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慶：我只是一個儒者
原載《瞭望東方週刊》2006年2月
《瞭望東方週刊》2006年2月的原始採訪稿與實際刊出稿有較大出入，現將原始採訪稿刊佈，望讀者善讀。蔣慶謹識。
電話那頭的蔣慶，聲音略顯疲倦。他最近接受了數不清的記者採訪，開口便說，“我要說的都寫在文章裡了。”
去年年底，在中國思想界引起軒然大波的《關於重建中國儒教的構想》便是出自蔣慶之手。這篇文章，完整地闡述了他重建中國儒教文明的構想。
在文中，蔣慶不僅充分肯定了儒教的治世功能和國教地位，還將中國儒教的重建具體歸納為十個方面的內容，明確提出成立“中國儒教協會”。
一時間，毀者有之，譽者有之。蔣慶對外界的譭譽不以為然，“批評多的話，從側面反映出，重建儒教的這些訴求，是該正視面對了。”
儒教文明的迴歸
整個2005年，國學、祭孔、儒教成為年度思想界的三大熱點問題。中國人民大學成立國學院，中國社科院成立儒教研究中心，官方和民間公開祭孔，再次使儒學與儒教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
這些話題的辯論，在“第一屆全國儒教學術研討會”上達到高峰。此次會議由中國社科院儒教研究中心和廣東信孚教育集團聯合舉辦。
會上，《中國儒教研究通訊》正式面世。傾向基督教立場的何光滬、李向平，傾向自由主義立場的秋風、袁偉時、楊陽，傾向保守主義立場的蔣慶、陳明等直接對話。
蔣慶認為今年思想界的這些重大事件表明了儒教文明在開始迴歸。
“宗教是文明的集中體現，是文化的精神載體，因此，儒教是中華文明的集中體現與中國文化的精神載體。現在中國人開始關注儒教問題，這表明100年來，儒教文明開始從衰落走向迴歸。
一個文明出現衰落現象之後，要走到低谷才會反彈。文革的巨大政治動亂、現在中國人文化身份與文化自我的嚴重失落以及當今中國社會普遍的生命信仰空虛和精神道德危機就是這個低谷。”
儒教大討論、國學院成立、首屆全國儒教會議的召開，這些現象，他認為是中國文化復興的代表性事件。
“因為種種原因，現在中國人開始對自己的文化覺悟，開始認識到自身文明的價值。
100年來，中國也有不少儒家知識分子在歐風美雨的衝擊下努力從事著中國文化復興的工作，但是，由於儒教崩潰，儒家極度邊緣化，他們的工作一般只限於學理的層面，他們從事的只是“守道”“繼絕”的工作，與中國的公共生活沒有關聯，老百姓也感受不到他們的存在。
但在2005年，情況就不同了，不僅持不同觀點的學者們在一起認真討論儒教問題與國學問題並且達到了某些共識，而且很多媒體也主動關注事件的進展並爭相報道討論的情況，而互聯網上的爭論批評更是鋪天蓋地。
這充分表明，儒教與國學問題成了中國的公共事件，儒家的聲音已進入了中國的公共話語領域，並且，儒家的訴求也開始進入中國的公共政治領域，因為大學是國民教育，社科院是國家體制，這些都屬公共政治領域。
因此，中國現在的儒家已走出百年來極度邊緣化的困境，開始恢復儒家的社會政治功能，因為儒家之學本來就是社會政治之學，進入公共社會政治領域本身就是儒家的使命與訴求。
儘管儒家進入公共領域表達自己的社會政治信念引起了很多中國人的反應與批評，但這正表明，儒家在公共領域的出場觸及了百年來中國人最敏感的神經，因為百年來絕大多數中國人都認為儒家已死，不可能再有生機，更不可能再度進入公共領域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
雖然儒家文化的復興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儒家正在從邊緣走向中心則是中國的現實，而不管你喜不喜歡這個現實。”
人大國學院討論，是2005年最重要的文化事件，這是2004年“讀經討論”的繼續。
自“五四”以來，儒教文明的影響在逐漸衰退，儒家文化不斷被邊緣化，不斷退出公共領域。
在蔣慶看來，儒教文明迴歸的標誌，就是儒家文化重新進入公共領域，成為公共的文化事件。
“現在看來，雖然並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認同儒教價值，但最起碼認同的人比以前多了很多，在當今中國的顯學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中，已經有相當多的人在某種程度上已開始認同儒教價值了。
對儒教文明的重建與儒家文化的復興，你可以反對，但你不能迴避，因為這已成為一個廣泛的文化訴求與事實。
另一方面，反對儒教文明重建與儒家文化復興的聲音仍然普遍存在，一些站在西方價值立場上持自由民主意識形態的人仍然堅持“五四”確立的“反傳統的傳統”，他們的反對多是情緒性的、意識形態性的，而不是學理性的，分析性的。”
蔣慶說。
“儒家價值才是真正的普世價值”
上述的那篇文章，在網絡上遭到了以五嶽散人、羽戈為首的持自由主義立場網民的一致批評。蔣慶認為那些批評都是善意的，“如果沒人反對，那就說明儒家沒有影響力。”
“一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不能同情地理解當代儒家的訴求。一聽到批評自由民主的聲音，就非常反感。他們認為自由民主是人類最高價值，只能信奉，不能反對，這樣自由民主就成了必須迷信崇拜的‘民主教’。
其實自由民主只是西方文化中的一種價值，並且是西方近代文化的產物，具有西方近代文化的特徵與屬性，因此是不能普世化的，不是人類最高價值。
比如西方的宗教迫害產生了權利觀念，影響到西方現代的政治制度，而在中國歷史中，沒有這樣的情況存在。我們是三教並存，沒有因信仰產生的大規模宗教迫害，儒釋道三教共處，不存在異教徒。
福山說民主是普世價值，所有人類政治的不完滿都是因為沒有實現民主價值造成，這是將西方價值人類化，是一種典型的西方中心論。
另外，在民主的內容上，民主也不是普世價值。民主是功利性的，不具備道德的內容，因而民主政治不具有普世價值。只有建立在道德上的政治，才具有普世價值。”
他說，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大國在國際上奉行“霸道規則”，誰有實力誰就支配世界，“任力不任德”的“霸道”不能給世界帶來和平，只有儒家倡導的“任德不任力”的“王道規則”才能最終解決世界和平的問題。
相反，蔣慶認為儒家的價值才是真正的普世價值。他說：
“衡量普世價值的標準是看這種價值的接受程度是否與人類的福利成正比，也就是說，接受這種價值的人越多人類的福利就越大，這樣的價值才是普世價值，而儒家價值正是這樣的價值。
比如說，儒家信奉的仁、義、禮、智、信價值以及建立在道德基礎上的‘王道規則’接受的人越多人類的福利就越大，而建立在功利上的個人主義自由民主價值與建立在強力上的‘霸道規則’接受的人越多人類的福利就越少，所以，儒家的價值才是真正的普世價值，自由民主的價值不是普世價值。
100年來，在西方的衝擊下，儒教崩潰，國人普遍迷信西方，才誤認為西方價值是普世價值，而看不到儒家價值即中國文化的價值才是真正的普世價值。
由於近代儒教崩潰，帶來了中國社會全方位的問題，即帶來了中國政治合法性的缺位、中國社會行為軌則的失序、中國文化身份與文化自我的喪失、中國人生命信仰的空虛以及精神道德的危機等一系列問題，怎麼辦呢？
要解決這一系列問題只有復興中國固有的儒教文明，具體說來只有復興中國文化以及重建儒教才能解決這一系列問題。”
“我一直強調，以儒教為特徵的儒家文化不是一個思想學派，而是一個文明形態，可以同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對話，但不能把儒家文化降為一個思想學派同自由民主主義對話，如果這樣做是不公平的，是抬高了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學派的地位而貶低了儒家文化。”
“我只是一個儒者”
外界稱蔣慶為“當代大儒”，蔣慶認為這是別人給他戴的帽子或者貼的標籤。蔣慶說：
“近代以來儒家文化受到的摧殘太嚴重了，我們是在儒家文化遭到亙古所未有的生態性破壞的時代來複興儒家文化，我們現在只是在做恢復儒家文化土壤與播下儒家文化種子的工作，還不能奢望在中國馬上長成儒家文化的大樹，所以，當代中國的文化條件還不足以產生大儒，我只是一個儒者。”
在主張復興儒家文化的學者中，蔣慶比康曉光、陳明走得更遠。
他不僅在學理上試圖建立當代儒學的解釋系統與儒家的制度構架，提出了重建儒教的具體操作方法，在個人生活方面，他更像一個隱士，和學院中的儒家學者截然不同。
他自號“盤山叟”，乃是因為他讀書修學所居之地在貴州修文縣的雲盤山，明代大儒王陽明“龍場悟道”的“陽明洞”即在此處。
連綿起伏的數個院落，構成了蔣慶復興儒家書院傳統所建的“陽明精舍”。
“我選擇這裡修建儒家書院是出於文化的原因。王陽明以後500年，中國沒有出現一個大儒，現在講儒學遠可以追溯到孔子，但近則必須接著陽明。選擇陽明先生成道之地恢復古代書院制度，具有文化象徵的含義在裡頭。”他說。
陽明精舍是傳統的中式建築，按各處的功能，名為松風館，感物廳，水雲軒，奉元樓，復夏堂，繙經閣，性天園，存心齋，樂道園，俟聖園，桂竹園，月窟居，退藏菴。
比如水雲軒的對聯就是“山月出時，清簫一曲乾坤靜；松風過後，濁酒半杯天地寬。”樂道園是“獨宿深山，天心月滿時，有孔顏之樂；默居靜室，簷下雨疏處，正堯舜所思。”光是二十多幅楹聯，就可見精舍主人的意趣所在。
每年冬天的時候，蔣慶就回到深圳。今年夏天，由於身體不適，他在9月就回到了深圳，一直在看病靜養。偶爾才會出去參加一些學術活動。對他來說，陽明精舍是他精神上的家。
但是蔣慶不願多談他的個人生活。“我不能談我自己，我只是力圖按照儒者的標準來做事做人，我離儒者的標準還很遠。”
他說，“我關心的是儒家學理的迴歸重建及其實踐落實問題，儒家之學既是完善個體生命的內聖儘性之學，同時也是完善社會政治的外王盡制之學，而儒家的‘內聖外王之學’不能僅僅只是口頭講說，還須進行生命與社會的實踐。這是儒家的基本性格。
按照儒家的學理價值去生活，去做事，就是在實現儒家的理想，這在儒家文化遭到生態性破壞的當今中國社會異常的艱難，這種艱難古人不可能想象！
儒者的心態是儘性立命成已成物而盡其在我，至於個人的窮通得失，社會的褒貶譭譽以及理想的成敗利純，則可以不動心矣。”
鏈接：蔣慶，男，西曆一九五三年生，字勿恤，號盤山叟，祖籍江蘇徐州，出生、成長於貴州貴陽。西曆一九八二年畢業於西南政法大學法律系（本科），先後任教於西南政法大學、深圳行政學院。西曆二〇〇一年申請提前退休，在貴陽龍場建陽明精舍。主要著作有《公羊學引論》（遼寧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政治儒學——當代儒學的轉向、特質與發展》（三聯書店二〇〇三年版）、《以善致善：蔣慶與盛洪對話》（三聯書店二〇〇四年版）、《生命信仰與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現代價值》（臺北: 養正堂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九十三年版[西曆二〇〇四]），《儒學的時代價值》（四川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儒家社會與道統復興——與蔣慶對話》（範瑞平主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再論政治儒學》（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儒教憲政秩序》（英文版，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廣論政治儒學》（東方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版）、《政治儒學默想錄》（福建教育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主編《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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