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貧富差距大了不好；但很少有究其根本去探討為什麼不好的。往輕點說，貧富差距會導致階層固化，加大社會不公，而不公又導致各階層喪失積極性，讓社會喪失發展動力或者引發低收入者犯罪等等；往重了說，就會導致社會撕裂，國家分裂、區域性獨立甚至引發內戰等災難性後果。歷朝歷代的滅亡因素都少不了貧富差距；但明清兩代的貧富差距卻有著新的表現。
每個朝代建立久了都會有”末期病“，且清朝一來保留了明朝士紳階級在漢地的統治地位，作為一個新朝代，在一開始就繼承了這種末期病。所以我們發現清朝的官場從始至終都是腐朽的。而之所以清朝還能屹立兩百年不倒，則是靠皇帝發明了最集權的制度來約束腐敗官員對其統治的影響。16世紀後，歐洲列強拉開全球化的序幕，中國也不免受其影響，兩朝都以不同方式打開了國門，這就讓開放的沿海地區與閉塞的內陸地區形成了巨大的撕裂。
明朝隆慶開關後，江浙閩三省成了中國納入全球化的前沿口岸，上海的雛形——松江，在明末就已經成形，上海人徐光啟成為了明末西學東漸的領軍人物，作為士紳階級的精英代表，讓中華文明及時地接觸並主動地消化西方文明是非常有進步意義的。另外，由於外貿的發展，明朝的產品是當時在全球最具競爭力的，幾乎是完全的出口國，西班牙從美洲開採的白銀，半數以上都流入了中國，當然主要還是在江南一帶流通。
這就造成了江南的士紳階級的極度富庶與窮奢極欲地縱樂，奢侈品消費盛行。而在閉塞乾旱的內陸，則是一副地獄狀況，陝北的樹皮都被啃光了。雖說“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是階級社會的常態，哪怕在風頭正盛的歐洲列強，也有賣火柴的小女孩凍死街頭。但這種懸殊的差距體現到同一個國家的不同地域之間，則造成了社會撕裂。西北都陷入飢餓，江南都繁華富庶，那西北的饑民定會拼命地向東南掠奪，最終湮滅掉江南的繁華。
事實也是如此，李自成起義軍從西北出發，先向東掠奪了華北平原，讓華北也出現了饑民，然後華北饑民又在清軍的組織下，又毀滅了江南的富庶。清末也是如此，當時已是電報時代，開放的上海、廣州等口岸，同國外的聯繫遠遠大於同周邊鄉鎮的聯繫，成為全球商業體系在一個落後農業國裡的飛地，然後導致農村秩序和都市秩序的撕裂。這一撕裂最終成了國共兩黨形成的基石（國民黨掌控城市工商業秩序，共產黨則從農村包圍城市）。這就是地域性貧富差距導致的一系列蝴蝶效應，讓大一統國家意識到全面均衡發展的重要性。
在災難面前，明朝的士紳階級自始至終都抱緊錢袋，清朝的保守派到滅亡的前一天都拒絕全方位的改革，這兩朝的統治階級都看到了社會撕裂，但仍然不計後果地拒絕調整，最後因為適應能力差，帶著整個社會走向毀滅。面對他們製造出來的災難時，統治階級既不作為，也不及時調戰略，只盯著自己的利益，最後一步一步看著社會走向潰敗，讓整個社會成為他們的殉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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