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大陸新儒家文叢之
蔣慶著《廣論政治儒學》出版暨序言
書 名：《廣論政治儒學》
作 者：蔣慶
叢書主編：陳明 任重
出版社：東方出版社201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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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論政治儒學》是儒學大家蔣慶先生二十餘年的思想精髓，通過《廣論政治儒學》一書，國人對作者“政治儒學”的思想歷程，將有更全面更深入的瞭解。
蔣慶，男，西曆一九五三年生，字勿恤，號盤山叟，祖籍江蘇徐州，出生、成長於貴州貴陽。西曆一九八二年畢業於西南政法大學法律系（本科），先後任教於西南政法大學、深圳行政學院。西曆二〇〇一年申請提前退休，在貴陽龍場建陽明精舍。
主要著作有《公羊學引論》（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政治儒學——當代儒學的轉向、特質與發展》（北京：三聯書店二〇〇三年版）、《以善致善：蔣慶與盛洪對話》（上海：三聯書店二〇〇四年版）、《生命信仰與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現代價值》（臺北: 養正堂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九十三年版[西曆二〇〇四]）、《儒學的時代價值》（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儒家社會與道統復興——與蔣慶對話》（範瑞平主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再論政治儒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獨自翻譯與合譯的著作有《基督的人生觀》《當代政治神學文選》《自由與傳統》《政治的罪惡》《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等；選編《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
目錄
序
“賢能政治”的制度架構
——“儒教憲政”對民主憲政的超越與吸納
復興儒學的兩大傳統
——“政治儒學”與“心性儒學”的重建
中國文化的危機及其解決之道
——中國文化的自性、歧出與迴歸
當代中國思潮中的儒家價值
——兼論自由民主思潮與左派思潮的侷限與缺失
當今儒學存在的問題
——論重建儒學自身的傳統
用中國文化重塑中華民族精神
——《晶報》紀念改革開放30週年先導人物專訪
西方價值、普世價值與“三綱”價值
——深圳大學“文明對話與當代學術發展”研討會發言
“三綱”真的過時了嗎
——“孔子與當代中國”研討會發言
儒家的生命之道與政教傳統
——論儒家的心性學統、道統與政統
儒家文化是先進文化
——“先進文化”與“落後文化”的根本區別
儒家文化是建立中國法律制度的道德基礎
——中國政法大學“中國民法典論壇”演講
王道政治的特質、歷史與展望
——論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
王道政治是陽光下的政治
——再論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
王道政治是儒家的治國之道
——三論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
以王道政治超越民族主義
政治儒學書簡
致牟宗三先生
致杜維明先生
致餘敦康先生
致陳維綱先生
致楊祖漢先生
致李明輝先生
致李耀仙先生
致鄧小軍先生（一）
致鄧小軍先生（二）
致鄧小軍先生（三）
致鄧小軍先生（四）
致梁治平先生（一）
致梁治平先生（二）
致何懷宏先生（一）
致何懷宏先生（二）
致何光滬先生
致夏勇先生（一）
致夏勇先生（二）
致於明雄先生
致梁燕城先生
致張祥龍先生（一）
致張祥龍先生（二）
致張祥龍先生（三）
致張祥龍先生（四）
致陳明先生
致盛洪先生
致康曉光先生
致王瑞昌（一）
致王瑞昌（二）
序言
餘相信，是編之出，正逢其時，國人對餘“政治儒學”之思想歷程，將獲更全面更深入之瞭解也。
盤山叟蔣慶癸巳春序於深圳蓮花山畔之繙經齋
【附錄】
“大陸新儒家文叢”總序
大陸新儒家的名字已經漸漸熟悉，其思想輪廓卻似乎依然模糊不清。但是，參照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所謂現代新儒家或港臺新儒家，還是可以對其思想學術上的特點做出一些勾勒。
問題意識上，屬於後五四時代的前輩們主要是在中西關係語境裡工作，面對攜政治、經濟、軍事之威勢而來的文化壓力，帶著悲情為傳統文化和儒家做知識和價值上的合法性論證，但是所採用的學術話語和價值標準卻基本上都是來自西方。大陸新儒家屬於全球化背景下、改革開放後的時代，所面對的是轉型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問題，其工作起點和目標是希望對這些問題的有效解決和承擔來實現傳統延續民族的復興。
要做到這一點，僅僅把儒家文化視為一個知識的系統是不夠的。於是，與現代新儒家多采用哲學話語形式對儒家經典加以闡釋梳理不同，他們主要選擇了宗教的學科框架，從這樣一種人類生活的精神維度、一種人文和意義的視角去理解儒家思想系統在歷史上的地位作用、把握其與生命生活的互動聯繫、描述建構其在當代社會的地位功能。
牟宗三等也有以教化、人文教詮解儒家經典的情形，但這並不足以否定、替代對儒家文化進行宗教把握的正當性與必要性。人文教只是強調了其相對於神本宗教的某種特徵，而教化本身是一個動詞，即依據某某（對人）進行教育，並不涉及“某某”的內在屬性，如基於道德的教化是一種教化，基於宗教的教化也是一種教化。
視東西方文化為不同文明類型既是近代學界的某種共同認知，也是現代新儒家進行自我辯護的某種策略選擇。在這一前提下，他們將思想的重點集中在心性之學以彰顯其不可替代的特殊性與優越性，認為問題只在於如何由此內聖開出新外王即現代自然科學和民主制度，其左衝右突曲為之說過程十分艱難效果卻差強人意。
而大陸新儒家從宗教入手，不僅上遂天道奠立根本，重歸《尚書》、《詩經》和《周易》的上古傳統（宋儒偏重四書。現代新儒家心性至上，有現代宋明理學之稱），同時也方便直接地切入現實問題，在對國家建構與國族建構的論述中將論域由形上學及道德和倫理學向法學、社會學、民族學和政治哲學等開拓延展。
凡此種種，應該可以將大陸新儒學與現代新儒學或港臺新儒學的思想風格粗步而明確地做出一些分判了吧？當然，這只是自其異者觀之而已。從歷史看儒家傳統生生不息變動不居，從現實看它也同樣光譜豐富精彩紛呈，但其作為中華民族精神存在之重要維度所具有的基本性格卻是一以貫之的。
“大陸新儒家”的概念從一位旁觀者口中道出具有相當的偶然性，但它卻使那群認同儒家的學者實現了由自在到自為的轉變。這是必然的。雖然堪稱經典的作品尚有待時日，但新的發展方向與趨勢已是隱隱然確立成型。我們和東方出版社合作推出“大陸新儒家文叢”正是要記錄和推動這一思想的律動和創生。我們相信這對儒家和傳統、中國和世界都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陳明，作於孔子2565年暨耶穌201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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