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漫長的古代歷史發展中，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就是如何統一邊疆地區，由國家直接進行行政管理。歷代王朝為此做出了種種努力，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然而，不論是漢族所建王朝，還是少數民族所建王朝，在清以前，都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困擾歷代王朝的歷史“老大難”題。迄至清朝，堅持“大一統”的理論指導，集歷代之大成，建立了規模空前的“大一統”的多民族國家，真正實現了邊疆民族地區的完全統一，從而也根除了來自邊疆主要是“三北”的所謂“邊患”，國家與社會長治久安。科學地闡明這一歷史進程，是我們正確認識和評價清史的一把標尺。
一、“大一統”理論的提出及實踐
“大一統”是春秋時期儒家首倡的政治學說，自秦漢以來，被歷代王朝奉為政治實踐的理論指南。“一統天下”，達到長治久安，就是它們的政治理想和追求的最高目標。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大一統”是左右中國歷史發展的佔支配地位的思想意識形態，儘管有過多次大小規模不同的分裂，遲早歸於一統，但每次分裂僅僅是一姓王朝的分崩離析，而做為政治的、文化的、經濟的、倫理道德的共同體中國，卻依然存在，一直延續到今天。在中國這個共同體內，只有王朝和政權的更迭，絲毫不影響中國自身的存在。“大一統”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一條主線，也是影響中國歷史發展的一條法則。
“大一統”有著豐富的政治內容和明確的理論內涵。孔子著《春秋》已透露出“大一統”的政治主張：“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做出了詮釋：“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之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這是首次出現“大一統”的政治概念。一直深受中國儒家思想影響的朝鮮對《春秋》的認識十分明確。嘉慶二年（1797），朝鮮新印《春秋》一書，其國王正宗指出：“《春秋》，聖人大一統之書。”[1]一語闡明瞭《春秋》的精義。《禮記》給“大一統”做了最通俗的解釋：“天無二日，土無二主，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即大一統之義也。”據此可知，“大一統”的本意，就是天下統於一主，反對國家分裂、諸侯割據。春秋時期，周王衰微，諸侯爭霸，夷狄內侵，社會秩序大亂，所謂“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這正是對當時社會的真實寫照。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力主復周禮，尊周王，抵制夷狄，重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新秩序，闡明瞭“大一統”的政治主張。孔子死後，他的弟子們及儒家學派的學者不斷總結，提煉“大一統”的政治思想。如漢代班固著《白虎通義》，其《號篇》說：“帥諸侯，朝天子，正天下文化，興復中國，攘卻夷狄。”他稱之為“霸”，實則是貫徹了“大一統”的基本思想。在這裡，他把“攘卻夷狄”作為“大一統”的一項重要內容。這也是儒家的一個重要思想，主張“內諸夏而外夷狄”，即“華夷之辨”，對稱為夷狄的民族或部族採取排斥與防範的態度，故其“大一統”，首先是“諸夏”的統一，而其周邊的夷狄只能是諸夏的附庸。
儒家的“大一統”的政治思想，是儒家學說的重要組成部份，對中國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持久的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其價值不可估量。西漢一批儒家學者總結秦漢的政治實踐，對孔子的“大一統”思想作出了深刻地評價。如董仲舒稱：“《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2]稍後，又有王吉闡述對“大一統”的認識，指出：“《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3]他對“大一統”的解說，已被中國歷史一再證明，歷代政治家皆以“大一統”為信念，不斷開創“大一統”的新局面。可惜，迄今研究孔子及儒家學說、研究春秋戰國史及中國古代政治史，對其“大一統”的思想認識不足，甚至完全忽略，因而不能正確評價孔子學說，不足以揭示中國歷史發展的真相。
秦始皇兼併六國，廢分封，建郡縣，天下一統，創建了中央集權的“大一統”的封建國家政權。可以認為，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把“大一統”的理論變為全面實踐。儘管秦始皇並不祟尚儒家，但他的政治實踐卻完全體現了儒家“大一統”的政治理想。所謂“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就是對秦天下一統的最生動地描繪。秦創立的“大一統”國家，是劃時代的偉大變革，秦以後，歷代沿襲郡縣制和皇帝專制天下的體制，沿著“大一統”的方向，不斷把中國歷史推向前進。歷史證明，“大一統”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一條主線。
在論及秦朝“大一統”時，必須提到萬里長城。它是秦朝“大一統”的突出象徵。秦始皇修長城，其主觀意圖是用於軍事目的，防禦北方遊牧民族的內侵。但它對中國歷史發展的影響及其巨大的價值，卻遠遠超出其軍用價值，更是始皇始料所不及。第一，長城之設，給予“中國”以全新的政治地理概念。商周時所稱“中國”，是指商周居於中心地域，凡遵守周禮的諸侯國，統稱為“中國”。秦始皇修長城，改寫了“中國”政治地理也包括疆域的原有概念，將“中國”的範圍空前擴大，一直推進到長城腳下。延袤萬餘里的長城就成了“中國”與夷狄的分界線。如，《漢書》“西域上”寫道：“秦始皇攘卻戎狄，築長城，界中國，然西不過臨洮。”師古加註稱：“為中國之竟（境）界也”[4]。這是說，長城成為“中國”之“三北”的國境界線。
第二，所謂長城為“中國”之國境線，與當代之國境線完全不同，它係指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分界線，具體即指長城內之華夏族（漢族）與長城外之夷狄的分界。如東漢人指出：“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5]因民族文化之不同，習俗相遠，故以長城加以區別。視長城如同地理山河，成“內外”的天然分界線。簡言之，長城又成為中原華夏族與“三北”遊牧民族的文化分野。長城之設，完全體現了儒家“內諸夏而外夷狄”的民族觀念的政治主張。因長城的經久存在而形成的人文地理、內外之別的傳統觀念，是巨大的歷史惰力，嚴重障礙“中國”大一統的發展。
應當指出，實踐“大一統”的關鍵問題之一，就是如何對待邊疆地區及生活在這裡的少數民族。質言之，對邊疆地區能否真正統一是衡量“大一統”實踐的重要標準。
從秦到清之前，近2000年間，歷代王朝始終堅持內外有別，華夷之辨的傳統的治邊思想，堅守長城這道藩蘺，對中原地區及長城外與其它邊疆地區採取不同的統治方式，亦即統一的形式明顯不同。在長城內，漢族聚居區，廣設郡縣，由中央直接派官統治；在長城外及其它邊疆地區實行“以夷治夷”及“因俗而治”的政策，即任命當地的部落酋長，授以官職，自行管理，以朝貢的方式，定期向中央王朝繳納貢品，保持政治上的隸屬關係。這就是歷代所實行的“羈縻制”統治。嚴格地說，這種間接的統治方式，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統一，只是形式上的統一，因而是不鞏固的，也是不可靠的。
清以前，歷朝歷代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邊疆問題，也就是說，還沒有真正實現對邊疆的統一。如前已說明，歷代堅持“華夷之辨”，視少數民族為“禽獸”、“犬羊”，以少數民族“非我族類，其心必異”[6]，採取嚴格限制，嚴加防範的政策。例如，分隔華夷，嚴加限制邊疆少數民族進入中原地區，凡朝貢的民族無論從長城入，還是從南方入中原朝貢，限定人數、限定時間、地點，連貿易的時間也受到限制，不能滿足少數民族的經濟要求；中央王朝特別是地方盤剝侵奪少數民族的利益等，都激發成民族矛盾。清代人總結說：“當中國治則通而來賓，不治則叛而互相吞併，爭為雄長。至土馬日強，土宇日廣，恆與中國為敵。”[7]在歷史上，邊疆少數民族與中原王朝的衝突乃至大規模戰爭，難以計數，26史中，史不絕書。如，西周時，北方戎狄不斷“侵暴中國”，殺幽王於驪山腳下，逼周王東遷。秦時，胡人一再內侵，被逼修長城；西漢時，匈奴強大，迫使漢行“和親”之策。景帝時，還向匈奴表示：“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於單于；長城以內，寇帶之室，朕亦制之。”以長城為界，實行民族分治，顯見漢朝力所不及，故作此大讓步。三國時，魏與烏桓戰爭不已，至西晉，又有匈奴、鮮卑、羯、氐、羌五族入中原，建國16，西晉亡，南北分裂達200餘年；隋唐時，與遼東高句麗戰鬥了數十年，在西北則與突厥戰鬥；北宋時無力統一“三北”，先後有契丹族建遼國、女真族建金國、党項人則在西北建西夏。遼、金分別進入中原，金滅遼，又亡北宋；蒙古族崛起，先後亡西夏、金、南宋；明時，“三北”大部地區被元之後裔所佔據，戰事不斷，幾與明相終始；明中後期，女真族復興，與明衝突不斷，終於發展成大規模戰爭，持續數十年，直至明亡。在同邊疆地區少數民族的衝突與戰爭中，許多中原王朝被削弱、被滅亡，而其中有些少數民族如鮮卑、高句麗、靺鞨、女真、契丹、党項、匈奴、突厥等民族，或建半壁江山，或建地方割據政權；有些民族，如蒙古、滿族等奪取了全國政權，一統天下，成為中國的統治者。
事實表明，歷代的“邊患”幾乎皆起自北方，包括東北、西北與北部的“三北”地區。這一延袤萬餘里的廣闊草原地帶，是遊牧民族世代棲息之地，馳騁的歷史舞臺。他們逐水草而居，流動性極大；善騎射，性強悍，耐飢渴，對歷代王朝構成了嚴重威脅。自秦以後，歷代皆以長城為國家安全的保障，除了元朝等個別朝代，皆修長城不止。歷代主要是漢族建立的王朝，其邊防在北不在南。我們所說的歷代邊疆民族問題，主要發生在“三北”。歷史一再證明，能否徹底解決“三北”的邊疆民族問題，消除“邊患”，無疑是實現國家“大一統”的一大關鍵，也是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證。這一延續2000餘年的邊疆民族問題，只有到了清代，才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從而實現了空前的“大一統”，開創了中國歷史上多民族“大一統”的最恢宏的新格局。
二、清代“大一統”的新觀念
自秦漢以後，直至明代，其“大一統”的規模大小不一，當“大一統擴大時，疆域就擴大；當其縮小時，疆域隨之而收縮。中國的疆域並不穩定，始終處於變化的狀態。就是說，在長達2000年的漫長曆史時期，中國的疆域尚未最後確定下來,根本原因是,沒有徹底解決邊疆地區的完全統一的問題。邊疆問題實質是個民族問題。它們沿襲“內中國而外夷狄”的傳統的民族觀念，堅持“華夷之辨”，“嚴華夷之防”，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時刻保持對夷狄各少數民族之“大防”。因此，清以前各代對夷狄等少數民族採取的政策，是將夷狄與華夏即漢族區別開釆，用長城將“三北”的遊牧民族與中原的農耕民族隔離，不得“混一”，其主旨是以漢族為中心，鄙視夷狄，實際是把邊疆民族排斥在國家“大一統”之外。歷代的狹隘的民族觀念,是造成“大一統”嚴重侷限的主要障礙，也是造成中國古代疆域長期搖擺不定的重要原因句話，歷代的民族觀念和民族政策沒有真正實現多民族的“大一統”。
清朝承襲明制，重建一代封建王朝。清對明制的承襲，主要是政治體制、中央及地方行政機構的設置及其行政管理等方面。但在意識形態領域，包括治國方略、價值取向、民族觀念等，都發生了一系列重大變化。其中，關於“大一統”的新觀念，應是清朝最具深遠影響的劃時代的變革。
清朝關於“大一統”的新觀念，集中表現在對“華夷之辨”的否定和批判，並提出了它的理論主張。清朝的這一變革並非一朝形成，而是經歷了一個演進的過程。它是在同明朝鬥爭、爭取蒙古與之結盟，以及不斷調整與漢族的民族關係的過程中逐漸變革的。
清朝突破歷代“內外”與“華夷”之限的傳統思想，確立一種新的民族關係，實始於清入關前。具體說，自皇太極開其端。他即汗位伊始，針對其父生前掠漢人為奴，甚至“誅戮漢人，撫養滿洲”[8]，滿漢矛盾尖銳、局勢動盪的危險局面，明確地表達了他的民族新觀念。他宣佈：“滿漢之人，均屬一體，凡審擬罪犯、差徭、公務，毋致異同。”[9]10年後，皇太極即帝位，進一步闡明他的民族政策思想：“滿洲、蒙古、漢人，視為一體”。他打了一個比喻：“譬諸五味，調劑貴得其宜，若滿洲庇護滿洲，蒙古庇護蒙古，漢官庇護漢人，是猶鹹苦酸辛之不得其和。”[10]在皇太極新的民族政策的推動下，滿、蒙、漢構成了後金（清）政權的主要民族成份，這三大民族能否“凋劑”得宜，實關其政權的興亡。他把滿、蒙、漢“視同一體”，同等對待的民族新觀念貫注到政治實踐中，廣泛吸收漢官、漢將及蒙古王公貴族參加後金政權，特別是在其父努爾哈赤創建滿洲八旗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建八旗組織，創設蒙古八旗、漢軍八旗，與滿洲八旗並立，成為清政權立國的三大基石。滿、蒙、漢八旗制的最後完善，從而完全改變了努爾哈赤時單一的滿族政權的舊格局，標誌以滿洲貴族為核心的多民族的政治聯盟正式確立。這裡所說“多民族”，並非專指滿、蒙、漢，還有其他民族，如，黑龍江及烏蘇里江流域的各民族，諸如後來所稱的達斡爾、鄂倫春、鄂溫克、赫哲等族，主要是在皇太極時期歸服清（後金）政權，皇太極不分內外，也不分辨族屬，都吸收為滿洲八旗的成員。
皇太極制定和實施一系列新的民族政策，反映了民族觀念的重大變化，不僅發展和壯大了清（後金）政權的實力，更重要的深遠意義，他為未來建立多民族的“大一統”國家開其端，奠定基礎，可以說，皇太極的民族觀念及政策，是對歷代所承襲的“華夷之辨”的傳統觀念的一次明顯地突破，不能不具有開創的意義。清入關後，他的子孫照其遺訓，不斷突破舊的傳統，把他的新觀念和新思想推向新的發展階段。
世祖移都北京，面對人數更多、傳統文化積深的漢人，仍然堅持“滿漢一體”的思想。他說：“歷代帝王，大率專治漢人。朕兼治滿、漢，必使各得其所，家給人足。”[11]世祖通曉中國歷史，指出歷代“專治漢人”，而“四夷”的邊疆少數民族則不在其直接的統治範圍之內。因此，他不斷宣傳、解釋滿漢一體的新認識：“天下一統，滿漢無別。”[12]“滿漢官民，俱為一家”[13]；“方今天下一家，滿漢官民皆朕臣子”[14]；“不分滿漢，一體眷遇”[15]如此等等。這些具有方針、政策性的表述，都是對皇太極“滿漢一體”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實際又一次否定了“華夷之辨”的傳統觀念。
繼世祖之後，聖祖明確提出“天下一家”的思想，將皇太極以來所倡導的民族新思想和新觀念推上了頂峰。最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實踐行動，就是於康熙三十年（1691年）宣佈廢除為歷代沿用200O年的萬里長城。如前已指出，長城的功能與影響，已遠遠超出其軍事防禦價值，成為分隔“華夷”的一道藩蘺，分別“內外”的一座巨大的地理座標，漢文化與北方遊牧民族的草原文化的分界線。由此形成的傳統的民族觀念，不能不直接影響到中國真正全面的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也受到限制，因而延緩了它的發展。明大修長城以防蒙古，加強遼東邊牆以限女真。滿族及其先世女真世居長城與邊牆外，與蒙古族一樣，也被隔離在外。清入主中原後，它不能象明朝那樣將本族和天然盟友蒙古族仍然隔離在長城以外，它奉行“中外一視”的治國治邊方針，長城就顯得多餘而失去其軍事防禦價值。聖祖高瞻遠矚，目光遠大，及時地提出廢長城的決策，說：“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專恃險阻。秦築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時豈無邊患？明末，我太祖統大兵長驅直人，諸路瓦解，皆莫敢當。可見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者是也。”[16]總結歷史的經驗，長城是靠不住的，只有“修德安民”，才是“邦本”自固的根本之計。聖祖明確宣佈：廢土石工程的長城，築成一道“眾志成城”的思想長城。聖祖的思想，無疑是對千百年來因長城而形成的華夷觀念的空前超越，他應是秦築長城以來，2000年問，第一個提出廢長城的人！
聖祖廢長城的偉大意義，還在於撤除限隔北方遊牧民族與漢民族的土石藩籬，在中國漫長的歷史發展中，第一次打破了民族界限，空前擴大了中國地理的新概念，改變了2000年民族分離的格局放棄對北方遊牧民族的軍事防禦，視同一體，“要荒總一家”，真心待為“一家”人。這裡，關鍵問題是，如何對待馳騁“三北”廣闊原野的蒙古族。自九世紀以來，蒙古族以強人的生命力，在“三北”縱橫近千年，與中原王朝爭戰不已。經明之世，200多年，為防蒙古，修長城不止。明視蒙古為勁敵，除了防禦，就是攻戰，始終沒有找到徹底解決蒙古問題的辦法，而清朝卻找到了。首先它對蒙古人有一個正確的認識。聖祖說：“蒙古遊行之地，防之不可勝防”，要害是“控馭蒙古有道”，若“控馭無道，則何地不可為亂。”[17]他又說：“朕中外一視，念其人（指蒙古人）皆朕赤子，覆育生成，原無區別。”[18]聖祖所說“控馭有道”，就是要正確對待他們，制定積極的政策，以德以恩固結其心，“皆款塞來歸”[19]。一句話，不得岐視他們，更不能把他們當成敵人，應看成是“一家”之人。清朝經幾代人的努力，終於將橫行幾個世紀、難以馴服的蒙古人徹底降服，與清朝相終始。
清朝“改造”蒙古人，取得了完全成功，是清朝民族政策的勝利，也是“大一統”思想的勝利！蒙古問題的徹底解決，標誌清朝已把國家“大一統”發展到或者說推進長城以個的“三北”地區。
世宗即雍正帝對“大一統”思想的闡發和對“華夷之辨”的批判，更具深刻的理論意義。
雍正十一年（1733年）四月，世宗在對內閣官員的一次談話中闡明他的“大一統”論。他說：
夫中外者，地所劃之境也；上下者，天所定乏分也。我朝肇基東海之濱，統一諸國，君臨天下，所承之統，堯舜以來中外一家之統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禮樂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內而直隸各省臣民，外而蒙古極邊諸部落，以及海澨陬，梯航納貢，異域遐方，莫不尊親，奉以為主。乃復追溯開創帝業之地，同為外夷，而竟忘天分之上下，不宜背謬已甚哉[20]！
世宗闡述“中外一家”的觀點，是對“大一統”思想的最好的論證，實為前人所未發，為當世人所未識。他把皇太極、世祖、聖祖等先輩的思想發展到了最高水平，尤其顯示了理論的特色。
世宗針對歷代漢族統治者及士大夫,乃至平民，一貫將少數民族稱為“夷”，作出了新的解釋。他公開說：“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諱”，即承認滿族原屬夷狄，就連“亞聖”孟子也稱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他指出：這個“夷”字，“不過方域之名，自古聖賢不以為諱也。”至於“虜”字，“加之本朝，尤為錯謬!”他承認滿州居東海之濱，可以稱“東夷人”。但清朝已為天下主，“不忍”將“窮邊遠繳”的民族“以虜視之”。而今“中外一家，上下一體”，怎麼能以“形跡相歧視”呢？他強調：“滿、漢各色，猶直省之各有籍貫，並非中外之分別也。”[21]
世宗釋“夷”為地理方位，符合古義，與古人的解釋並無區別，如同民族籍貫，本無“中外之分”。他把滿、漢等各民族看成是“一家”、“一體”，僅是居住地域不同而已。這就是民族“大一統”的思想，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新理論、新思想！
他針對漢族士大夫中存在的傳統的“華夷”觀，給予嚴厲批判。明清之際的著名學者呂留良認為：“華夷之分，大過於君臣之義。”他斥責“夷狄異類，詈如禽獸。”[22]更為著名的王夫之持同樣觀點，稱：對少數民族“殲之不為不仁，奪之不為不義，誘之不為不信。”[23]如此著名的學者，在民族問題上，表現得如此低下、陳舊而落後，民族觀更為腐朽，遠遠地落到了時代的後面。世宗痛斥呂留良等：在“天下一統、華夷一家之時，而妄判中外”，是“逆天悖理”！他斥責夷狄即禽獸的無理之說，指出：只有那些缺乏“倫常之理”的人才可以打入禽獸之列。人與禽獸的區別，就表現在是否符合“人倫”與“天理”，所以，“盡人倫則謂人，滅天理則謂禽獸，非可因華夷而區別人禽也。”顯然，呂、王等人所主張，以華夷來區別人獸是極其錯誤的！世宗的見解則是正確的。
世宗進一步分析“自古中國一統之世，幅員不能植”的原因認為是傳統的華夷觀和落後的民族觀極大地限制了歷代“大一統”的發展，主要表現在邊疆地區往往被放棄，對那些邊疆地區“不向化者，則斥為夷狄”，即使如“漢、唐、宋全盛之時，北狄、西戎世為邊患，從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他指責說，清朝之疆土開拓廣遠，“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24]！分析之深刻，擺事實之正，即當時的諸學者及先輩的思想家也應自嘆弗如！
至乾隆朝，清朝統治已歷百餘年，但漢人士大夫積習難改，舊觀念難除，違反規定，不時地仍以“夷漢”來區分蒙古與漢人。高宗予以批駁：“以百年內屬蒙古而目之為夷，不但其名不順，蒙古亦心不甘。”本屬“一體”，仍分漢夷，顯然有違清朝的民族政策和“大一統”的思想。高宗貫徹先輩的民族政策，進一步發展和鞏固“大一統”的成果。
以上，簡要回顧自清開國時期，中經順治、康熙、雍正至乾隆，清統治集團華夷觀的演變過程。事實表明：清之華夷觀是逐步變化的，總的趨勢，向深入發展，達到了時代的高度，是當時最先進的思想。清統治者的“大一統”思想，一脈相承，既相互繼承，又不斷髮展。其中，世宗的雄辨，展現了深刻的理論水準，形成了有清一代獨具特色的民族觀。從此，結束了千百年來一直奉行的“華夷之辨”與“嚴華夷之防”的思想統治，開創了“中外一家”的空前“大一統”的時代！
三、邊疆民族的完全統一
在清以前，歷代王朝對邊疆民族的統一，一般來說，通過兩種途徑進行。一是和平招撫。當一代王朝在中原確立其統治地位，即向周邊少數民族發出招撫令，招其來歸，建立政治上的隸屬關係。中原王朝強盛時，不待招撫，邊疆民族紛紛主動行動，接受其統治。一是用戰爭的手段，擊敗邊疆民族的反抗或抵制，迫使其服從新王朝的統治。如西漢擊匈奴，爭戰數十年，才使其臣服漢朝；如盛唐擊突厥、高句麗，均使之臣服。但當少數民族崛起邊疆地區，與中原漢族王朝的統一途徑卻有不同：這就是先統一該少數民族所聚居的邊疆地區，然後再向中原進軍，最終統一全國或半個中國。如北魏，為鮮卑人所建，從遙遠的黑龍江走向黃河流域；如女真人，先統一東北地區，再統一中原；如蒙古人，更是如此，當“三北”被統一，進而統一全國。舉幾少數民族的統一，大體都是通過同類途徑實現。當然，當中原王朝與少數民族勢均力敵時，或因雙方利益不能保證時，便起衝突，直至爆發大規模戰爭。如明與“三北”之蒙古，戰和不定，打打停停，持續200餘年。這也就談不上邊疆民族的統一問題。所以，終明之世，實際並未完全統一中國。再前溯至北宋，因有遼、金的強大，無力統一，也只存半壁江山。南宗的情況亦如此。
歷朝對邊疆民族的管轄與管理大體一致，歷代相承，採取“羈縻制”，不過“官其酋長”，隨俗而治，這就是“以夷治夷”的管轄方略。
總結歷代對邊疆民族的統一，應當包括：將邊疆民族直接納入到中央行政管理系統，就是說，應成為中央管轄的組成部份；由中央直接派遣官員在其地負責軍政庶務，執行皇帝與中央各直屬部門的指令或政令；同樣重要的是，要在各邊疆地區設治，如同中原內地，亦實行郡縣制，派駐防軍隊，維護地方治安，保證國家之安全。如此，才能稱之為真正的統一。歷史已經明示：在清以前，沒有一個王朝能真正實現對邊疆民族的完全統一。當然，我們不能否認各邊疆民族以朝貢的方式，保持同中原王朝的政治隸屬關係。這也是一種統一，或稱為“形式上的統一”，但與上述所說的統一，不能等同，只有前一種統一，才真正具有實質性的統一。
現在，讓我們考察清朝是否真正實現對邊疆民族的統一。
清朝對邊疆民族的統一，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它同歷代一樣，也用和平與武力的手段，將邊疆民族收為它的政治版圖的一部份。如所周知，清朝崛起於東北地區，無疑它的統一亦始於東北邊疆。自努爾哈赤於明萬曆十一年（1583年）起兵，可以看成是統一的開始，在奮戰40餘年後，其後繼者皇太極繼續征戰近20年，遲至崇德七年（1642年），他終於宣告已完成對東北地區的基本統一。他說：
予纘承皇考太組皇帝之業，嗣位以來，蒙天眷佑，自東北海濱（鄂霍次克海），迄西北海濱（貝加爾湖），其間使犬，使鹿之邦，及產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種、漁獵為生之俗，厄魯特部落，以至斡難河源，遠邇諸國，在在臣服[25]。
皇太極的主觀意圖，是總結他即位以來所取得的皇皇業績。事實的確如此。從他所總結的業績，我們確信，歷經兩代人半個多世紀的奮戰，清朝已完全統一了東北地區[26]。
與此同時，已將漠南蒙古（內蒙）收入清朝的版圖。在對蒙古的關係中，既有和平招撫，又有徵戰，在攻滅最強大的察哈爾部林丹汁之後，其所屬各部落及地盤皆歸服清朝[27]。接著，吸引漠北蒙古（外蒙）各部赴瀋陽朝貢，初建政治隸屬關係[28]。但這種關係還很不穩定，經順治朝，至康熙朝，亦兒經反覆鬥爭，才使之臣服，徹底歸清。
在東北與北部地區的邊疆民族統一之後，清朝將注意力轉向西北厄魯特蒙古問題。順治朝18年中，傾全力於全國的統一，主要集中在南方，西北各族尚未參與其鬥爭，保持與清朝的朝貢關係。但至康熙，西北出現大的轉折，這就是以準葛爾部的噶爾丹為首發動了叛亂，橫行草原，奪佔漠南、漠北蒙古地區，直接威脅清朝的統治。聖祖決策，遂於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首次親征噶爾丹。至康照三十六年，又連續兩徵，終將葛爾丹徹底擊敗。噶爾丹的勢力冰消瓦解[29]。康熙晚年，又有準部策妄阿拉布坦發兵侵佔西藏，掀起新的動亂。聖祖再次發動征剿，於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出兵，僅經近一年，全部消滅其叛軍[30]。
雍正朝繼續同西北準噶爾部的分離勢力展開鬥爭。以和碩特蒙古首領羅卜藏丹津為首，在青海舉兵叛亂。僅歷8個月，清軍大破叛軍，清朝恢復了在青海的統治權[31]至雍正五年（1727年），策妄阿拉布坦病死，其長子噶爾丹策零不甘其父的失敗，又與清朝對抗。七年，世宗決策征討，給予叛軍重創，雍正十一年（1733年），雙方停戰，達成和解。戰事暫告一段。
至乾隆朝，西北準部再起戰雲。先後有達瓦齊、阿睦爾撒納發動叛亂。高宗認為：“此從前數十年未了之局，朕再四思維，有不得不辦之勢。”[32]清朝出兵，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完全蕩平兩大叛亂勢力，達瓦齊被擒，阿睦爾撒納隻身逃入俄境，並死在這裡。西北歸入平靜。
與此同時，西北部的邊陲地區，今新疆之南疆，為維吾爾族居住區，又稱“回部”。其酋長大、小和卓木即布拉尼敦、霍集佔兄弟於乾隆二十二年一月發動叛亂，欲自立為國，脫離清朝。高宗毫不遲疑地下令征討平叛。至二十四年七月，歷時近2年，叛軍全被殲滅，僥倖活命者向清軍投降。霍集佔兩兄弟被活捉，當即處死。回部徹底平定。至此，自康熙二十九年平準部叛亂，持續近70年，終於大功告成。高宗稱：“關門以西，萬有餘里，悉人版圖……以亙古不通中國之地，悉為我大清臣僕，稽之往牒，實為未有之盛事……”[33]
從東北，經北部，至西北，處長城外的“三北”廣闊地區，東西延袤萬餘里，歷經百多年流血與不流血鬥爭，才全部進入清朝版圖，接受清朝的統治。
西南地區，係指今日之西藏、四川等地。四川省西北部為大、小金川兩河流域之地。居其地的土司抗拒清朝的管轄，遂有大、小金川之役。清軍苦戰3年，付出了重大代價，迫使其土司投降[34]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又發生小金川之役。至四十一年四月，歷時5年，大小金川徹底平定。西藏孤懸西南邊陲，與內地、與京師相距遙遠，內地文化不易傳入。此地屢被外族、外國侵入。如前敘準噶爾部侵佔西藏，乾隆五十三年、五十六年（1791）廓爾喀兩次入侵西藏，造成嚴重損失。高宗毅然出兵，將其擊敗，逐出西藏，保衛住這一廣大領土，牢牢置於清朝的統治之下。
在南疆，包括雲南、貴州、廣西等地，歷來為當地土司所統治，已有千餘年，其勢根深蒂固，清以前，與中央王朝保持朝貢制，這些上司各在自己的領地為所欲為，中央不得幹予。清朝一改歷代傳統政策，實行“改土歸流”，將傳統的土司制廢棄，這些地區才真正為清朝所控制[35]
同“三北”一樣，西南與南疆也是經歷了反覆的嚴重鬥爭包括大規模的戰爭，才回歸清朝的。
以上所敘邊疆地區及民族被清統一的過程，已有各相關論著與相關的人物傳做了較為詳細的論述，這裡，只做了簡要回顧，不須贅述。
在確立了隸屬關係之後，關鍵的問題是，能否在邊疆地區設置行政機構，直接進入國家主權管理系統，這是使邊疆地區與中央王朝保持真正一體的根本保證。清朝就是在“大一統”思想的指導下，撤長城之限隔，堅持“天下一家”、“中外一視”，在邊疆地區逐一設置行政管理機構。特別提出的是，清朝並非千篇一律設治，而是根據不同地區、不同民族，因地因民族而制宜，設置名目不同的機構，表現出政治管理體制多樣、多元，而統歸於清朝中央，其中央最高統治權又歸於皇帝一人之手。
例如：在東北，分設盛京將軍、吉林將軍、黑龍江將軍。“三將軍”分轄之地，如同一一行省，管理其轄地之軍政庶務。又滿漢族分管、旗民與不入旗之民分管。此制維持了東北200餘年的安定局面，遲至光緒未才正式廢將軍制，正式建省。回顧歷代皆在遼東（今遼寧省境）地區設置行政機構，在今吉林、黑龍江廣大地區僅設羈縻機構而已。
約自9世紀，蒙古族開始登上歷史舞臺，縱橫於“三北”萬里草原，在清以前，幾代王朝在強大的蒙古族面前，幾乎無能為力。經明之世，蒙古與之周旋了200多年，和戰交替進行，始終沒能解決蒙古問題。清朝卻從根本上消除了蒙古與它的矛盾鬥爭。一方面，清朝給予蒙古種種特殊的政策，待遇優越，又實行滿蒙聯姻，雙方關係親上加親。其行政管理，清實行盟旗制：以部落為旗，若干旗結為一盟。共設49旗七盟。在嚴密的組織下，以法治理，即每旗各有遊牧的疆界，不得私越，更不準侵奪，否則，即以法處理。一個在廣闊草原橫行多少個世紀而漂悍的民族，卻被清朝給馴服了，從此，安定下來，不再為患北方，成為清朝的一支可靠的政治與軍事力量。
正如人們已知，在解決西北地區的統一以後，清朝在伊犁設伊犁將軍，管理新疆地區，其下分設都統、副都統、參贊大臣、領隊大臣、管理大臣、總管等，分駐各中心城鎮。在南疆的回部地區，廢除其父子世襲的體制，只用其舊名，如阿奇木伯克（總管）、伊沙噶伯克（協理）等，改由皇帝任命。他們在地方，又統於伊犁將軍管轄。
清朝採取獨特的方式管理西藏。雍正初年，創設駐藏大臣，乾隆晚年，改革西藏行政管理體制：提升駐藏大臣的政治地位與權力，與達賴平列，直接參與西藏軍政大事，地方財政，亦由駐藏大臣綜核。總之，“一切事權俱歸駐藏大臣管理”[36]。更重要的一項制度的設立，這就是著名的“金奔巴瓶”抽籤選靈童之法，由駐藏大臣會同達賴等當眾抽籤決定未來的活佛。此制原由達賴與班禪的親族壟斷，實行新制後，此一大權亦被駐藏大臣所控制。清朝在這裡行使了國家主權，從而與清朝完全結為一體。[37]
在青海推行盟旗制度，按漠南蒙古編旗設盟的方式，將當地部落編為佐領。另編和碩特21旗、綽羅斯2旗、土爾扈特4旗、輝特1旗、喀爾喀1旗，共29旗，不屬青海，規定各守份地，不許強佔[38]。
如前已提到，在南疆實行土司制的地區如雲南、廣西、貴州等，清斷然廢除土司制，實行“改土歸流”，設郡縣，派官員，如同內地。
除東南沿海無邊疆事，清朝在陸路邊疆地區的統一經營活動達到了歷史的頂峰，可以說，達到了時代的極限。它所作的一切，實集歷代之大成，將邊疆變為清朝疆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份，邊疆各少數民族亦如內地漢人，同屬清朝的臣民，“中外一視”，沒有任何區別。一言而蔽之，在清朝統治下，再無內外之分，亦無華夷之辨，真正成為“天下一家”，到這時，空前統一的“大一統”的多民族國家亦告形成。
清朝在我國邊疆民族地區所取得的成就，是對秦以來，2000年中的一次歷史性突破。其成就之大，怎麼估計都不會過份。如果對這個問題沒有明確的認識，必然會對清史認識不足，評價不足。換言之，如真正瞭解清史，必先認識清代的邊疆民族“大一統”問題。
[1]朝鮮《李朝正祖實錄》卷411，正宗二十一年十一月已卯。
[2]《漢書》卷56，“董仲舒傳”。
[3]《漢書》卷72，“王吉傳”。
[4]見《漢書》卷96上。
[5]《後漢書》卷90，“鮮卑傳”。
[6]《晉書》卷102，“劉元海傳”。
[7]《布特哈志略》2479頁；載《遼海叢書》第4冊。
[8]《清太宗實錄》卷64。
[9]《清太宗實錄》卷1。
[10]《清太宗實錄》卷42。
[11]《清世祖實錄》卷90。
[12]《清史稿》卷245，“馮銓傳”。
[13]《清世祖實錄》卷15。
[14]《清世祖實錄》卷43。
[15]《清世祖實錄》卷72。
[16]《清聖祖實錄》卷151。
[17]《清聖祖實錄》卷183。
[18]《清聖祖實錄》卷184。
[19]《清聖祖實錄》卷183。
[20]《清世宗實錄》卷130。
[21]《清世宗實錄》卷130。
[22]《大義覺迷錄》卷2。
[23]《續通鑑論》卷4。
[24]《大義覺迷錄》卷1。
[25]《清太宗全傳》卷6。
[26]此時只有山海關外四城：中後所、中前所、前屯衛、寧遠四城尚為明守。
[27]魏源：《聖武記》卷3，“國朝綏服蒙古記一”，詳見《清太宗實錄》天聰六一八年各卷。
[28]《清太宗實錄》卷20，頁36—38。
[29]《平定朔漠方略》卷2，《清世祖實錄》卷147—178卷。
[30]詳見《清聖宗實錄》285—289各卷。
[31]見《清高宗實錄》16—21各卷。
[32]《清高宗實錄》卷464。
[33]《清高宗實錄》卷599。
[34]昭槤：《嘯亭雜錄》卷4，“金川之戰”；《聖武記》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記”。
[35]詳見《聖武記》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匯”（上下）；《清世宗實錄》卷49—51各卷相關內容。
[36]《清高宗實錄》卷1417。
[37]詳見《聖武記》卷5，“國朝撫綏西藏”（上、下）。
[38]參見袁森坡：《康雍乾經營與開發北疆》頁156。中國社科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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