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觀，是儒家關於政治合法性的思考。談儒家自然離不開政治。近代以來，儒家為清末乃至更早的時候未能趕上資本主義萌芽而背上了一口大黑鍋，持否定態度的多，肯定態度的少，聲音非常微弱，以至於一提儒家就有被唾沫淹死的危險。所以在儒家知識論方面的挖掘、研究失去了很多的東西，也錯過了我們重新認識自己的機會。其實有很多的學者做了比較深入的研究，我們能夠看到的有盛洪先生的，《儒學的經濟學解釋》、蔣慶先生的《政治儒學》、盧國龍先生的《宋儒微言》、夏勇先生的《中國民權哲學》以及余英時先生的很多著述。可以說在精英層面有一些關注，在社會階層下陷，精英階層不斷劣化的世界性趨勢面前，大眾更是一無所知。從本質上講，儒家對於社會秩序方面的思考，很大程度是在政治層面來進行考量的。這裡面有一個原則，叫“天命觀”。我們在很多電影中看到古代的起義場景中，都掛有“替天行道”的大旗，以為都是農民起義的口號，殊不知這是精英階層的使命。天命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合法性判斷標準，慢慢累積成中華民族的文化原則。政權具有的合法性時，叫“天命所歸”，政權不具有合法性時，則是沒有了“天命”，就不配“替天行道”，這個天命必須被革去，這就是“革命”的由來。每一個政治團體，都不得不考慮政治的合法性，即“天命”，秉承了天命，就要替天行道，這就由“命”而“道”了。然後“德之”。這裡面又有一個原則包含在裡面，如何獲得天命？用什麼做判斷？“天命”的標準是什麼？這就又導出“德之”後的原則——民本主義。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民眾的需要就是天道。講到這裡，那些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們是不是變得比較熟悉了呢。這已經具有了現代憲政的意味，而彼時，中華民族的青春時代，西方還在矇昧的奴隸社會中徘徊，那些古希臘古羅馬的公民們，還只是少數幾個人，而多數人還不算是“人”，自然談不上人本主義。青春期的中華民族，讓民本主義具有了“天命”的內涵。在我們尋找到答案以前，應該先停一下，反對這些信史的某些意見，看到這樣說就會生氣，原因不多說，是一種不知道自己無知的愚蠢。歐洲文明是一個現代的標準，究其來源，也就是這個文明的最基本的因素，是由生活在其他地方的民族發端並在歐洲發展（美國是一個升級版的歐洲共同體）。就文明而言，不應該想當然以為現代的工業文明就比原始社會的文明更好，根據現在跨學科的研究成為趨勢，一方面有進步，另一方面也在退步，文明之間無需相互貶損。儒家的民本主義，在人類史上，至今仍然無可置疑地具有先進性，那些自認為是“上帝的選民”或者“XX優先”的論調，先驗性地就不具有合法性。從文化框架來看，歷經了幾千年磨礪的儒家，揹負了本不該由他揹負的罵名，是時候煥發生機了，給世界一個解決方案。重啟一下快被流氓軟件捆綁拖死而嚴重卡頓的系統，築上一道綠色清潔的防火牆。儒家，會讓世界重新看見“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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