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观，是儒家关于政治合法性的思考。谈儒家自然离不开政治。近代以来，儒家为清末乃至更早的时候未能赶上资本主义萌芽而背上了一口大黑锅，持否定态度的多，肯定态度的少，声音非常微弱，以至于一提儒家就有被唾沫淹死的危险。所以在儒家知识论方面的挖掘、研究失去了很多的东西，也错过了我们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其实有很多的学者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我们能够看到的有盛洪先生的，《儒学的经济学解释》、蒋庆先生的《政治儒学》、卢国龙先生的《宋儒微言》、夏勇先生的《中国民权哲学》以及余英时先生的很多著述。可以说在精英层面有一些关注，在社会阶层下陷，精英阶层不断劣化的世界性趋势面前，大众更是一无所知。从本质上讲，儒家对于社会秩序方面的思考，很大程度是在政治层面来进行考量的。这里面有一个原则，叫“天命观”。我们在很多电影中看到古代的起义场景中，都挂有“替天行道”的大旗，以为都是农民起义的口号，殊不知这是精英阶层的使命。天命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合法性判断标准，慢慢累积成中华民族的文化原则。政权具有的合法性时，叫“天命所归”，政权不具有合法性时，则是没有了“天命”，就不配“替天行道”，这个天命必须被革去，这就是“革命”的由来。每一个政治团体，都不得不考虑政治的合法性，即“天命”，秉承了天命，就要替天行道，这就由“命”而“道”了。然后“德之”。这里面又有一个原则包含在里面，如何获得天命？用什么做判断？“天命”的标准是什么？这就又导出“德之”后的原则——民本主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民众的需要就是天道。讲到这里，那些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们是不是变得比较熟悉了呢。这已经具有了现代宪政的意味，而彼时，中华民族的青春时代，西方还在蒙昧的奴隶社会中徘徊，那些古希腊古罗马的公民们，还只是少数几个人，而多数人还不算是“人”，自然谈不上人本主义。青春期的中华民族，让民本主义具有了“天命”的内涵。在我们寻找到答案以前，应该先停一下，反对这些信史的某些意见，看到这样说就会生气，原因不多说，是一种不知道自己无知的愚蠢。欧洲文明是一个现代的标准，究其来源，也就是这个文明的最基本的因素，是由生活在其他地方的民族发端并在欧洲发展（美国是一个升级版的欧洲共同体）。就文明而言，不应该想当然以为现代的工业文明就比原始社会的文明更好，根据现在跨学科的研究成为趋势，一方面有进步，另一方面也在退步，文明之间无需相互贬损。儒家的民本主义，在人类史上，至今仍然无可置疑地具有先进性，那些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或者“XX优先”的论调，先验性地就不具有合法性。从文化框架来看，历经了几千年磨砺的儒家，背负了本不该由他背负的骂名，是时候焕发生机了，给世界一个解决方案。重启一下快被流氓软件捆绑拖死而严重卡顿的系统，筑上一道绿色清洁的防火墙。儒家，会让世界重新看见“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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