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生歸來
——在“儒生重現之文化歷史意義研討會”上的發言
蔣慶
我們這個座談會的主題是：儒生重現之文化歷史意義，我想這是一百年來中國第一次有生命力的一個詞——“儒生”——現在正式出現公開的出版物中，並且在北京為這個詞的出現召開學術會議。這是一百年來第一次！
這一百年來儒家的命運，剛才大家都講了，是全方位崩潰，儒家全方位崩潰的一個特點就是“儒生”這個承載儒家價值的群體消失了。我們知道：儒家價值是靠人來擔當的，先儒所謂“道由人傳”即是此義。中國百年來承載儒家價值的群體都消失了，信奉儒家價值的人都沒有了，社會上哪裡還有人來承擔“往聖之道”呢？
所以，我們說“儒生”重現的歷史文化意義是一百年來“儒生”第一次通過這套“儒生文叢”的方式集體地向社會展示：中國現在重新出現了一群活著的信奉儒家價值的“儒生”，他們的思想、他們的訴求就展現在這套從書的中。
這是“儒生”這一儒家群體在中國消失一百年後的第一次重現！所以說，“儒生”在當今中國重新出現有力地說明了儒家在當今中國並沒有死，當今中國通過“儒生”群體的出現證明了儒家開始獲得了新生。
陳明剛才講到了美國漢學家艾愷寫了一本《梁漱溟傳》，副標題是“最後的儒家”，現在看來這個副標題要改寫了，因為儒家通過“儒生”群體的重現獲得了新生。今天我們追昔撫今，心中充滿無限的感慨！
徐復觀先生晚年時弟子問他，你這一輩子做的是什麼事，他說他一輩子做的事就是給孔子披麻戴孝，為孔子守靈。他們當時身處天崩地裂的反儒時代，心境無限的悲涼，因為儒家在中國他們看不到任何希望。時至今日，看到“儒生”重現於中國大地，使我想到“儒生”在全盤反傳統時代的生存狀況。
康有為晚年，大概民國十幾年，在上海辦天遊學院，他有一個學生叫俞偉臣，是浙江上虞人，跟他學了兩年儒家。俞偉臣當時寫了本名為《六期政策》的小冊子，認為中國不治，在孔道式微；欲救中國，必倡孔教。後來康有為去世，全中國反孔廢儒日愈激烈，俞偉臣看不到任何希望，天昏地暗，舉國病狂，非聖無法，於是悲憤至極，抱著孔子的牌位跳東海自盡，為儒家獻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他才22歲啊！
每次一想到這件事我心裡就很難受…很不舒服…(數度哽咽)，現在我們“儒生”這個群體出現了，回想當年為儒家獻出生命的年輕“儒生”，我們感慨萬千！現在看來，俞偉臣是“儒生”殉教的最年輕的烈士，是“儒生”守死善道的人格榜樣，如果以後我們恢復了儒家的文廟祭祀系統，康有為的這個學生一定要納進去配祀孔孟！
這一百年來我們只看到梁巨川、王國維這樣一些儒家殉教者，沒有看到年輕的儒家殉教者，俞偉臣殉教的材料我是最近才發現的。
時至今日，我們感到很欣慰，這二十年來我們“儒生”的群體慢慢出現，不光在學術界，在社會上“儒生”群體也在逐漸形成。比如儒士社，他們多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也都慢慢成長起來，以群體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儒家訴求。
我想如果康有為九泉有知，俞偉臣九泉有知，他們一定會感到欣慰的，因為在他們那個時代儒家儒教全盤崩潰，“儒生”群體徹底消失，而今天儒家儒教正在中國逐漸復興，“儒生”群體已經在中華大地上在重新出現了。
至於“儒生”重現的歷史文化意義，當然現在評價還為時太早，但是， 我相信二十年五十年以後來評價這套《儒生文叢》的話，它是一百年來第一次以“儒生”名義出版的叢書。這套叢書標誌著“儒生”群體在當今中國正式出場，並且向社會展示了“儒生”以群體的方式出現的重大時代意義。
也就是說，《儒生文叢》的出版向中國社會表明：作為一個有生命力的“儒生”群體並沒有死，儒家既不是遊魂也不是孤魂，而是湧現在中國社會中的活生生的儒家價值信奉群體！那種認為儒家是遊魂或孤魂的說法已經退出了歷史舞臺，即儒家儒教在當今中國沒有死，已經再生復活！
其實大家不知道我當初建陽明精舍就是要證明儒家沒有死，因為當時中國許多研究儒家的學人都認為儒家在中國大陸已經死了。當時我很不服氣，我相信只要中國大陸還有一個人信奉儒家，儒家在中國大陸就沒有死。我認為我是信奉儒家的，所以儒家在中國大陸沒有死。
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我想我還活著，儒家就沒有死。如果中國沒有一個人信奉儒家了，那儒家就真死了。現在看來，儒家沒有死，儒家又再生了，因為“儒生”群體已經重新出現在中國大地上了。
所以，艾愷說梁漱溟先生是最後一個儒家，這個評價已經過時了，現在信奉儒家價值的“儒生”不僅不是一個，而是越來越多，形成了一個群體，這套《儒生文叢》就是當今中國“儒生”群體重現的見證。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儒生文叢》出版的歷史文化意義很大。
儘管如此，當今中國“儒生”群體仍然面臨著一個問題，那就是現在中國“儒生”的存在狀況是“彌散性儒生”，這些“儒生”沒有團體組織的存在方式，各自在大學裡教書研究，各自在社會上從事活動，各自在網絡上溝通交流，大家只是偶然開會時才聚一聚。
剛才大家講到只以這種彌散性的方式結合不夠，這種彌散性的方式展示不出“儒生”這個群體的組織性的存在力量與強有力的存在方式，所以我想中國除了需要“彌散性儒生”外，還需要“組織化儒生”，有了“組織化儒生”，才會如秋風剛才所說的“儒生”群體才會具有改造社會的強大力量，分散的個人再多也難以形成合力改造社會。
剛才大家也講到，我們這個社會變遷了，科舉制度沒有了，家族制度沒有了，鄉紳制度沒有了，“儒生”的組織化必須尋求新的方式，這種新的組織化方式就是法律化的存在方式。
還有，現代性的制度和傳統制度不一樣，傳統的君主制度，相對來說還具有某種開放性，孔孟可以去遊說諸侯，文中子的弟子可以輔助君王從事政治實踐，而現在的體制相對說來封閉性較大，作為分散的個人，儒家價值很難進入到社會和政治裡面去。所以，“組織化儒生”就非常重要。
現代社會是法律的社會，中國也是這樣，所有的團體都必須以法律的形式出現才能獲得存在資格，“儒生”團體也不能例外。“組織化儒生”的存在團體無非就是三種：社會團體、宗教團體與政治團體，不管這三種團體的內容有何不同，都必須是法律形式的存在方式。
今天開會聽到大家都意識到儒家組織化問題的重要性，不滿足於現在這種“彌散性儒生”狀態，都講到儒家要建立自己合法的社會團體與儒教團體，我覺得這很重要，中國大陸的“彌散性儒生”已經達成了建立“組織化儒生”的共識了，下一步就是怎樣具體落實了。
今天為會議做服務工作的是青年儒家組織“儒士社”，“儒士社”是一個“組織化儒生”的雛形，雖然現在還處於非常艱難的初創階段，但我相信以後會慢慢發展壯大。
現在儒家的事業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來做，孔孟的理想要靠信奉儒家價值的人來實踐，這些信奉儒家價值的人就是現代“儒生”，而現代“儒生”不能只停留在“彌散性儒生”階段，必須進入到“組織化儒生”階段，現在大家在這一點上已達成了共識，我相信今後中國大陸進入“組織化儒生”的發展階段已經為時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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