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古代中國“大一統”的起源與發展

今日憶秦皇,虎視傲東方。一朝滅六國,功業蓋穹蒼。

——唐·李白·《懷古》

公元前221年,隨著最後一任齊王的獻城投降,秦軍將士的戰靴終於踏進了位於臨淄的齊國王宮,這個由姜太公所建,立國800多年的古老王國終於屈服在秦國的鐵蹄之下,也標誌著原戰國六國的廣袤國土完全納入了秦國的統治之下。

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一個真正的大一統王朝國家,“功業蓋穹蒼”即是詩仙李白對秦始皇統一六國這一重大事件的稱讚。從此,自秦朝以後,中國歷史上雖然多次出現動亂分裂,最後卻始終歸於統一,使得中華民族的血脈和文化延續至今,不絕其祀。

讓中華民族多次在戰亂分裂中多次浴火重生,把廣袤國土始終保持成一個完整版圖,並形成了獨特歷史文化的根源,就是“大一統”。

“大一統”出處典籍在於戰國時期的《公羊傳·隱公元年》:“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唐人徐彥為《公羊傳》作疏雲:

“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統天下,令萬物不一一皆奉之以為始,故言大一統也。”可見,《公羊傳》所說的“大一統”,是指周代立國,天下以周文王即位的那一月為正月,以尊重周王朝統一天下。這裡的“大”為尊重之意。而隨著歷史的發展,“大一統”逐漸成為了王朝統一統治全國的概念。《後漢書·王吉傳》雲:“《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

與周代分封制下諸侯國各行其政的象徵性的,鬆散形式的“大一統”不同,秦國統一天下後,在全國實行了相對先進,管理層次更加清晰分明的郡縣制,政由上出,真正把“大一統”落實在了國家制度上。

我們從歷史的發展脈絡可知,任何一種思想或制度,都是對前人的實踐經驗不斷總結、改進、發展得來,“大一統”也並非秦始皇及其屬下官員憑空發明而來,而是經過了前代無數歲月逐漸成形的。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古代中國“大一統”的起源與發展

一、宗族制度:“大一統”的起源與發展的“母體”

人類歷史上,很早就出現了以血緣關係為聯繫的宗族。基督教聖經《舊約》中第五章《亞當之後裔》系統地介紹了亞當的子孫後裔不斷繁衍,形成了一個以亞當為共同祖先的宗族。而中國在上古時期,則形成了以黃帝為共同祖先的族裔,併產生了原始的宗族制度。根據《史記》中的記載來理順,我們可以看出,儘管實行禪讓的堯、舜、禹並不是直接的父子關係,但他們之間卻存在著相同的血緣關係。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古代中國“大一統”的起源與發展

由此可見,上古時期的中國,形成了一個以黃帝后裔家族為統治核心,統治本族裔部落和其他部落原始宗族制度。當這個宗族強大起來並對外擴張的時候, 宗族的統治者就將其統治意志施加於所征服的區域中。

《史記·五帝本紀》記載,黃帝吞併炎帝部族,擊敗蚩尤後,“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徵之”,並“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用左右大監來監督其他部落,顯然是用以保證其他部落對黃帝部落的服從,將黃帝及其後裔的統治集團意志施加在所征服的部落中。而在尚未走出原始矇昧的上古時期,統治者對領地的控制手段主要是依靠宗族制度,它要求本宗族和其他臣服宗族的族人對統治者服從,依照統治者宗族的意志行事,而統治者也不會允許本宗族和所統治的其他宗族出現分裂背叛的情形。如帝舜時代,在治水完成後,把不同的部族分封到九州不同地區,並要求諸侯“祗臺德先,不距朕行”,即要求諸侯不要違背帝舜的統治措施,還讓禹確定了不同地區的功能和賦稅標準。

就這樣,“大一統”就從它的“母體”——宗族制度中自然而然地孕育起來。

當然,此時的社會還處於部落狀態,宗族制度也處於原始形態,嫡長子繼承製和大小宗制尚未形成成熟制度,“大一統”也處於朦朧的萌芽時期,但它卻為中華民族延綿千年而不絕的家國情懷奠定鑿出了源頭。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古代中國“大一統”的起源與發展

二、夏商周三代:“大一統”雛形初現

夏商周三代是古代中國宗族制度逐漸發展、成形、成熟的時期。伴隨著宗族制度的成長,“大一統”也逐漸成形發展。

我們從前所言《後漢書·王吉傳》對於“大一統”的詮釋可知,“大一統”強調天下共同遵守同一種穩定而有序治理模式,方能夠“九州共貫”,而宗族制度的發展成熟,則為“大一統”的成長提供了溫床。

夏、商兩代的天下形勢,主要是一種鬆散的軍事聯盟,並沒有形成完整固定的國家形態,但由於宗族制度在這段時期的進一步發展,其中兩個重要特點——嫡長子繼承製和大小宗製得以正式確定。嫡長子繼承製確定了宗族內核心統治者的身份,大小宗制明確了統治和被統治階層之間的關係。這兩個制度的確定,使得社會治理模式成為一種穩定的秩序。在這段期間,有件值得注意的事是商湯滅夏桀而稱帝后,“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會以晝。”,即商湯將夏代曆法中以寅月為歲首改為丑月為歲首,在服飾上崇尚白色,在白天舉行朝會。這說明商代統治者在統治制度上要求天下遵從其規定,正符合“大一統”中的

“九州共貫”之意,“大一統”開始展現出了它清晰的輪廓。

至周代,在宗族制度的基礎上,分封制誕生了大批脫離了部落形態,具有國家意義的諸侯國,在這種看似散亂的天下治理模式中,卻正是“大一統”大發展的時期。

《左傳·昭公二十八年》載:“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至周公執政期間,又進行了一次分封,《荀子·儒效》曰:“(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

從以上記載可以看出,周初統治者的大量分封諸侯,將姬姓統治階層宗族族人廣泛散播到廣大的地區中,由於佔諸侯多數的姬姓王族與周王室有著天然的血緣關係,使得這些被統治地區與周王室之間產生了明確的族群認同,即便是非姬姓封國,也要施行周王室制定的國家制度。這樣,就形成了一種有著廣泛的族群認同和統一制度的國家制度的天下形勢。另外,由於所分封的大量諸侯為姬姓王族,“天下”的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周王室宗族的“家務事”。周天子為“天下”共主,各諸侯國服從周天子的統治,實行統一的國家制度,正所謂

“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可以說,“大一統”雛形初現。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古代中國“大一統”的起源與發展

三、春秋戰國:“大一統”的成長與成人禮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詩經·小雅·穀風之什·北山》

春秋戰國時期,天下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隨著諸侯國之間的攻伐兼併加劇,“大一統”在這段時期成為列國貴族士大夫們的政治共識,不但付諸於行動,而且見諸於文字。

在春秋和戰國這兩個不同歷史階段,天下形勢不同,“大一統”的表現形式也有所不同,概況來說就是春秋時期的尊王攘夷和戰國時期的滅國兼併。

  • 尊王攘夷:春秋以王之名的“大一統”

“大一統”在春秋時期的具體表現就是“尊王攘夷”的霸王之道。“尊王攘夷”分為“尊王”和“攘夷”兩個部分,“尊王”即承認周天子的領導地位,並維護其領導地位。“攘夷”則是在“尊王”的前提下,取得周天子承認的對諸侯的領導地位後,以“諸夏”之首的身份對“非我族類”的夷人進行戰爭。這種做法,傳遞出了一種極其明顯的在統一的領導者領導下的同一族裔對抗其他族裔的特點,維護了名義上的周天子統治下的天下一統局面。自春秋首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實行了這一以王之名的“大一統”後,有實力的大國紛紛效仿,成為春秋時期的“大一統”模式。

“大一統”以“尊王攘夷”的形式表現,主要原因是春秋時期雖然周天子權勢衰微,但作為天下共主的政治慣性仍在,“尊王”是一種政治正確行為,大國需要以周天子的名義來佔據政治道德高地,方能夠領導其他諸侯,這與三國東漢末年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在本質上是一樣的。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古代中國“大一統”的起源與發展

  • 滅國兼併:戰國一統天下的“大一統”

戰國時期,攻伐兼併加劇,無數小國被大國吞併,由此造成了原有的大國之間的緩衝地帶不復存在,大國之間直接接壤。各國不得不求存圖強,以期壯大自身,避免被強者吞併,並謀求吞併弱小。在這段時期內,“大一統”進一步演變,不再假周天子之名——周王室也成為了吞併對象,成為了大國直接吞併,施行自己統治意志的真正“大一統”。這種情形下,就出現了秦始皇橫掃六合,吞併八荒的征服。

秦國對六國的征服,從表面上看,似乎與古羅馬帝國的對外擴張相似,但我們從族裔的角度上來看,羅馬帝國的擴張是羅馬人對於其他民族的征服,而在重視“非我族類”的“華夷大防”的古代中國,祖先早在殷商時代就成為貴族的秦國嬴姓及秦人並不被其他六國視為外來蠻夷,這是發生在華夏族之間的戰爭,是同一民族內的統一之戰,這為“大一統”提供了族群和文化上的認同。

值得一提的是,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雖然思想不同,主張各異,但他們的思想和政策,無一不是為實現“大一統”而服務,如儒家以制“禮制”、施“仁政”、行“王道”,以實現“天下大同”,為“大一統”下提供思想基礎;法家以“勢”、“術”、“法”之道建立法治理論,為“大一統”提供律法基礎 ;至於兵家,更是直接為實現“大一統”提供軍事思想和手段。可以說,百家爭鳴為“大一統”提供了思想精神和實行手段上的養分,而秦國的一統天下,更是為“大一統”舉行了“成人禮”。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古代中國“大一統”的起源與發展

中國歷史上的“大一統”,是以華夏民族宗族制度為根基,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不斷注入了先賢哲人的沉思和帝王將相乃至人民的血淚,逐漸演變為中華民族高度的民族認同和家國情懷,延綿至今,永鐫於血脈之中,這也是中華民族獨特的文化結晶和屹立千年的魂靈所在。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