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社會里，把握著社會物質的基本生產手段的統治階層，同時必定要佔有支配社會基本的精神手段。這成為了兩千年封建中國曆代王朝的生存法則。
精神手段被把握著，那麼將可能使得不合理的物質生產的佔有，逐漸取得合理的依據；將藉此繼續創造出維護佔有的動力；將用以緩和或團結支配集團內部的分離力量。所以，就中國曆代王朝統治的經歷來講，它們對於精神思想的把握是否牢固，運用是否得宜，將對王朝的興衰起到決定性作用。
而能夠對精神的把握力量起到幫助的，就是自漢代開始被確立為中國古代官方思想的儒家思想。但是眾所周知，在儒道法墨盛行的秦漢初期，儒家並不是封建統治階級的第一首選，直到漢武帝何董仲舒的聯手演繹，孔子的儒家理論才被正式立於朝堂，那麼儒家思想為何能在百家之言中最終勝出呢？
“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漢書董仲舒傳》
從董仲舒的話中可以看出，封建社會重階級名分，君權國家重一尊威權，而老子主無名無為，不利於干涉；墨家兼愛非攻，重平等不利於專制。只有儒家孔學，嚴差別，重秩序，與君主言仁政，以宗法為維繫社會的手段，從而達到鞏固君權的目的。在當時的現實社會中，帝王的馭民之策莫善於此。
那麼儒家思想的內涵是怎樣吸引漢武帝與董仲舒的眼球，毅然決然地推動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呢？回到董仲舒對儒家思想“最便於專制”的起點上來總結，可以分為三個方面：即天道觀念、大一統觀念、綱常教義。
從天道觀念來說，儒家不言鬼、不言神，只言天。鬼神是神學的範疇，而天則屬於玄學。在近代初期的歐洲，新興階層推動社會進步都強調所謂的自然法則，各國啟蒙運動的運動者都會抬出自然選擇之說，是為了藉此能為新秩序的建立創造輿論條件。
而儒家孔子所強調的天，顯然比歐洲啟蒙學者所宣揚的自然更加自然。所謂“君萬物者莫大於天”（《易經》），意思就是說冥冥之中，有一個主導禍福的天子在主宰；所謂“天子為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書經》），意思就是說必須假借於天子或帝王以行之，帝王或天子的所做作為就是替天行道。
這種天人相通的儒家思想，與歐洲啟蒙學者所強調的自然秩序、社會秩序相通的玄學比較，顯然表現得更接地氣，更易於被社會廣大民眾接受。同時其本質的目的為了加強君主專制，強調冥冥之中已有主宰，以杜絕野心家的非法窺視。後來歷代王朝末期的起義者，往往也夾拖天命以加強其政治號召，這就是儒家思想最具有現實作用的表現。
而對於大一統而言，所謂“受命於天”的帝王或天子就是“皇天眷命，天下為君”。（《書經》），意思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孔子依著天命為最高主權不可分割的命題出發，而主張“尊王”，主張恢復西周形式上的大一統，而對於破壞大一統並各霸一方的亂臣賊子，不惜口誅筆伐。孔子託春秋以明其恢復周禮之志，在形式上表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貴族政治秩序，而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制度，就正好與漢武帝包括後世歷代統治者強調的“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的思想相呼應。
而經過法家治秦的失敗，以及黃老立漢的結束，漢朝在漢武帝外擊四藩，改革內治的朝堂之下，正需要一種能夠強調大一統的思想作為理論支撐。於是董仲舒更加公式化的“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更加有利於處於削藩旋渦中的漢武帝，支持其中央集權的獨佔局面。
就綱常教義來說，任何一個專職君主，無論他的天下是怎麼來的，他都會把防止臣下篡奪放在首位上來。所謂“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就是這個道理。可見綱常教義歲餘大一統而言是多麼的重要。
在封建大一統的專制政治局面下，始終存在一個矛盾：一方面要儘可能使普天之下納入版圖接受治化；同時擴充版圖，要使宇內各派複雜及成分心悅誠服地接受就很困難。因此為了解決這個矛盾，自漢武帝起，利用儒家思想上的優勢，大力宣傳普及儒家的綱常教義。
綱常教義的重心在乎三綱，即所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即對君權、父權、夫權的確認。春秋時期的儒學認為，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換句話說就是“修身而齊家，齊家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而董仲舒對此理論則進行了更深層次的闡釋：
“君子主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裡，故治可移與君。”（《漢書董仲舒傳》）
董仲舒認為，一個人在家裡孝順父母，有愛兄弟，就有政治作用，就等於從政，何必一定要立在政治舞臺上呢？這在一方面說是家族政治化，另一方面又賦予了國家的家族化，三綱五常的精髓就在於此。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目的，不在於使全國的人都變成一家人一樣的相互親愛，而在於使天下之民安分守己，結局無非是為加強君為臣綱的作用，通過家庭、通過家族的關係，讓為人父的、為人夫的、為族長的分別承擔基層社會的治理責任。
可見，漢武帝與董仲舒的新儒家思想的政治功效，可以無形滲透進社會每一個角落。儒家的大一統，由擴大政治版圖所造出的治理難題，就由其推行的綱常之教得到了解決。因此，漢武帝與董仲舒便開啟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歷史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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