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江西省鉛山縣的鵝湖書院因朱熹和陸九淵兄弟的學術辯論而名垂千古
在世界文明史上，中華文明獨具色彩，光輝燦爛，綿延數千載而不間斷，依靠的正是中華民族對文化、教育事業的格外重視。傳說在三皇五帝時代，就誕生了中國最早的“大學”——“成均”，成為後世傳頌不已的理想教育形式。夏、商、週三代，又有“庠”“序”“校”等教育機構，國家教育制度逐漸走向成熟。然而這一時期的教育體制屬於“學在官府”性質，教育權、受教育權被統治階級掌握，平民難有惠及。春秋時期，禮崩樂壞。在“士”階層的推動下，學術開始向下層擴散，造就了“百家爭鳴”的思想文化黃金期，中華文明進入群星璀璨的“軸心時代”。
尊師重教：中華文明的優秀傳統
諸子百家中，最為突出的代表人物當屬孔子，他“有教無類”的教育思想，打破了“學在官府”的限制，使得平民也有了受教育的權利，這在當時屬於教育體制的一場革命。孔門教學以培養德行兼備的“君子”為目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即是儒家精神的有力彰顯。在儒家精神的塑造下，原本作為階層身份的稱謂——“士”，被賦予了更多的文化意涵，在後世逐漸成為讀書人的代稱。這些有理想、有擔當的讀書人繼承了孔子開創的私人講學傳統，在一代代的講學授受中完成了文化的延續、文明的傳承。
祭祀孔子是書院最悠久的傳統之一
在漢代，儒家士人開始建立“精舍”“精廬”作為私人講讀之所，如東漢名士李充就曾“立精舍講學”。由於漢代用來選官用人的察舉、徵辟制度逐漸為門閥士族掌控，寒門士人難以通過誦讀經典施展抱負，這些零星設立的精舍因而未能產生較大的影響。在魏晉南北朝佛教盛行之時，精舍成為佛家講經、譯經的場所，改變了精舍的原初之意，儒家文化一度面臨傳承斷絕的危機。
書院的形成與規範
自隋朝創立科舉制度以來，讀書應舉成為選官用人的主要依據。科舉以其公平性及開放性的原則，使得“田舍郎”亦有機會成為“天子門生”，改變了門閥士族壟斷仕途的局面，成為實現階層上下流動的重要途徑。至宋代已有“科舉社會”之稱，“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即出自宋真宗趙恆之口。這時，讀書的重要性空前提高，由此產生了對書籍以及教育事業廣泛的社會需求，一種適應新時代變化的文化教育制度呼之欲出。
此時，科技的進步推動了文化教育體制的革新。藉助“四大發明”中的造紙術與印刷術，紙本雕版印刷書籍以其低廉的成本與良好的閱讀體驗迅速取代簡帛，廣泛流通於社會，使得文化開始變得“廉價”而親民。官府與私人大量存貯典籍已逐漸普遍，民間士人也有條件通過印刷書籍完成文化的生產與流通。因此在這一時期，圍繞書籍的生產、流通和收藏的組織機構開始出現，“書院”一詞逐漸成為指代這類機構約定俗成的稱謂。
江西白鹿洞書院春風樓、朱熹像
關於中國書院的起源，歷來有不同的看法。長期以來，學界普遍認為書院起源於唐玄宗時朝廷設立的麗正、集賢書院。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在麗正、集賢以前，民間已有零星的書院存在。書院源於私人治學的書齋與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門，應當有官府與民間兩大源頭。因此，從唐代誕生時起，書院就得到了官方與民間兩種力量的支持，兩者共同助推了書院這一新興的文化教育組織在全國的普及。不過，書院之所以能夠成為後世儒家精神的旗幟，應當歸功於南宋理學家的努力。
南宋是中國書院制度走向規範的時期，而朱熹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他提出的書院理想以及實際興復白鹿洞書院的舉措，成為後世書院建設運動的取法對象。朱熹針對當時士人醉心於科舉利祿之學的狀況，制定了《白鹿洞書院揭示》，宣揚新的教育理念。他認為，古昔聖賢所教人之學，不外乎五教五倫，因此士人的為學目的和進學之法也應當據此而定。在朱熹看來，學的最終目標應落實到對人倫秩序的明晰與維持上，為此則必須格物窮理、篤行實踐。具體而言，為學之方應分為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大方面，缺一不可。隨著程朱之學逐漸成為正統學說，以及宋理宗將《白鹿洞書院揭示》頒行天下的政治舉措，朱熹宣揚的新教育理念得到認可與推廣，其影響甚至超出了書院，成為官學、私學普遍的精神指導。
傳統中國教育、文化的新格局
南宋以後，書院與儒家傳統學術的發展、傳播密不可分，成為程朱理學、陸王心學、乾嘉漢學等學術發展與傳承的重要場所。各個學派皆有標誌性的書院作為其存續的見證，甚至成為學派的代稱。如宋代湖湘學派以嶽麓書院為基地，後世即以“嶽麓諸儒”稱之；明代以顧憲成、高攀龍為代表的東林學派，其得名來自於學派賴以講學的東林書院；陽明學派則藉助水西書院、天真精舍等大開講會，傳揚師說，使得明代書院取得“相望於遠近”的歷史成就；而清代乾嘉漢學的傳播，離不開詁經精舍、學海堂、南菁書院等機構的倡導。如此種種，不勝枚舉。書院與傳統學術的一體化，於茲盡現。
《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 清應元書院刻本
書院雖源出於中國，卻又不僅限於中國。從明代開始，書院隨著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逐漸在海外落地生根、開花結果。書院向海外移植的第一站是受中國文化影響最深的東國朝鮮。李朝世宗即位之初，大致相當於明永樂十六年（1418年），是朝鮮書院450餘年歷史的開端。當時，“東國朱子”李滉提出全面引進中國書院制度的建議。經過多年的發展，朝鮮書院已是“比邑相望”，助推了朝鮮儒學“黃金時代”的到來。
除朝鮮外，日本到江戶時代，也開始了中國書院文化的傳播、接受史。其中，《白鹿洞書院揭示》隨著朱子學東傳日本而引起了各學派，如朱子學派、陽明學派、考證學派的重視，不少學者為之詳作集註，以廣流傳。有研究者統計，日本圍繞《白鹿洞書院揭示》而編纂著作至少50種。其他地區如歐洲、美洲，在清代以降也相繼有了中國書院的身影。這些移植於海外的書院，與中國本土的傳統書院血脈相承，傳揚中國文化的功效保持不變，在異域風土的環境下又靈活變通其規制，從而成為連接中西文化的橋樑。
湖南嶽麓書院，北宋開寶九年（976年）由潭州太守朱洞創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宋真宗御筆賜書“嶽麓書
作為中國古代讀書人的精神家園，書院歷經唐、宋、元、明、清1300餘年的發展，遍佈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區，為傳統教育、學術、文化等事業的發展，對民俗風情的培植，為倫常觀念的養成等做出了巨大貢獻。19世紀以來，隨著中西文明之間交流、衝突程度的加深，書院在動盪的局勢與多層次的文化教育需求下，追隨時代的變趨，引進“新學”“西學”，調整、改革其教育理念與制度，開始了從古代走向近現代的轉型歷程。
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在朝廷改書院為學堂的詔令之下，各省、府、州縣書院被改製為大、中、小三級學堂。民國以後，學堂又改製為學校，使得中國的教育制度經由書院而得以貫通今古，書院在後世的大學、中學、小學中得以永存。
作者簡介
鄧洪波，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教授。
趙偉，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