造業和其它產業的競爭力。
在更高層次上，我們還需要通過“以開放促改革”，打破長期和平繁榮所不可避免孳生出的壟斷性分利集團，遏制其復發，防止其孳生、膨脹而導致整個國民經濟效率日益降低，甚至導致整個社會的日益僵化。
在這樣的歷史關頭，在“第二次革命”40週年之際再出發，我們需要重拾這樣的決心和勇氣。
文/梅新育（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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