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4 “尊孔讀經”何時休？

這本《問孔》是友人陳潔兄推薦給我的，拿到書後先略翻了翻，發現一半左右的篇目過去都讀過。不過，像編者朱曉先生這樣，將新文化運動前後各家的“非聖無法”的文字粘成一本，我倒是第一次見，不失為一種“視覺衝擊”，編者在各篇中且時時加以精準的按語和評註，並撰寫了幾篇代序，頗可見其良苦用心和不凡識見。總而言之，除了印刷稍顯粗陋（大概是為了節約成本，儘量降低定價的考慮），應該算是一本難得的好書。

對孔子這個人，我向來倒沒什麼不好的印象，對其作為身處亂世中“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一位老爺子，無論其所倡學說怎麼樣，畢竟是一位理想主義者，時時還保有幾分敬意的。不過，對於後世的“孔子之徒”們，實在是不敢恭維了，離我們遠的，講“天人感應”的玄虛，倡“三綱五常”的禮教之流，暫且不談了。

單說近的，這幾年對我觸動挺大的，有兩件事：

第一件是李零先生所撰的那本《喪家狗》，算是一本考證詳贍，旨在還原歷史孔子真面目的《論語》註釋作品，不過出版後，竟被當代的儒生們，群起而上，“鳴鼓而攻之”。——如果單是價值立場和信仰不同，發表異議，也就罷了，讓人意外的是，平素一本正經標榜“仁義道德”大講其“即用見體”的某“名儒”，不僅談不出什麼正經話，只會針對李零平素所研究的民間方術拿來說事，說人家是“搞房中術的”，深感當代“儒者”潑婦罵街實力的深湛，用流行的話說吧，實在是“話語霸權”之至了。

另外，就是前幾年，突然冒出“十博士”來——當時應該說是“十博士生”，現在應該都畢業了罷？——弄了個“抵制耶誕節”的什麼宣言，讀的時候，深感其行文氣勢洶洶，百年前義和拳“大師兄”、“二師兄”們的光輝形象，一齊“浮現在我的眼前”。按說，絕大多數人過節，無論是洋的也好，土的也罷，不過就是圖一樂兒，“干卿底事”啊？吾鄉曾有句不雅的俗語云：“管天管地，管不到拉屎放屁”，這些年輕的儒生們，竟然還干涉其我們的娛樂生活來了，用相聲裡的話，就是，“我不服”！

其實，這兩件事中儒生們的做派，有點年紀的人應該都不陌生，前者，不說理，先扣一個大帽子，旨在將對手“批倒批臭”後，再“踏上一萬隻腳”；後者，大有“狠鬥私心一閃念”之勢，意思無外，你看什麼玩什麼，都要我說了算，我說不行就不行。——想到這裡，隱隱覺得三四十年前“革命小將”們靈魂附體，實在有點毛骨悚然。

《問孔》的封面上有一行醒目的文字：“從聖賢文化到民眾文化，從精英社會到公民社會”，這應該寄託了編者朱曉先生的微意所在，也很抓到了問題的點子上。從儒家的早期典籍上開始，便有“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唯上智下愚為不移也”之類的論述，姑不論這些在孔子的思想中是否具有核心重要性，毫無疑問的是，這種“為君牧民”的思想文化專制觀念，卻是歷代專制統治者所最為歡迎的，並尤其致力於灌輸給庶民的，這也正是幾千年來宗法專制社會的合法性基礎所在。到了20世紀以來仍然是如此，有個很明顯的現象，正如何兆武先生指出的，當時提倡“尊孔讀經”的，全是些反民主的軍閥和野心家（《文化漫談》）。收入文集中的魯迅先生文章中有如下論述：

從二十世紀的開始以來，孔夫子的運氣是很壞的，但到袁世凱時代，卻又被重新記得，不但恢復了祭典，還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們穿起來。跟著這事而出現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門終於沒有敲開，袁氏在門外死掉了。餘剩的是北洋軍閥，當覺得漸近末路時，也用它來敲過另外的幸福之門。盤踞著江蘇和浙江，在路上隨便砍殺bx的孫傳芳將軍，一面復興了投壺之禮；鑽進山東，連自己也數不清金錢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數目的張宗昌將軍，則重刻了《十三經》，而且把聖道看作可以由肉體關係來傳染的花柳病一樣的東西，拿一個孔子後裔的誰來做了自己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門，卻仍然對誰也沒有開。（魯迅：《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見《問孔》114頁。）

軍閥們推崇孔子之學，這不能只視為偶然。儒家中文化專制思想的成分，經過幾千年的涵化和灌輸，恐怕已經成為了全體國民的一種“文化共業”，這也正應該是離我們很近的“十年浩劫”發生的文化深層原因。“為君牧民”的思維，在當代的某些儒教思潮中也可以得到印證，錢理群先生在批評所謂“政治儒學”時已然指出：

《問孔》的內容編作兩部分，除了第一部分叫做“說儒問孔”，第二部分頗為“旗幟鮮明”地提出“我們今天還不配讀經”。——說起“讀經”，這可是這些年一項巨大的“文化產業”，上至所謂的“大師”南懷瑾，下至遍地都是的大大小小“國學班”中，都能看到一些穿戴古裡古氣，好像影視劇中的人物，甩著腔調領著我們一群“祖國的未來花朵”念“粵若稽古”、“君子好逑”之類，捎帶著還搞一些煞有介事的“士冠禮”、“相見禮”之類的宗教儀式。這些現象，朱曉先生在其本篇“代序言”也有介紹，諸如：

廢科舉九十八年之後的2004年，蔣慶、郭齊家等人在中國大陸推動兒童讀經活動，出版有《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讀本》，蔣自誇該書“十萬之文，經典精華盡在是；十二之冊，聖賢法言萃於此”，為編該書蔣所發的感慨是：“宣聖刪述代作之意，朱子訓蒙養正之心，於今吾知之矣！吾知之矣！”據蔣2004年5月23日為該書所寫的前言中聲稱：“自從中國開展兒童讀經活動以來，已有四百萬兒童在讀經。”蔣向世人應許，“惟吾中華兒童手持一編讀之讀之再讀之，而他日君子之國，大同之世，必在此朗朗讀書聲中冉冉升起也！” （《問孔》167頁）

蔣慶君的某些文章，我是看過一點的，就其學養而言，他自己文章中的“經典解讀”，隨處都是主觀任意甚至是缺乏歷史常識的錯誤，我一直很懷疑他所推崇的“經書”，自己真正讀懂了多少。至於他的前輩南懷瑾的經典詮釋水準，我們不妨參看已故張中行先生所撰的《看閒書二題之》，應便可見其餘了。“經”的好壞是非姑不論，單看所提倡者的人們的水準，便感此事頗有些“凶多吉少”。

對於青少年是否應該“讀經”，或者怎麼才算是“讀經”，《問孔》中收入了老教育家葉聖陶先生的文章，論述可謂透徹：

讀經，怎樣讀呢？當然還是照傳統的方法，像畫符唸咒那樣地讀。讀了之後感到一種神秘的麻醉力，彷彿喝了過量的酒。於是寫起文章發起言論來，無不如從前應制的經義：或者一字一名的鑽研，走到所謂“雕蟲小技”的“牛角尖”裡去。至於行為方面，就不折不扣當那些提倡讀經的人的“幫閒”，作維護封建勢力的籬笆。這時候，那些提倡讀經的人是躊躇滿志了；但是，被迫讀經的青年卻給葬送了。（葉聖陶：《讀經》，見《問孔》，231頁。）

看當代讀經的孩子，包括領著讀經的人，無外都是“像畫符唸咒那樣地讀”，既然現在又不用寫八股文了，恐怕也只能剩下一點宗教儀式的催眠效力了。葉老說的好，“所謂‘經’是什麼東西，那些提倡讀經的人未必知曉”，事實上：

所謂“經”乃是古代的文化史料。在大學生及專門家，如果研究古代的文化，“經”是必要的對象的一部分。研究者對於研究的對象是取客觀態度的，既不奉為神聖，也不“斥為死物”，只還它個本來面目。（葉聖陶：《讀經》，見《問孔》，231頁。）

以經書為史料，才是一個正確對待歷史文化遺產的態度，這一點在昔日的“國學大師”們中，也是早有論斷的。收入《問孔》中的，有章太炎先生的一篇講稿《經的大意》，裡面反覆闡發清儒章學誠所言之“六經皆史”之義，朱曉在批註中強調太炎的說“這句話，真是撥雲霧見青天！”（170頁）——太炎先生的弟子錢玄同，更援引古人之語，將《春秋》等經書形象地喻為“斷爛朝報”、“流水賬簿”，史料價值自有之，至於若像蔣慶諸君那樣，想從中找尋當代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留下的恐怕只有滑稽可笑了。

最後，抄錄自己2006年寫漢代王充（“問孔”之名，恐怕便是取典於《論衡》中的篇名）一首打油詩，期與編者和讀者共勉罷：

浮世崇華尚妄虛，幾多聖徒說怪奇。

問孔刺孟真君子，西京風氣自此移。

在此，由衷祈願，尊孔讀經，可以休矣！

（文見《 中華讀書報 》 2012年07月04日 15 版，發表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