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著根深蒂固的“大一統”觀念，也正是因為如此，使得偌大一箇中國，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而不是如面積相當的歐洲那樣，分裂成眾多國家。同時，在中國之內，政府被高度認可和尊重，擁有著絕對權威，尤其是相對資本而言。中國是當今世界唯一的國家，即獲得經濟的大發展，而政府又能夠做到不被資本所控制。
也就是說，當今的世界，中國是統一程度最高的國家，這種統一表現在兩個維度。一個維度是地理主權上的，另一個維度是政府執政力上。中國不僅在古老遼闊的土地上只有一個政府，而且這個政府擁有著絕對獨立的執政能力。
現代人，包括西方人和中國人，想當然地認為中國的“大一統”觀念是基於專制的，而且是拜秦始皇的武力統一中國所賜。想當然地認為，當下中國政府所擁有的高度獨立的，具備絕對權威的執政能力，是基於專制的。
這些對中國“大一統”的看法，是以西方的歷史和文化為參照物看中國的結果，以“西方之心度中國之腹”的結果。在西方短淺的歷史和膚淺的文化中，在幅員遼闊的土地上建立統一的國家，一個國家之內政府擁有強大的執政能力，一定是以專制為基礎的。
中國的“大一統”觀念，中國對政府的尊重以及政府獨立而強大執政能力的獲得，與專制無關，與武力無關，而是與道義、心性有關，是以道義和心性為基礎的。
中國的“大一統”是基於道義和心性的“大一統”，中國的政治是以道義和心性為基石的政府，政府的權威和執政能力也是源自道義和心性。
西方之所以將“統一”和強大的政府與專制綁定在一起，因為西方沒有獨立的道義和心性觀念，不知獨立的道義和心性為何物。因此，無法理解中國的政治和政府形態。
第一次對“大一統”給出明確理論解釋的是孟子。他說：“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孟子·告子上》
他還說：“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孟子認為，人心具備相同的基本結構，具備相同的基本屬性。人心的功能在思考，是一個思考主體，通過思考會感悟到“義理”。讓自己的行為合乎“義理”，是人的內在需求，可以為自己帶來快樂。
“義理”就是道義、道，就是天下有道的道。正是因為，自古至今的天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此以“同心”和“同理”為基礎，就形成一個“大一統”的秩序狀態。
孟子第一次對“大一統”給出明確說明，絕非說，“大一統”的觀念至孟子才形成。“大一統”的理念基礎實際就是獨立的“心”和“理”概念的出現，這是中國文明伊始就有的。
《易經》被認為是中國文化的起點，形成於伏羲時代，伏羲也被稱為中國的人文初祖，即中國文明的創始者。應該將伏羲看成一個時代更合理，而不是看成一個具體的人。
《易經》最核心概念就是“貞”，為“正”、“守正”。“正”就是自然的常態。萬物都有自己之常態，都有自己之“正”。因此這個“正”，也可與“性”同，萬物之正，就是萬物之“性”。人心也有自己之“正”，有人心之“性”。“貞”更主要是人心之正，人心之性，去遵循和堅守人心之性。
易經的核心要義是，沒有外在於人心的吉凶。儘管世界是在不斷變化的，但是最終決定變化之吉凶的，是人心，是人自己的態度。不管世界怎麼變化，自己都要做到“貞”，以貞的態度去面對世界，將貞的原則落實到實踐中去，這樣最終就會得到吉的結果。
在《周易》的六十四卦中，有很多卦都涉及到“大一統”的天下秩序問題。
《周易》第十三卦叫“同人”，就是說與天下人像和同，建立一個天下大同的“大一統”秩序。其彖辭說：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通天下之志”，就是通天下人之心。
建立天下和同的大同秩序，並非一刀切地強制性相同，而是基於自願和共識，需要求大同而存小異。《周易》第三十八卦“睽卦”就是在講這個問題。“睽”就是衝突和背離，“睽卦”的主旨是“合睽”即在衝突和背離中求得共識，並以此實現天下大同。其象辭說：“君子以同而異。
第五十九卦“渙卦”，則在“大一統”社會的理想狀態進行描述。“渙”就是渙散，整個社會處於渙散的狀態，每個人都是獨立自由的，沒有凌駕於個人至上的組織和權威存在。也就是說，“大一統”的秩序基礎，是所有人的自我管理。自我管理，就是每個人都遵循自己的本心，按照自己的本然心性去做事，憑良心去做事。
因此，中國傳統學問把精力主要集中在了心性上，集中在義理上。心性、義理不僅是個人的修行問題，也是社會秩序問題，也是天下大同、大一統問題。
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大學》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前四條就是心性問題，後四條就是天下秩序問題。“平天下”就是建立天下大同的大一統秩序。
基於心性和義理，社會存在一個天下大同的大一統秩序，是中國文明伊始就有的觀念，遠比政府的出現為早。政府在中國的出現是堯舜時期的事，同時政府也是基於這個根深蒂固的原則而建立的。政府就是道義的政府，踐行道義，幫助社會迴歸和復興此前就有的大同秩序。
政治實際上也是一個獨立的、職業化的道義行業，為社會提供獨立的道義服務，幫助道義秩序的實現。
也正是為保障政府的專業獨立性，在堯舜時期，就立了一個規矩：“不於民爭業”，後來也被說成“不於民爭利”。意思是凡是進入政治行業的人，進入政府做官的人，就不允許再參與任何產業的經營，其只能靠國家俸祿為生。這樣，就逼出一個獨立行業“政治業”。催生了獨立的政治的出現。
在整個人類歷史中，唯獨中國實現了政治的獨立，存在一個行業分工意義上的獨立的政治業。其他任何文明至今都沒有實現這一點，包括所謂的現代文明。在自詡最發達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中，並不存在獨立的專業化的政治業。
在民主選舉中，作為選舉人的公眾都是不是專業的政治人員，但卻可以直接參與國家領導人這一重要的政治專業問題的的決定。同時，在總統競選中，他們可以直接從企業中拉贊助，讓政治活動光明正大地與企業建立直接聯繫。同時，對於總統候選人，即便沒有任何政治經驗的人也可以參選，電影演員、網紅、富豪都可以。顯然的美國總統就是一位房地產大佬。
中國為什麼給政治、政府予以了極高的尊重，對政府賦予了極高權威，和強大而獨立的執政能力，因為政治是專業化的道義業，政治是專業的道義執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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