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統”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在中國歷史由“分”而“合”的歷史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在一統理念的影響下，出現了秦漢時期的“天下為一”，而秦漢的政治實踐又反作用於一統觀，促使其逐漸豐滿與完善。公元 6 世紀末，在經歷了南北朝的動盪與分裂後，由楊氏再次統之為一，建立隋朝。隋之國祚雖然短促，但無論是在思想層面對“大一統”觀的完善，還是政治實體方面承前啟後的一統實踐，其現實意義與歷史意義皆值得關注。
“大一統”思想的內涵及特質
“大一統”正式提出於戰國，但追溯其思想淵源，則要上溯至西周。長久的積澱形成了適合中國社會發展的導向性思想。即使古代中國經歷了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等大分裂時期，但更出現了秦漢、隋唐、元明清的統一王朝。“一統”的形成，要歸結於“一統”思想千年的積澱。
1.先秦時期“大一統”思想的內涵
“大一統”一詞始見於《公羊傳》，是解釋《春秋》隱公元年所紀“元年，春，王正月”句。其為：“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72這是“大一統”三字首次連用，成為一個名詞而存在，後人在使用“大一統”這個概念時，也都是依據這一詞衍生而來，如董仲舒曾兩次在闡述自己的“大一統”觀時，提及“《春秋》大一統”。在公羊家的解釋中，“大一統”的本義在於推崇“立元正始”、以“一統”為大，即《管子》中說的“總持其本，以統萬物”。“元”即“大一統”思想中的核心，“大一統”思想形成的初始階段，《春秋公羊傳》曾起過重大作用。縱觀歷代學者對“大一統”的解釋，大致包含三個“一元”：道統一元，即萬法歸宗，天命歸一；時間一元，即萬世一系；空間一元，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因而，所謂“大一統”所含所指的就是思想、政統以及疆域的一體性，三者缺一不可。
對於統治者來說，只有擁有高度集中的最高權力，四海之內都為之所有，國家內部各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保持一致，內無異心，外無強敵，其統治方針才能貫徹，政權才能穩固，故而源自《公羊傳》中的“大一統”三個字對中國曆代王朝構建意義重大且影響深遠。
春秋戰國時期是“大一統”思想的發矇時期。由於禮樂崩殂，天下秩序缺失，導致群雄並起，逐鹿中原，政治局勢錯綜複雜，軍事鬥爭層出不窮，“民無所錯手足”，居於亂世之中的諸子百家祈望太平與統一，在各自的著作中反映這一訴求。老子主張“侯王得壹為天下正”；墨子認為“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韓非子提倡“要在四方，事在中央”；孔子希望應藉由禮樂制度來恢復天下秩序：“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孔子身後，孟子和荀子也都繼承了孔子的精神，孟子為天下“定於一”而發聲；荀子提出“四海之內若一家”的概念。諸子的眾多主張紛紜不同，但對於“天下一統”的渴望卻令人關注的一致，其背後深意令人不能忽視。春秋戰國時期對於“大一統”傳承和發展的重要性在於：它承上啟下地連接了中國兩個“大一統”時代：諸子百家所懷念的西周“大一統”時代，以及其後具有高度統一性的秦王朝，成為了兩個重要的統一王朝的連接點，並提供了極為豐富的“大一統”理論基礎。
2.秦漢“大一統”思想的發展與實踐
伴隨著秦朝“一統”國家的建立，“大一統”已不再是策士們紙上勾勒的藍圖和口中縱橫的闊論，而是成為了現實存在的統一王朝，完美了“大一統”的概念，正如秦丞相李斯所說：“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秦始皇掃清六合統一中國之後，也統一了文字的字形和度量衡，不僅在外顯的政治上統一中國，也在內隱的文化上統一了中國，自此之後“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天下歸一。
漢朝是繼秦之後又一個“海內一統”8的王朝。儒生們將儒家思想中有關“大一統”的要義提煉出來，對其內涵和外延都做了昇華，其中以西漢董仲舒、東漢何休為代表。董仲舒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同貫也。”何休在《春秋公羊傳解詁》中也將提倡“大一統”思想放在重要位置：“一國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境內之治。”“統者，始也，總系之辭。夫王者始受命改制，佈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系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據《漢書》記載，漢武帝自己對“大一統”的闡釋有“漢為天下宗，操殺生之柄，以制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卬治”一句，明確了漢代統治者的天下觀念，對於漢朝構築天下秩序有著強烈的理論指導作用。
理論建構的躍進，使漢代的“大一統”現實也隨之快速推進。西漢初期，經過漢高祖至漢景帝時期的經營，西漢王朝通過冊封、和親乃至訂約等多種方式確立起了由郡縣、藩臣、外臣構成的“天下”統治體系。自“七王之亂”後，漢景帝大幅度削弱了封國，主要改變有三：其一，對於參加叛亂的七國，除了保存楚國並另立楚王外，其餘六國皆被廢掉；其二，繼續推行賈誼“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政策，先後加封了十三個皇子為諸侯，同時收回諸侯王任免官吏和徵收賦稅的權利，剝奪其對封國的管理權，改由皇帝任命的官吏進行管轄；其三，諸侯王不能自治其國，無權過問封國的政事，只能按朝廷規定的數額收取租稅作為俸祿，失去了政治實權。自此，中央政權權利大大增強，諸侯王的力量則相應地被大幅度削弱。諸侯國雖仍然存在，由於諸侯王失去了統治權，其實際地位已與漢郡無異，已經不再具有同中央對抗的物質條件，喪失了從根本上挑戰皇權地位的實力。
漢武帝時期，出兵南越，北擊匈奴，東滅朝鮮，張騫出使西域等，都是漢武帝實施“大一統”思想計劃的組成部分，而這些行動的藉口也都是漢武帝積極創造的，顯示出漢武帝構建“大一統”王朝的不懈努力。李大龍認為，漢武帝構建的“大一統”王朝，不僅為其後昭、宣二帝進一步拓展有效管轄區域、完善西漢王朝的“大一統”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也成為其後歷代皇帝努力維持有效統治的區域，漢代郡縣區域之內的民族或政權不可以不臣也成為隋唐兩代君臣的共識，進而影響著隋唐“大一統”王朝的構建。96一以貫之的持續沿襲，促使中國在“一統”的道路上越走越紮實，越走越遠。
“大一統”思想起始於先秦，實踐於秦漢，並在此兩朝成為了主流認識，對後世有深刻影響。秦漢二朝國家高度統一，君主權力高度集中，是後世“大一統”王朝的範本，對後世的多民族融合、“大一統”國家秩序構建等方面起到了促進作用。
3.“大一統”的界定
“大一統”是中國曆代統治者的最高理想和終極目標，也是中華民族久已達成的共識。正如《民國紀事本末》所總結的：“凡弱民散沙臨亂世，必無自治能力，非待霸者以威凌下始得止亂。……必欲唯持大一統，則不得不仰仗集權中央削除各省參差，以落後為基準。華人之惡專制而戀大一統者，實無異於愛苗條而不捨甜食。”從文明的進化來看，“大一統”是人口增長、文明快速發展的溫床。五千年的歷史發展沿襲至今，中華民族已從偏居晉南豫北向四方開疆擴土，熔鑄四方之民，廣播中華文化之種，終成今日之國家。中國政治在“大一統”思想指導下，積澱了數千年不曾間斷的文明，是國家的幸運，也是世界的契機。
何謂“大一統”？筆者認為，“大一統”是基於思想和文化統一基礎上的政治一體。有學者認為，“以皇帝為最高權力的擁有者，對國家進行高度集權的統治，使國家政治整齊劃一，經濟制度和思想文化高度集中，是中國歷史的主要特徵之一。”也有學者指出，“大一統”包含“天子之上的政治認同、華夷之辨的民族認同、尊尚禮樂的文化認同”三個層面。但簡單理解，所謂“一統”，必要條件是：“中國之於夷狄，猶如太陽之對列星，理無降尊”，是所謂“天無二日”，即天下只有一個天子。其次要求是“四海歸一”，即版圖統一；權力集中，即中央集權；有同一的國家官方哲學和制度，即為“大一統”。
在國家形成的過程中，理論形態的導向作用是不能忽視的。比如在世界歷史上，不同區域之內的勢力，有的越分越小，有的越聚越大，分者無魂，聚者有神。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分分合合是曾經，統一是常態，有常態演化成恆定。這其中，“大一統”作為靈魂，其作用向來是不能忽視的。塞維斯（Elman R.Service）認為，人類發展是一個從一盤散沙到聚成國家的歷程，要分四步：遊團（band）－部落（tribe）－酋邦（chiefdom）－國家（state），最後一環是國家。蘇秉琦認為中國古代，有三階段：古國－方國－帝國，如果需要套用西方的概念，古國是 chiefdom，方國是 kingdom，帝國是 empire，帝國最大。中國的發展經過正是印證了上述兩個人類文明發展進程的理論，可見“大一統”政治形態是人類歷史發展的自然選擇之一，是歷史發展進程及演變規律的必然結果。而在“大一統”思想的影響下，政體上的“大一統”就是一種必然結局。
“大一統”思想與隋朝的統一
- 順應“分久必合”而出現的隋朝
自兩晉這一“皇帝垂拱，士族當權，流民出力”的“低質量的統一”終結，中原地區再度分崩離析起，至隋建國止，古代中國又經歷了近三百年的分裂亂世。先是西晉的“八王之亂”致使中央的控制力大幅降低，五胡趁虛而入侵佔北方，大量漢人“衣冠南渡”，劉淵之子劉聰滅西晉後，司馬睿在建康稱帝，史為東晉，自此南北兩朝劃江而治。南朝主要政權更迭依次為東晉、宋、齊、梁、陳，北方先後有成漢、前趙、後趙、前涼、前燕、前秦、後燕、後秦、西秦、後涼、南涼、西涼、北涼、南燕、北燕、胡夏、冉魏、翟魏、西燕等政權。公元 439 年，北魏太武帝統一北方，至公元 534 年，北魏分裂成東魏和西魏，東魏在公元 550 年為北齊篡，西魏於公元 557 年被北周篡。長期的分散動盪使各勢力集團的首領紛紛起獨佔中原之心，也使百姓因飽受戰亂之苦而渴望安定，所以對於“一統”的嚮往具有普遍性，是民眾與領導集體共同的訴求與夢想。
近三百年的動亂，致使山河破碎，百姓狀極苦，史書中多有描寫，此處僅摘錄幾條為例：太祖幼而寬仁，入纂大業，及難興陝方，六戎薄伐，命將動師，經略司、兗，費由府實，役不及民。自此區宇宴安，方內無事，三十年間，氓庶蕃息，奉上供傜，止於歲賦，晨出莫歸，自事而已。守宰之職，以六期為斷，雖沒世不徙，未及曩時，而民有所繫，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歌謠舞蹈，觸處成群，蓋宋世之極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北狄南侵，戎役大起，傾資掃蓄，猶有未供，於是深賦厚斂，天下騷動。自茲至於孝建，兵連不息，以區區之江東，地方不至數千裡，戶不盈百萬，薦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宋氏之盛，自此衰矣。
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傷不可勝計，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槊上，盤舞以為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
強者為轉屍，弱者為系虜，自江、淮至於清、濟，戶口數十萬，自免湖澤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無復鳴雞吠犬。
華、夷爭殺，戎、夏競威，破國則積屍竟邑，屠將則覆軍滿野，海內遺生、蓋不餘半。自喪亂巳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虛，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
至於永嘉，喪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飢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幽、並、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饑饉，流屍滿河，白骨蔽野。
賊盜蜂起，司、冀大飢，人相食。自季龍末年而閔盡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無月不戰。青、雍、幽、荊州徙戶及諸氐、羌、胡、蠻數百餘萬，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且飢疫死亡，其能達者十有二三。諸夏紛亂，無復農者。
可以看出，積年的戰亂嚴重破壞了社會的安定，消耗了勞動力，在非“大一統”的時代裡，天下秩序混亂註定了各個政權的掌控者無法不互相侵犯，難以和平共存，這樣的“華、夷爭殺，戎、夏競威”直接導致“無復農者”、“阡陌夷滅”。對於普通民眾來說，“大一統”式國家意味著還給他們渴望的耕織生活，保障他們安穩度日，對“大一統”的追求即是居於亂世之中人們的求生欲。而隋文帝利用了人們的這一需要，借用這一推力，成為天下共主。
梳理自西晉至隋建國前的歷史可知，晉滅亡後，由於中央王朝的崩潰，中國再次陷入長期的混戰和分裂中，這三百年間中“五胡十六國”政權興替之頻繁，疆域變動之複雜，遠超晉以前的三國時期，也超過此後分裂的五代十國時代。而隋文帝楊堅以外戚的身份，結束了長期的分裂，既順應了“分久必合”的天下大勢，又順應了民眾祈望太平的願望，成為了歷史的出口。
- 新生的隋朝對於天下格局的構築
公元 581 年，北周外戚楊堅佔北周江山，改國號為隋，廢西梁，滅南陳，平嶺南，一統天下。終結了自東晉南遷（公元 317 年）至隋文帝平定嶺南（公元 590 年）徹底統一中原地區，共 273 年的南北分裂狀態。
隋朝應“分久必合”的天下大勢而生，作為新生政權自有其一番氣象，但此時政權初立，人心尚不安穩，社會還不安定，強敵環伺，南有陳、梁兩國，北有突厥，東北有高句麗虎視眈眈，北周舊部也多有不忿。在這種情況下，隋文帝在三個方面進行隋朝天下秩序的構築，為整個隋唐時期的“大一統”格局奠定了基調。
首先，積極清除北周殘留的勢力。隋文帝以外戚身份，篡北周政權自立為帝，立國以來，北周後主宇文闡及其舊部遺臣依然存在，北周的勢力在境外也有策應，如嫁與突厥的宗室女千金公主，在國破之後“每懷復隋之志，日夜言之於沙缽略”，請求突厥可汗為她報國仇家恨，依靠對突厥沙缽略的影響力，引“控弦之士四十萬”南下侵隋，引得“天子震怒”。雖其時年僅九歲的宇文闡已被貶為“介國公”，再無國君風采，但“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隋文帝於公元 581 年差人將年幼的昔日北周靜帝宇文闡殺害。隋文帝此舉將北周復辟的潛在可能徹底扼殺，鞏固了自己的統治。
其次，通過分化、離間、削弱了突厥諸部，獲得了東亞世界中的主導地位。開皇二年（公元 582 年）沙缽略一部遭遇天災，“竟無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盡燒，飢疫死亡，人畜相半，舊居之所，赤地無依”，加上千金公主的煽動以及沙缽略可汗與隋廷交惡失去“歲貢”，沙缽略出兵“控弦之士四十萬”南下。但此次戰爭，先是隋方的“上柱國李充破突厥於馬邑”，“子幹阻川為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敝。縱擊，大破之”，後有“達“達頭可汗前攻酒泉，于闐、波斯、挹怛三國，一時俱叛”，被迫撤兵西救。“利稽”被高麗、靺鞨暴動擊敗，被迫撤軍漠北，沙毗設又為紇支可汗所殺，加之長孫晟唆使啟民可汗以鐵勒叛亂騙沙缽略可汗，使之“懼而退兵”，隋軍在艱苦的作戰後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開皇三年（公元 583 年）沙缽略可汗再次攻隋。此次對抗中，史萬歲“追斬首虜二千餘人”，大敗達頭可汗；阿波可汗被長孫晟說服，與隋約和退兵；衛王楊爽大破大可汗沙缽略，沙缽略可汗丟棄金甲遁走；李晃阻斷“摩那渡口”，“邀擊突厥，復大殺獲”。這次打擊使突厥各部分崩離析，互相難以支援。同時，隋扶持北面的突利可汗和啟民可汗，共計三次護送啟民可汗北上，將與隋廷作對的達頭可汗驅逐出漠南。仁壽三年（公元 603 年），“思結、伏利具、渾、斜薩、阿跌、僕固等十餘鐵勒部暴動，盡背達頭，請來降附啟民”，而僭主達頭可汗垮臺，“眾大潰”，自此達頭可汗完全失去了與隋廷對抗的實力，西逃吐谷渾，從中國史書中消失。啟民可汗尊隋文帝為“聖人可汗”，他治下的突厥“實質上是隋朝下屬的邊疆民族自治政權, 強固的宗蕃紐帶連結著兩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關係”，啟民可汗個人也對隋極為順服，甘願“千萬世長與大隋典羊馬”。
當隋朝打敗實力大、雄踞漠北的突厥後，整個東亞形勢為之改觀，沒有任何勢力能夠正面阻擋隋朝成為東亞的主導力量，對於隋而言，重構以自己為中心的關係原則，將保障國內的統一，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積極開拓與世界各地的交往與貿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最後，收服後梁，踏平南陳，完成了南北的統一。為拉攏後梁，不僅對後梁明帝蕭巋“甚敬焉，詔巋位在王公之上”，還試圖與之結親，“煬帝為晉王時，高祖將為王選妃於梁”，特意在梁國為楊廣選妃，並“欲以其子瑒尚蘭陵公主”，以求穩固兩國關係；後梁明帝去世、其子蕭琮即位時，隋文帝還特下詔書教誨尚且年幼的蕭琮，要求他不得倒向南陳：
負荷堂構，其事甚重，雖窮憂勞，常須自力。輯諧內外，親任才良，聿遵世業，是所望也。彼之疆守，咫尺陳人，水潦之時，特宜警備。陳氏比日雖復朝聘相尋，疆埸之間猶未清肅，唯當恃我必不可幹，勿得輕人而不設備。朕與梁國，積世相知，重以親姻，情義彌厚。江陵之地，朝寄非輕，為國為民，深宜抑割，恆加饘粥，以禮自存。
然而，在交好的同時，隋文帝也始終不放鬆對梁的警惕，先是“徵琮叔父岑入朝，拜為大將軍，封懷義公，因留不遣”，繼而又“復置江陵總管以監之”，既在朝中留蕭梁的貴族做人質，又派遣官員去當地進行監督，但這些舉措沒有徹底鞏固隋對梁的控制，由於局勢複雜，蕭琮的親族“引陳人至城下，虜居民而叛”，倒戈向陳，致使隋文帝“廢梁國”。
終結後梁意味著掃除了統一南方的最後障礙，於是隋文帝開始著手實施平南陳的計劃。為出師有名，隋文帝先下詔列陳後主“二十條罪狀”，而後賀若弼、韓擒虎等人分別率先鋒部隊渡江南下，時為晉王的楊廣帶領大軍跟進，迅速攻破幾大軍事重鎮，直至完全收復南陳舊地，生擒陳後主，遂使“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由於南北方實現了完全的統一，自此“太平之法，方可流行”。
除了對外的經略，隋文帝對國家的治理也有顯著成效。他自言“一日萬機，留心親覽”，勤政若廝；頒佈了《開皇律》，“蠲除前代鞭刑及梟首轘裂之法”，改用“笞杖徒流死”五刑，且“其流徒之罪皆減縱輕”，減輕了量刑；推行均田制以促農耕：“自諸王以下，至於都督，皆給永業田”、“身死事王者，子不退田；品官年老不減地”；不時減免各類賦稅，以減輕農民之苦：開皇三年（公元 583 年）“減調絹一匹為二丈”、開皇九年（公元589 年）“以江表初定，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開皇十二年（公元 592 年）“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種種政治、經濟上的政策對國家的良性發展起到了極大地推動作用。
在隋文帝的經營下，楊廣登基時，隋王朝的財政實力居歷代之冠，史稱“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鹹暨，尉候無警。於是躬節儉，平徭賦，倉廩實，法令行，君子鹹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強無凌弱，眾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歡娛。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晏如也。考之先王，足以參蹤盛烈”。王夫之說：“隋之富，漢唐之盛，未之逮也。”《 通典》也記載了文帝時天下富足情況：“隋氏西京太倉，東京含嘉倉、洛口倉，華州永豐倉，陝州太原倉，儲米粟多者千萬石，少者不減數百萬石。天下義倉，又皆充滿。京都及幷州庫布帛各數千萬。而賜賚勳庸，並出豐厚，亦魏、晉以降之未有。”12到隋文帝末年時，“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錢穆讚歎：“漢以來丁口之蕃息與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如此充盈的國庫給楊廣以足夠的資本開拓自己設想的帝國版圖。
隋煬帝“大一統”思想的形成
在大政方針上，氣賀澤保規認為隋代兩帝的政治方針是一脈相承的：“從文帝時代到煬帝時代的發展推移並非政治路線的斷裂，而應該說是隋王朝的一條必經之路。”①《隋書》中多處記載了隋煬帝對父母的追思，如大業五年（公元 609 年）“上御崇德殿之西院，愀然不怡，顧謂左右曰：‘此先帝之所居，實用增感，情所未安，宜於此院之西別營一殿。’”大業九年九月二十九日，“謂侍臣曰：‘朕昔從先朝周旋於此，年甫八歲，日月不居，倏經三紀，追惟平昔，不可復希！’言未卒，流涕嗚咽，侍衛者皆泣下沾襟。”隋煬帝上述諸多舉動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對先朝“二聖”追思之情。感情上的親近對隋煬帝沿襲文帝大政方針、思想有重要的影響，因為繼承和發展的本質，必然要求純粹的歸附式認同，所以由親情維繫的紐帶是確立一脈相承的“大一統”秩序的最徹底方式，由此形成了一套“子承父業”的完整體系。
- 隋文帝時期的“大一統”思想
經歷南北朝時期三百年經濟、文化全方面的停滯和倒退後，“大一統”盛世隨著隋朝建國而重新開始，中國重新崛起，隋文帝在建國的新氣象中重構以自己為中心的天下格局，對國家內部發展和外部交流都具有重要的意義。他的天下格局的構築對後世的影響也至為深遠，隋煬帝在其父的基礎上成就了自己的“大一統”之業，唐則全面築基於隋上，唐一朝的制度文化以及對四夷的經略也都承襲借鑑自隋。
早在北周時期，武帝宇文邕就已有“志清四海”的抱負，力圖實現國家的“一統”局面，為統一全國，他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舉六合，混同文軌”，並於公元 577 年滅北齊，統一了北方。後隋文帝篡北周政權而代之，他“以婦翁之親,值周宣帝早殂,結鄭譯等矯詔入輔政,遂安坐而攘帝位”，北周不僅國體被隋文帝全面繼承，對於“一統”國家的追求也成為隋文帝天下觀的一部分，並在前人基礎上，致力於“大一統”式天下秩序的構建。
從南北朝亂世之中蠶蛻出來的隋朝，在實現南北統一、國家相對穩定之後，“大一統”思想開始隨著隋文帝由內而外的天下秩序構建過程不斷豐滿而漸趨成熟，其主要特點有二：
其一，隋文帝認為自己受命於天，天然帶有將天下土地與民族收歸為隋的崇高使命，故而他認為自己所謀劃和踐行的都出於天命和王道，行事皆佔天理，出師皆有名。在隋文帝為南下平陳做準備時，有人諫言應暗中秘密集結大軍以攻其不備，但他自認為“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拒絕此秘密籌備；他對吐谷渾使者曾說：“朕受命於天，撫育四海，望使一切生人皆以仁義相向。”在給高句麗平原王的詔書中，他說：“朕受天命，愛育率土，委王海隅，宣揚朝化，欲使圓首方足各遂心。”隋煬帝也肯定其父一生所為皆“受天明命”，才有“恢夷宇宙，混壹車書”的傳世功績。在這種思維之下，文帝認為，自己應該順應天意、領受天命的情形下，有擔當地維持天下一體。面對天下之內四夷離心離德的具體情況，他理應竭力維持四海歸一，以“除既往之弊”。
其二，隋文帝認為自己統治的核心意義是“子育萬方”，也就是像對待子孫一樣對待天下之民。隋文帝既自認為所行皆出於天命，則天下之民都是他的臣民，受他管教，由他統治。早在掃平南陳前，他就多次在詔書及與臣下的對話中表露此意，備戰過程中，他曾說：我為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討伐南陳皇帝陳叔寶檄文中有“天之所覆，無非朕臣”一句。可以看出，隋文帝自比為天，認為“天之所覆”，無論南北方，都屬隋之領土；天下百姓，必然都是其子民，理應尊其為父為皇。但南陳政權作為獨立政權，據有中國南方舊地，卻非隋朝之臣，故隋文帝起兵攻之。經此一役，分裂三百年的南北朝結束了隔江對峙的局面，重新融合成一體，因此隋文帝頒詔，稱“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
而南北一統後，隋文帝致力於構築以隋為天下中心的秩序，要求四夷賓服，他認為自己是天下之主，有教化四夷和蠻服的責任，在對前來朝貢的四方之民都曾表達此意。他對吐渾使者曾說：“溥天之下，皆是朕臣妾。”對前來朝貢的靺鞨使臣說：“朕視爾等如子，爾等宜敬朕如父。”突厥沙缽略可汗自隋以千金公主妻之後，則“請為一子之例”，上奏隋文帝：“皇帝是婦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是一。今重疊親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不斷，上天為證，終不違負。此國所有羊馬，都是皇帝出生，彼有繒彩，都是此物，彼此有何異也。”隋文帝回覆他說：“知大有好心向此也。既是沙缽略婦翁，彼此有何異也。”基於這種天下共主的認識，隋文帝以自己為百姓之父、以天下臣民為自己之子、以天下之土地為自己所有，這是他“大一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他積極推動四夷嚴守藩禮、稱臣納貢的重要原因。
四夷嚴守藩禮、稱臣納貢的重要原因。 其三，隋文帝認為各民族和政權應該共同努力以維持天下清和，主張恩威並施，“有降者納，有違者死”。隋文帝對四夷並無征討的執念，希望隋與周邊民族能夠和平相處，“臥鼓息烽”、“無勞兵革”；但同時，他也威而不怒地對時時慾望自強的邊疆民族政權提出警告，不允許他們覬覦中原繁華、有不臣之心，主張“廣闢邊境，嚴治關塞，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
綜上兩詔，可以看出，首先，隋文帝格外重視邊疆經略，認為“遠人內向，乃事關天”，使距離中原地區遙遠的邊疆民族服從隋朝管理、恪守藩國之禮，對營造和平穩定的國家外部環境，和完成隋文帝追求的“普天之下，皆為朕臣”之理想有重要的輔助作用。其次，在具體的管理中，隋文帝主張“有善必賞，有惡必罰”，對已表達臣服之意的民族既恩賞有加，又多加掣肘，要求其首領“遣子入侍”作人質，以防止出現犯上叛亂之事，而對於深懷不臣之心的民族，隋文帝強調一切其土地與王爵都來自於隋的恩賜，若竊居中國領土而拒不臣服，則必然兵指其國，“不存含育，責王前愆，命一將軍，何待多力！”。最後，隋文帝提倡“雖衣冠軌物，未能頓行，而稟訓承風，方當從夏”，號召邊疆民族奉行中原的禮儀文化，使之慢慢漢化，如此，“遠人”雖遠，心卻應屬隋王朝，為後世的隋與邊疆民族關係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基礎。可以看出隋文帝不僅追求國家的“一統”，更極力構建以中原地區為核心、大範圍地向四方輻射的隋王朝天下秩序。
隋煬帝曾在詔書中定義隋文帝的功績：“高祖文皇帝受天明命，奄有區夏，拯群飛於四海，革凋敝於百王，恤獄緩刑，生靈皆遂其性，輕徭薄賦，比屋各安其業。恢夷宇宙，混壹車書。”可以說，這是隋煬帝對隋文帝一生“大一統”思想和實踐的認識與總結。
- 隋文帝時期朝臣對“大一統”的認識
隋文帝一朝實現了疆域和制度的雙重統一，“天下”唯隋文帝一個天子。受國家一統格局影響，隋文帝的朝臣也思考如何認識“天下”、如何構建“天下秩序”，經過思考和實踐，隋朝文帝時期的朝臣初步形成了“大一統”思想。
平陳之後，中國三百年的南北就此終結，重歸統一，從這時開始，史書中開始使用“一統”一詞：“其九年，平陳，天下一統”；“其後南平漢、沔，東定河朔，訖於有隋，四海一統，採荊南之杞梓，收會稽之箭竹，辭人才士，總萃京師。”西方中國歷史學家 Timothy Brook 在著作 The Trouble Empire：China in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中有對“一統”和“大一統”區別的論述：以元代編修的地理總志《大元大一統誌》和明朝地理總志《大明一統志》的書名區別為例，依作者之見，元代統治者開疆擴土，疆域之遼闊為歷代之最，“其地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而明初朱元璋治下疆域基本只有中原舊土，遠不及元代，所以相應的書名不叫“大一統”，而叫“一統”。由此可見，“大一統”某種程度上代表了轄下疆域廣大、有多民族共存的多元一體政權，是一個跨民族與華夷的概念。
為了國家“大一統”構築，將周邊民族納入“天下秩序”也是重要的組成部分，在這一過程中，隋臣在經略中所提出的理論和策略為“大一統”構築提供了理論基礎。
首先，隋朝的“大一統”思想奠基人是薛道衡。開皇四年（公元 584 年），薛道衡向隋文帝提出了“平一九州”和“責以稱藩”的觀點：“江東蕞爾一隅，僭擅遂久，實由永嘉已後，華夏分崩。劉、石、符、姚、慕容、赫連之輩，妄竊名號，尋亦滅亡。魏氏自北徂南，未遑遠略。周、齊兩立，務在兼併，所以江表逋誅，積有年祀。陛下聖德天挺，光膺寶祚，比隆三代，平一九州，豈容使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認為《禹貢》中所提及的“九州”都是中原故土，由於天下大亂多年“戰爭不息”，才出現“永嘉南遷，重此分割”的局面，但是若隋文帝出兵滅陳，則“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薛道衡對隋朝“大一統”思想的最大啟示在於，他從歷史循環的規律看到天下統一的時機，並敏銳找出平陳的各種有利條件。雖受當時朝局影響，江東“與中國合”的構想不能短期內實現，但是說明隋臣已經開始思考國家一統的實現基礎和理論依據，並且有所創穫。
其次，梁睿就國家疆域觀和對少數民族作戰策略兩個問題上，提出“拓土開疆、王者所務”和“闢土服遠”兩個理論。在平定西川時，梁睿上奏隋文帝，指出：“拓土開疆，王者所務”，啟發隋文帝作為一代開國之君，應盡力拓土開疆，文帝心中對此“深納之”。梁睿不僅希望統治者有擴大國家疆域領土並長治久安的雄心，更根據實際作戰時“夷、獠歸附，唯南寧酋帥爨震恃遠不賓”的情況，制定了“闢土服遠”的戰略，他認為“匡贊聖朝，寧濟區宇，絕前光後，方垂萬代，闢土服遠，今正其時”，主張在征服偏僻地區的蠻夷部落時，應當就近徵兵、糧、稅，以圖靈活調動兵馬，“裨益軍國”節約用度。雖然這一主張在隋立國之初時由於“民心不安”，隋文帝難以將這一主張徹底施行，但是日後時機成熟時，他派遣史萬歲再徵南寧時，“並因睿之策”，使用了梁睿的“闢土服遠”之策，大敗南寧爨震一部，使得“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隋朝由此成功地接管了西南地區，將“漢代牂牁之郡”重新收歸隋的版圖。
最後，隋文帝所任用的官員多為良臣名士，他們的才幹不僅在隋一朝施展，更有入仕唐朝者，為盛唐氣象做出了重要貢獻。在開皇初年，高祖就有“陰有並江南之志”，為使師出有名，皇甫績貢獻了三條伐陳理由：“大吞小；以有道伐無道；納叛臣。”為使隋統一南方名正言順，楊素又向隋文帝進取陳之計“上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之計”，使平陳一事順利進行。北安突厥的過程中，先以長孫晟“遠交近攻、離強合弱”謀略分裂打擊強大的突厥，分化和削弱突厥諸多部落；又憑楊素、史萬歲、高熲、虞慶則、竇榮定等人的驍勇北驅突厥。尤其在對抗突厥鐵騎時，隋之武將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殺傷不可勝計，群虜號哭而去”，使得“摧驍騎於龍庭，匈奴遠遁”，從此突厥遙遙遠遁，大漠之南無復虜庭，東突厥可汗最終俯首稱臣，表示：“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伏惟大隋皇帝，真皇帝也。”宋的武經博士曾評價楊素帶兵之法：“所謂君子者，其選鋒也。素之所使以陷陣者，其選鋒之謂歟。然至有不克而還不免於誅者，疑其非選之特精，而養之素厚之士也。”《隋書》評價長孫晟：“體資英武，兼包奇略，因機制變，懷彼戎夷。傾巢盡落，屈膝稽顙，塞垣絕鳴鏑之旅，渭橋有單于之拜”。可見隋文帝一朝，在管理四夷、構築天下秩序的過程中，有以長孫晟為代表的長於處理隋與周邊民族關係的外交型能臣，也有以楊素、史萬歲等人為代表的統帥，文治武功合而為一，保證了隋朝邊疆地區整體上的和平。
隋文帝時期，隋王朝上下對構築超越“一統”的“大一統”格局有強烈的使命感，君與臣都立足於現實條件，積極思考和踐行“大一統”思想。這些隋朝文臣武將消弭了南北互不統屬、北方遊牧民族頻繁南下等多重影響國家一統、四海歸附的阻礙因素，最終使隋的“天下”體系初成，影響和啟發了隋煬帝的“大一統”思想形成與實踐，故隋煬帝能築基於其上，致力於開疆擴土，廣納四方之民，成“大一統”之事。
- 隋煬帝的“大一統”思想
隋煬帝“大一統”思想的形成有三個重要的基礎：
其一，隋文帝留下的“丁口之蕃息與倉廩府庫之盛”為隋煬帝的“大一統”構想提供了充足的國力保障。經隋文帝一朝，隋之國力遠超前代，《通典》對文帝時天下富足的記載為：“隋氏西京太倉，東京含嘉倉、洛口倉，華州永豐倉，陝州太原倉，儲米粟多者千萬石，少者不減數百萬石。天下義倉，又皆充滿。京都及幷州庫布帛各數千萬。而賜賚勳庸，並出豐厚，亦魏、晉以降之未有。”到隋文帝末年時，“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隋書》也肯定隋文帝所積累下來的財富：“煬帝即位，是時戶口益多，府庫盈溢。”充盈的國庫給楊廣以足夠的資本開拓自己設想的帝國版圖，不受經濟條件制約。儘管隋煬帝在位期間始終“土木之功不息”，但他轄下的帝國依然靠著之前的積澱而良性發展，直至大業四年，隋朝共有“大凡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墾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一頃”，《隋書》評價說：“隋氏之盛，極於此矣。”②國力的強盛為隋煬帝施行“大一統”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正是因為“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馬全盛”，才能孕育了隋煬帝“慨然慕秦皇、漢武之事”的雄圖大志。
其二，更加複雜的外敵環伺局面觸發了隋煬帝不同於其父“息烽收戈”以求安穩的統治政策。雖然經過隋文帝的治理，隋國力昌盛，國家重新統一，政治清明，“法令清簡，天下之”，但隋煬帝即位之初外部環境依然不安穩，四方之民不能做到完全的臣服：
近者盡其巢窟，俱犯北彌縫，內乖心腹，世行暴虐，家法殘忍。東夷諸國，盡挾私仇，西戎群長，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徒，切齒磨牙，常伺其便。達頭前攻酒泉，其後于闐、波斯、挹怛三國一時即叛。沙缽略近趣周槃，其部內薄孤、束紇羅尋亦翻動。往年利察大為高麗、靺鞨所破，娑毗設又為紇支可汗所殺。
可以看出，隋文帝時期的外患沒有完全消除，而是隨著時間推移，在隋煬帝時期衍生出了新的內容，這些應時而生的新問題是觸發隋煬帝“大一統”思想形成的基礎。北方邊疆民族的騷動和搖擺使隋王朝始終存在潛在的威脅，隋邊疆地區始終暗流湧動。為營造一個對隋王朝發展有利的邊疆環境，隋煬帝時期對邊疆民族的管制需要更加強硬且注重各方勢力的平衡，形成了有別於隋文帝的邊疆民族管理思想。不同於隋文帝“用夏變夷”、“使其遷善”的政策，隋煬帝所認同的民族政策更為宏大，即為：“無隔華夷”、“混一戎夏”。為了達到這一目的，隋煬帝認為，“自三方未一，四海交爭，不遑文教，唯尚武功”，⑦只有興兵鎮壓，才能徹底改變這種“四海交爭”的局面。因此他震懾已歸降的啟民突厥，聯絡西遷的西突厥，安撫在隋、高句麗和突厥中左右搖擺的契丹，舉國興兵征討有不臣之心的高句麗、吐谷渾，遣使向東南地區進行探索，力圖全面壓制周邊民族政權，保障隋王朝的東亞中心地位。
其三，隋煬帝自矜才智過人，喜好獨斷專行，意欲成為千古一帝，作為一個兼具雄心和才幹的帝王，勢必行“大一統”之事。隋文帝的性格中有強烈的自矜自傲成分：“高祖性猜忌，素不悅學，既任智而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恆令左右覘視內外，有小過失，則加以重罪。……每於殿廷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且，一意孤行，不聽諫言：“帝嘗發怒，六月棒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曰 ：‘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 。’帝報曰 ：‘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天道既於炎陽之時震其威怒，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 ！’遂殺之。”在他的積威之下，“公卿股慄，不敢措言”。楊廣生長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之中, 得以較早地領略了戰場廝殺的殘酷慘烈和政治鬥爭的驚濤駭浪,父親精警、猜忌的性格無疑也給童年的楊廣在心理上留下深深的印記,並對他性格的形成和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隋煬帝同其父一樣，自矜才智過人，他曾說：“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耶? 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 亦當為天子矣。”並且也是一樣的無法做到從善如流：“我性不欲人諫。若位望顯而來諫我，以求當世之名者，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於地。”
司馬遷對商紂王的評價是“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這一評語也同樣適用於隋煬帝。《資治通鑑》中唐太宗與魏徵君臣間也曾探討過隋煬帝其人：“上謂侍臣曰：‘朕親觀隋煬帝集，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隋書》也不飾其性格上的缺陷：“恃才矜己，傲狠明德，除諫官以掩其過。”這一君主性格的特徵是雖非傳統意義上賢明之君應有的品德，但卻是構築“大一統”國家的重要支撐。能成就“大一統”式的皇帝必然要同時擁有雄心和才幹，既要明確自己有能力開創並控制“大一統”的局面，又要性格中對權力有強烈追求，不甘於被其他勢力束縛和控制，若性格中無此特點，終究只能成為守成庸常之君。
基於上面三個主要的成因，隋煬帝的“大一統”思想有四個主要特徵：
其一，由於隋疆域遼闊、人口眾多，隋煬帝將四方巡遊、親自檢閱各地視為鞏固國家一統的重要手段。隋煬帝曾對給事郎蔡徵有一問：“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禮，而江東諸帝多傅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理也？”答曰：“此其所以不能長世。”通過這段君臣問答，可以看出隋煬帝認為若不能親自體察民情，僅“坐深宮”靠大臣上書瞭解自己的國家，註定難以維繫長久的統治，因此他一直注重四方巡視，把“巡狩”當成自己控制龐大帝國的手段之一，並一直身體力行，故而《隋書》稱其“東巡西幸，靡有定居”。大業元年（公元 605 年），他即位之初便連頒兩詔書，明確提出要親自巡視各地以確保國家安定：
昔者哲王之治天下也，其在愛民乎？既富而教，家給人足，故能風淳俗厚，遠至邇安。治定功成，率由斯道。朕嗣膺寶曆，撫育黎獻，夙夜戰兢，若臨川穀。雖則聿遵先緒，弗敢失墜，永言政術，多有缺然。況以四海之遠，兆民之眾，未獲親臨，問其疾苦。每慮幽仄莫舉，冤屈不申，一物失所，乃傷和氣，萬方有罪，責在朕躬，所以寤寐增嘆，而夕惕載懷者也。今既佈政惟始，宜存寬大。可分遣使人，巡省方俗，宣揚風化，薦拔淹滯，申達幽枉。
聽採輿頌，謀及庶民，故能審政刑之得失。是知昧旦思治，欲使幽枉必達，彝倫有章。而牧宰任稱委，苟為徼倖以求考課，虛立殿最，不存治實，綱紀於是弗理，冤屈所以莫申。關河重阻，無由自達。朕故建立東京，躬親存問。今將巡歷淮海，觀省風俗，眷求讜言，徒繁詞翰，而鄉校之內，闕爾無聞。恇然夕惕，用忘興寢。其民下有知州縣官人政治苛刻，侵害百姓，背公徇私，不便於民者，宜聽詣朝堂封奏，庶乎四聰以達，天下無冤。
大業三年（公元 608 年）又詔：
古者帝王觀風問俗, 皆所以擾勤兆庶, 安集遐荒。自蕃夷內附, 未逸親撫, 山東經亂, 須加存恤今欲安輯河北, 巡省趙、魏。
綜上三詔，可以明確他對於“巡遊”的重視。“四海之遠、兆民之眾”既是隋煬帝坐享其父君苦心經營的成果，但同時也成為了他統治的難點。隋王朝疆域遼闊、人口眾多，國家各方面初見安穩，亟需鞏固，隋煬帝認為在此情形下，僅坐在宮殿聽朝臣上奏了解自己的子民和國家而“未獲親臨，問其疾苦”，難以維持長久的統治，因此他將“躬親存問”當成統治的重要手段之一，多次四方“巡歷”，以期輔助他完成對天下的穩固統治。主政的十四年期間，他共進行了八次大規模巡狩，其中四巡漠北，一次西巡河右，三次南巡江都，是有利於鞏固國防、維護“大一統”以及恢復漢朝疆域的深遠戰略構想。
其二，隋煬帝對歷代大有為的帝王有強烈的嚮往，處處以他們為標杆衡量自己的功績。他在詔書中屢次提及周朝文王、武王，秦始皇、漢武帝等歷史上廣有成就的皇帝，並將自己與之並列，如：
朕又聞之，德厚者流光，治辨者禮縟。是以周之文、武，漢之高、光，其典章特立，諡號斯重，豈非緣情稱述，即崇顯之義乎？
昔周王下車，首封唐、虞之胤，漢帝承歷，亦命殷、周之後。皆所以褒立先代，憲章在昔。朕嗣膺景業，傍求雅訓，有一弘益，欽若令典。以為周兼夏、殷，文質大備，漢有天下，車書混一，魏、晉沿襲，風流未遠。並宜立後，以存繼絕之義。有司可求其胄緒列聞。
況乎甘野誓師，夏開承大禹之業，商郊問罪，周發成文王之志。永監前戰，屬當朕躬。
盧芳小盜，漢祖尚且親戎，隗囂餘燼，光武猶自登隴，豈不欲除暴止戈，勞而後逸者哉！
隋煬帝在詔書中屢屢提及歷史上明君，藉由他們的所為來解釋自己施政的動機和目的，並且試圖將自己與他們並列，可以看出他對名列大有為之君的嚮往，希望自己能有超過前朝的成就，《隋書》也評價說他“慨然慕秦皇、漢武之事”。經過隋文帝的治理，此時的隋王朝正值“天下兵馬全盛”，隋煬帝有雄厚的資本開創屬於他的“大一統”天下。
其三，比之隋文帝認為天下即為“四海”，隋煬帝所認定的天下更為宏大。 他頻繁使用“宇宙”一詞來代替隋文帝常用的“四海”：“方今宇宙平一，文軌攸同，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四海之中，豈無奇秀”；“恢夷宇宙，混壹車書”。屢屢稱天下為“宇宙”，不僅說明隋煬帝追求超越四海，創建一個天下廣為統一的“宇宙”，更顯示了他對山河永固，氣數綿長的：“疇庸茂賞，開國承家，誓以山河，傳之不朽。”
其四，隋煬帝非嫡長子，卻通過行陰詭權謀之術上位稱帝，故而更希望創造出超越其父的功績，以期在史書上留芳。隋煬帝自知隋朝由文帝開創和治理，才有“雖復外夷侵叛，而內難不作，修文偃武，四海晏然”的清平治世，正所謂“天下者，先皇之天下也”。自己則通過權謀促使先太子楊勇被廢，“本以藩王，謬膺儲兩，復以庸虛，纂承鴻業”。正因為上位過程已是不光彩，他強烈地希望能夠在開創先人未竟的功績，免得被後世恥笑，因此他“戰戰兢兢，弗敢失墜，況復神器之重，生民之大哉”。
經由國情觸發，依託於富足的國力，受想做“宏放之君”嚮往的驅使，最終隋煬帝形成了他對天下一統的認識和理解，他希望構建一個超越前代的王朝，天下所有人皆是他的臣民：“日月所照，風雨所沾，孰非我臣”；“兼三才而建極，一六合而為家”；“朕受命於天，財成萬物，去華夷之亂，求風化之宜”。⑩這些思想合為一體，構成了隋煬帝的“大一統”式思想。
總結
無可否認，隋煬帝的帝國構建，在隋朝存續的短短十餘年中，曾成功構築起一個萬國來朝、四方臣服的局面，並在此後的王朝構建中，屢屢成為有效的參照對象和統治者尋求對內對外統治方式的有效資源。儘管如此，它也因為這種“大一統”具有操之過急和過分鋪張的內構缺陷而引發此起彼伏的農民起義以及關隴集團貴族的反叛。如何才能構築起穩定的多民族共存國家，使國民具有超越民族的國家意識，認同一個只行一套社會制度、只有一個天子，只講一種官方語言，只存在一種國家官方哲學的秩序社會，這對於一個多民族國家來說，無論是古時還是當代，都是一個不得不認真對待和積極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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