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4 “尊孔读经”何时休？

这本《问孔》是友人陈洁兄推荐给我的，拿到书后先略翻了翻，发现一半左右的篇目过去都读过。不过，像编者朱晓先生这样，将新文化运动前后各家的“非圣无法”的文字粘成一本，我倒是第一次见，不失为一种“视觉冲击”，编者在各篇中且时时加以精准的按语和评注，并撰写了几篇代序，颇可见其良苦用心和不凡识见。总而言之，除了印刷稍显粗陋（大概是为了节约成本，尽量降低定价的考虑），应该算是一本难得的好书。

对孔子这个人，我向来倒没什么不好的印象，对其作为身处乱世中“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一位老爷子，无论其所倡学说怎么样，毕竟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时时还保有几分敬意的。不过，对于后世的“孔子之徒”们，实在是不敢恭维了，离我们远的，讲“天人感应”的玄虚，倡“三纲五常”的礼教之流，暂且不谈了。

单说近的，这几年对我触动挺大的，有两件事：

第一件是李零先生所撰的那本《丧家狗》，算是一本考证详赡，旨在还原历史孔子真面目的《论语》注释作品，不过出版后，竟被当代的儒生们，群起而上，“鸣鼓而攻之”。——如果单是价值立场和信仰不同，发表异议，也就罢了，让人意外的是，平素一本正经标榜“仁义道德”大讲其“即用见体”的某“名儒”，不仅谈不出什么正经话，只会针对李零平素所研究的民间方术拿来说事，说人家是“搞房中术的”，深感当代“儒者”泼妇骂街实力的深湛，用流行的话说吧，实在是“话语霸权”之至了。

另外，就是前几年，突然冒出“十博士”来——当时应该说是“十博士生”，现在应该都毕业了罢？——弄了个“抵制耶诞节”的什么宣言，读的时候，深感其行文气势汹汹，百年前义和拳“大师兄”、“二师兄”们的光辉形象，一齐“浮现在我的眼前”。按说，绝大多数人过节，无论是洋的也好，土的也罢，不过就是图一乐儿，“干卿底事”啊？吾乡曾有句不雅的俗语云：“管天管地，管不到拉屎放屁”，这些年轻的儒生们，竟然还干涉其我们的娱乐生活来了，用相声里的话，就是，“我不服”！

其实，这两件事中儒生们的做派，有点年纪的人应该都不陌生，前者，不说理，先扣一个大帽子，旨在将对手“批倒批臭”后，再“踏上一万只脚”；后者，大有“狠斗私心一闪念”之势，意思无外，你看什么玩什么，都要我说了算，我说不行就不行。——想到这里，隐隐觉得三四十年前“革命小将”们灵魂附体，实在有点毛骨悚然。

《问孔》的封面上有一行醒目的文字：“从圣贤文化到民众文化，从精英社会到公民社会”，这应该寄托了编者朱晓先生的微意所在，也很抓到了问题的点子上。从儒家的早期典籍上开始，便有“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唯上智下愚为不移也”之类的论述，姑不论这些在孔子的思想中是否具有核心重要性，毫无疑问的是，这种“为君牧民”的思想文化专制观念，却是历代专制统治者所最为欢迎的，并尤其致力于灌输给庶民的，这也正是几千年来宗法专制社会的合法性基础所在。到了20世纪以来仍然是如此，有个很明显的现象，正如何兆武先生指出的，当时提倡“尊孔读经”的，全是些反民主的军阀和野心家（《文化漫谈》）。收入文集中的鲁迅先生文章中有如下论述：

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重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门终于没有敲开，袁氏在门外死掉了。余剩的是北洋军阀，当觉得渐近末路时，也用它来敲过另外的幸福之门。盘踞着江苏和浙江，在路上随便砍杀bx的孙传芳将军，一面复兴了投壶之礼；钻进山东，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的张宗昌将军，则重刻了《十三经》，而且把圣道看作可以由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拿一个孔子后裔的谁来做了自己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门，却仍然对谁也没有开。（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见《问孔》114页。）

军阀们推崇孔子之学，这不能只视为偶然。儒家中文化专制思想的成分，经过几千年的涵化和灌输，恐怕已经成为了全体国民的一种“文化共业”，这也正应该是离我们很近的“十年浩劫”发生的文化深层原因。“为君牧民”的思维，在当代的某些儒教思潮中也可以得到印证，钱理群先生在批评所谓“政治儒学”时已然指出：

《问孔》的内容编作两部分，除了第一部分叫做“说儒问孔”，第二部分颇为“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今天还不配读经”。——说起“读经”，这可是这些年一项巨大的“文化产业”，上至所谓的“大师”南怀瑾，下至遍地都是的大大小小“国学班”中，都能看到一些穿戴古里古气，好像影视剧中的人物，甩着腔调领着我们一群“祖国的未来花朵”念“粤若稽古”、“君子好逑”之类，捎带着还搞一些煞有介事的“士冠礼”、“相见礼”之类的宗教仪式。这些现象，朱晓先生在其本篇“代序言”也有介绍，诸如：

废科举九十八年之后的2004年，蒋庆、郭齐家等人在中国大陆推动儿童读经活动，出版有《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读本》，蒋自夸该书“十万之文，经典精华尽在是；十二之册，圣贤法言萃于此”，为编该书蒋所发的感慨是：“宣圣删述代作之意，朱子训蒙养正之心，于今吾知之矣！吾知之矣！”据蒋2004年5月23日为该书所写的前言中声称：“自从中国开展儿童读经活动以来，已有四百万儿童在读经。”蒋向世人应许，“惟吾中华儿童手持一编读之读之再读之，而他日君子之国，大同之世，必在此朗朗读书声中冉冉升起也！” （《问孔》167页）

蒋庆君的某些文章，我是看过一点的，就其学养而言，他自己文章中的“经典解读”，随处都是主观任意甚至是缺乏历史常识的错误，我一直很怀疑他所推崇的“经书”，自己真正读懂了多少。至于他的前辈南怀瑾的经典诠释水准，我们不妨参看已故张中行先生所撰的《看闲书二题之》，应便可见其余了。“经”的好坏是非姑不论，单看所提倡者的人们的水准，便感此事颇有些“凶多吉少”。

对于青少年是否应该“读经”，或者怎么才算是“读经”，《问孔》中收入了老教育家叶圣陶先生的文章，论述可谓透彻：

读经，怎样读呢？当然还是照传统的方法，像画符念咒那样地读。读了之后感到一种神秘的麻醉力，仿佛喝了过量的酒。于是写起文章发起言论来，无不如从前应制的经义：或者一字一名的钻研，走到所谓“雕虫小技”的“牛角尖”里去。至于行为方面，就不折不扣当那些提倡读经的人的“帮闲”，作维护封建势力的篱笆。这时候，那些提倡读经的人是踌躇满志了；但是，被迫读经的青年却给葬送了。（叶圣陶：《读经》，见《问孔》，231页。）

看当代读经的孩子，包括领着读经的人，无外都是“像画符念咒那样地读”，既然现在又不用写八股文了，恐怕也只能剩下一点宗教仪式的催眠效力了。叶老说的好，“所谓‘经’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读经的人未必知晓”，事实上：

所谓“经”乃是古代的文化史料。在大学生及专门家，如果研究古代的文化，“经”是必要的对象的一部分。研究者对于研究的对象是取客观态度的，既不奉为神圣，也不“斥为死物”，只还它个本来面目。（叶圣陶：《读经》，见《问孔》，231页。）

以经书为史料，才是一个正确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态度，这一点在昔日的“国学大师”们中，也是早有论断的。收入《问孔》中的，有章太炎先生的一篇讲稿《经的大意》，里面反复阐发清儒章学诚所言之“六经皆史”之义，朱晓在批注中强调太炎的说“这句话，真是拨云雾见青天！”（170页）——太炎先生的弟子钱玄同，更援引古人之语，将《春秋》等经书形象地喻为“断烂朝报”、“流水账簿”，史料价值自有之，至于若像蒋庆诸君那样，想从中找寻当代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留下的恐怕只有滑稽可笑了。

最后，抄录自己2006年写汉代王充（“问孔”之名，恐怕便是取典于《论衡》中的篇名）一首打油诗，期与编者和读者共勉罢：

浮世崇华尚妄虚，几多圣徒说怪奇。

问孔刺孟真君子，西京风气自此移。

在此，由衷祈愿，尊孔读经，可以休矣！

（文见《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7月04日 15 版，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