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來解釋一下這本書的書名，為什麼叫《樞紐》？“樞紐”這個特性是用來形容今天的中國在世界上的位置的。為什麼說中國是世界上的樞紐呢？我們就得分析一下世界秩序是由哪些要素構成的。簡單說，世界秩序中包含著海洋秩序和大陸秩序，這兩個秩序都是象徵性的說法，海洋秩序可以說是積極參與到全球化的國家和地區組成，大陸秩序的組成者正相反，它們或者是對全球化抱有質疑，比如過去的蘇聯，或者是難以參與到全球化當中，比如今天的很多第三世界國家。
那麼，我們仔細觀察世界秩序的話，還會發現在海洋秩序和大陸秩序之間的一箇中介性力量，正是它的存在，能夠連接起海洋秩序與大陸秩序，使得全人類的秩序連為一體，這個中介性的力量，就可以被稱作世界秩序的樞紐。它是誰呢？沒錯，就是中國。
為什麼中國能夠擔當起這樣一種樞紐性的地位呢？原因在於，中國本身內在的就是一個多元複合的體系，中國有它自己的海洋區域，就是東南沿海地區，也有它自己的大陸區域，就是廣大的西部地區。這樣一種超級的多元複合性，在世界的大國中是獨一無二的，它讓中國能夠同時嵌入到世界的海洋秩序和大陸秩序當中，從而連接起這兩方。
緊跟著的問題是，為什麼中國能夠形成這樣一種多元複合體系的國家結構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回溯到中國這幾千年的歷史當中去了，正是這幾千年的歷史，讓中國把中原、草原、西域、高原、海洋等多種區域和人群，逐漸地整合在一塊，並鍛造成為一個龐大的大一統帝國。但這個大帝國，是作為一個內在多元的體系存在的，因為，前邊我們說的那些地方被整合在一起之後，各個地方仍然保有自己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跟當地的自然生態和地理環境密切相關。
比如，在草原的生態條件下，你只能遊牧，沒法按照儒家所要求的定居化的方式來生活，就不可能變成中原的樣子；但是，被整合在一起之後，每個地方也都變得跟過去不一樣了，因為它能夠從其他地方汲取自己所沒有的特殊資源，自己就會發生改變，比如，雪域高原上從元朝開始，便能夠持續地從中原和草原獲得軍事和財政資源的輸入，高原內部的財富分配和社會結構就會發生變化，而蒙古草原上從高原獲得藏傳佛教的輸入，草原上的整個精神世界就全變了。
這樣一種多元體系性，要解釋起來線索過多，咱們在這裡沒法面面俱到，我就以書中一個貫穿古今的關鍵詞，“超大規模性”，作為解讀本書的一個入手點，以前的學者很少從這個角度解讀中國歷史。通過這個關鍵詞，可以理解中國從古到今的一系列歷史獨特性。至於解釋多元體系的其他要素，歡迎你到書裡去尋找更完整的答案。
先解釋一下什麼是超大規模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中國人口在歷史上長期佔全球人口總數的三分之一還要多，直到100多年前，這個比例才開始下降，但仍然長期佔四分之一左右；在古代，世界各國都是農耕經濟的情況下，人口的數量，同時就對應著財富的數量，因此古代中國也長期佔有世界財富的很大一部分。其次，中原地區擁有大規模連成片的農耕區，尤其是華北平原和長江中下游平原，這裡人口密集、土地平坦、地形簡單，這種條件在世界上都是少見的。這樣的人口和財富的匯聚規模，再加上連片農耕土地的規模，在世界上獨一無二。這個超大規模性可以用來解釋很多問題。
我會用這個概念來解釋三個經常讓人困惑的問題：第一，中國為什麼能長期維持大一統國家？第二，中國在近代為什麼在世界上落後了？第三，中國向近現代轉型的時候，超大規模又起著怎樣的作用？
①我們先來看看中國為什麼能長期維持大一統國家。
過去我們經常說，中國是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古國當中，唯一沒有中斷過的古文明。什麼叫沒有中斷過？是說中華文明的經典沒有中斷過嗎？並不是，因為其他很多文明的經典也都流傳下來了。那麼是什麼沒有中斷過呢？任何一個偉大的文明都有一種理想，就是要讓自己不僅僅是停留在觀念世界當中，而是要讓自己變成一個偉大的帝國，以此作為文明的肉身載體。
中國所謂沒有中斷的，是文明的肉身載體，也就是帝國，一直存在。其他文明的肉身載體，也就是帝國，即便曾經大一統過，但是分裂後普遍都沒有再統一起來過。比如，羅馬帝國崩潰之後，一直到今天，歐洲都還是一種多國並存的狀態；比如，阿拉伯帝國崩潰之後，伊斯蘭世界的分裂性也一直延續到今天。唯有古代中國，即便分裂了，還會統一起來，並且從宋代往後，就再也沒有出現過長期的分裂狀況。
為什麼這個帝國能一直存在呢？原因就在我剛才所說的超大規模上。因為，一個帝國是否能夠維持大一統，並不是由文明是否渴望大一統決定的，像基督教文明也渴望大一統，但是歐洲在古羅馬帝國分裂之後也沒有統一起來過。帝國是否能夠大一統，究竟是由什麼決定的呢？答案是，由財政跟軍事邏輯決定的。
首先，中央政權要擁有足夠大規模的軍事能力，能夠壓制住任何地方性的離心傾向。那中央政權的龐大力量從哪裡來？來自於龐大的財政能力。就是說，中央政權是不是足夠有錢，財大氣粗，對於任何地方政權都有壓倒性優勢？如果能做到這一點，那麼地方的分裂割據是不可能成功的。
怎樣才能擁有龐大的財政能力呢？需要具備兩個條件。一個是有足夠龐大的財富可供汲取，也就是財富池子得足夠大。另一個是需要能夠低成本地進行財政徵收。
我們拿中國和歐洲做個比較，就能看出差異了。在東西方的文明剛剛發展起來的時候，文明的核心地區對於周邊還處在矇昧的地區，都有著很強的力量優勢，能夠相對容易地征服它們，建立起龐大的大一統帝國，東邊有了大漢帝國，西邊有了羅馬帝國。
矇昧地區之所以很容易被征服，就在於它的文明程度不夠，從而自我組織能力很差，無法抵抗帝國的武力征服。但是矇昧地區在帝國的統治下獲得了文明的發展，自我組織能力變強，逐漸有了反抗帝國統治的能力。一旦大一統的帝國崩潰，之後是否還能再次建立起龐大的帝國，就得看剛剛說過的這種財政結構了。
與中國相比，歐洲的地理非常破碎，人口也稀疏得多，這意味著，收稅的成本很高，統治的成本也很高。古羅馬帝國崩潰之後，有好多人都嘗試過要一統歐洲，像查理曼大帝、拿破崙，都曾經短暫地統一了歐洲。但是他們就算再英明神武，對歐洲的統一也沒法持久下去，即便能夠做到一下下，很快就會又瓦解了。因為無論是哪一個政權想要一統歐洲，都很難低成本地獲得足夠規模的財政資源，也就沒有辦法把那些不服的區域性政權徹底打到它們服，誰都不擁有壓倒性優勢。所以歐洲的大一統，在瓦解之後就沒有再恢復過。
但是中國這邊就不一樣了。中原地區土地遼闊平坦，人口稠密，中央政權徵稅的難度遠遠小於歐洲，統治的成本也低於歐洲，所以，大漢帝國瓦解之後，還能再統一起來。只要社會結構變得足夠扁平化，也就是說，社會上沒有那種特別有實力的世家大族，都是小家庭的結構，那麼，中央政權就能突破一個門檻，使得它相對於任何地方政權都有壓倒性的實力，大一統就會成為一個不可逆的歷史過程。如果社會上還有世家大族，他們作為大人物，對地方有號召力，帶領地方對抗朝廷的能力也相對比較強，中央政府汲取財政資源的能力就會受到抑制。
但是在唐朝的安史之亂之後，世家大族逐漸消亡了，於是到了宋代以後，中國就進入了一個小家庭為單位的平民社會，朝廷從社會汲取資源能力大幅提升。在宋代以後，中國就再也沒有過長期分裂的狀態，一個大一統帝國結束了，取代它的不是分裂，而是另一個大一統帝國。
好，總結一下這部分內容，超大規模性使古代中國的帝國朝廷能夠同時具備龐大的軍事實力和財政實力，這就讓中央政權對於地方勢力具備了碾壓性的優勢，於是，地方分裂割據便不能成功。中國維持了長期的大一統國家，原因就在這裡。
②既然超大規模性能讓古代中國維持大一統，那是不是無限發展這個特性，就能給古代中國帶來更多紅利？不是。超大規模性也會讓古代中國陷入一種困境，叫做內卷化，這個詞是美國加州大學一群研究中國經濟史的學者提出來的，就是說社會和經濟會自我鎖死在一種低技術水平線上，沒有任何辦法向前進步，就是內卷化。你會看到，超大規模導致的內卷化，是近代中國在世界上落後的重要原因。
先來說說中國的超大規模性，到了清朝達到什麼高度。19世紀，中國人口史無前例地達到了四億，這在歷史上是第一次。在這之前，中國人口只要達到一億左右，往往就會因為人口過剩，人多地少，出現嚴重的社會矛盾。然後流民四起天下大亂。但是歷史進入清朝時，發生了兩方面的變化，讓人口過剩走向流民四起狀況的門檻，大大提高了。
一個變化是，清軍入關後，帶來了和平紅利。清軍入關前，中原老百姓要養活兩支高強度動員的軍隊，一支是明朝的軍隊，另外清軍靠從中原搶戰利品來維持自己，所以老百姓相當於養兩支軍隊，而且它們天天打仗，動員強度很高，老百姓的財政壓力也就很大。但是清軍入關之後，老百姓只要養活一支中低強度動員的軍隊就夠了，財政壓力急劇下降。另一個變化是，雍正在全國推廣攤丁入畝，也就是不再按人頭徵稅，而是按照土地徵稅，這就意味著手上沒有地的老百姓，稅收負擔也減輕了。這兩個變化讓底層老百姓的財政壓力降低，有能力養活更多的孩子，所以人口才能大幅增加。
但是這樣就出現了大量過剩人口，帶來了一個問題，就是把經濟和技術鎖死在一種很低水平的狀態下，也就是前邊說的內卷化。這些過剩人口，本來就沒錢賺，任何活兒，你給他一點錢他就肯幹，這就使得任何以節省勞動力為目的的技術變遷不可能出現了。這進一步帶來的結果就是，工業革命沒法內生性地在中國出現了，因為工業革命正是以那種技術變遷為前提的。
沒有工業革命，你的過剩人口問題消耗不掉，只有工業經濟才能消化，農業經濟肯定消化不掉。但正因為你人口過剩，又不可能出現工業革命，中國就這樣自我鎖死了，這又是因為超大規模所帶來的。中國歷史演化到這兒，就走到了一個重要的關口。
要想突破這個關口，中國就必須從外部引入新的技術和新的經濟要素。這新的技術和新的經濟要素從哪來呢？在當時，只能來自西方。在這個意義上，中華世界與西方世界的遭遇，就是中國歷史的內在需求了，否則中國會自己把自己困死。西方的到來肯定不會是和平的，但是大清在這個過程中也不全是屈辱史，我們可以通過一個很有趣的例子來看看，大清反倒因為西方的到來，而獲得了一種新的自我保全能力。
這個例子就是曾國藩討伐太平天國。從歷史規律上來看，當時人口已經到達了四億三千多萬，差不多到流民四起的臨界點了，肯定要出現大規模農民起義了。而且，只要出現那種規模的農民起義，王朝一定會滅亡，你看歷史上，從東漢的黃巾大起義，到唐朝的黃巢大起義，再到晚明的李自成大起義，都直接導致了王朝的滅亡。為什麼王朝扛不過去呢？因為流民四起之後，他們一定得往有飯吃的地方跑，哪兒有飯？一定是帝國最富庶的地區，那個地區也一定是帝國的財政核心區。那麼流民把帝國財政核心區一佔領，帝國財政就會崩潰，你就沒錢發餉，沒錢養兵，沒錢鎮壓起義，那帝國徹底完蛋了。
但是清朝是個特例，不僅鎮壓了太平天國運動，還出現了同治中興，延緩了滅亡的時間。是因為太平軍沒有佔領核心區嗎？當然不是了，帝國的財富核心區就是長江中下游，那會兒完全被太平軍給佔領了，大清的財政也已經瀕臨崩潰，那為啥大清還能扛過去呢？我認為，是當時國門被打開後，對外通商的功勞。
怎麼理解這個觀點？要追溯到曾國藩、李鴻章等人辦團練，也就是地方武裝力量。他們給士兵發的軍餉是很高的，但是國庫沒錢，錢從哪兒來？朝廷說，你們可以徵收厘金，也就是各省之間商品的過境稅，用這個錢來養活軍隊。曾國藩的湘軍規模，在巔峰時期達到12萬人，從湘軍成立到平定太平天國，軍費前後花了兩千多萬兩的白銀。這意味著，曾國藩收的厘金規模相當大，厘金就是各省的過境稅，那也就意味著，大清的內貿規模足夠大。為什麼內貿規模會這麼大呢？這又是因為外貿規模非常大，外貿拉動了內貿。那外貿規模是怎麼變大的呢？要追溯到鴉片戰爭。
戰爭失敗後，中國被迫開放五口通商；在此之前，大清只有一口通商，外貿規模比較小，五口通商後，外貿規模急劇擴大，從而拉動內貿，能夠提供大規模徵收厘金的可能性。西方國家用武力打開中國的大門，卻在無意識間幫助清政府獲得了新的自我保全能力。大清有了這種能力，這個肯定不是因為西方國家懷著多麼大的好心，但我們就此要知道，對於近代歷史的評價，是要非常謹慎的，沒有什麼非黑即白的事情。
好的，我們總結一下近代中國為什麼會在世界上落後？因為超大規模性進入到一個新的數量級，讓中國出現了大量過剩人口，這就使得任何以節省勞動力為目的的技術變遷不可能出現，導致經濟和技術被鎖死在一個比較低的狀態，也就是陷入了內卷化困境。要想獲得新的技術和新的經濟要素，只能依靠西方，在此時，中華世界與西方世界的遭遇，就成了中國歷史的內在需求。西方國家用武力迫使中國開放通商，卻讓大清獲得了新的自我保全的能力，從而幫助清政府延緩了滅亡的時間。
③再來看看中國向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超大規模性起著什麼樣的作用？
超大規模的人口，給近代中國帶來了內卷化的困境，但這是有條件的，只有在中國作為封閉經濟體的情況下，超大規模人口才會導向內卷化；但是，一旦開始加入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超大規模人口反倒會成為中國的競爭優勢，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比拼勞動力價格，其他有競爭力的國家誰也拼不過中國。
不過，要想實現這種優勢，前提是完成自我的政治整合。也就是說，要把所有人、至少是社會上的大部分人都給動員起來，願意為同一件事情共同努力，這就叫完成了自我的政治整合。問題是，傳統的中國文化，從來都不是講究動員的，只講究什麼樣的統治才算是以德服人，上等人和下等人都分別需要遵守什麼樣的行為規範。這種統治方式和觀念結構，是無法帶來政治整合的。也就是說，用傳統的辦法是沒辦法帶來中國的政治整合了，那就意味著，只能進入現代革命。這就進入到從清末開始，貫穿了20世紀前半段的中國革命時期了。
但是咱們還得多追問一句，為什麼中國必須要完成這種整合呢？還是跟超大規模性有關。
舉個例子，比如說一些規模比較小的國家，像泰國、韓國，如果他們願意加入現代世界經濟體系的話，靠外部世界的拉動，可以一把把他整個國家全都拉動進入到現代經濟世界。但是中國規模太大了，大到什麼程度？沒有任何人能夠把你整體性地拉動起來，只能拉動你的局部，比如上海、廣州、天津，拉動這些口岸地區，結果是什麼呢？
這些口岸地區跟世界大都市紐約、倫敦、巴黎的聯繫，遠遠大於它跟200裡地之外鄉村的聯繫，這樣國家在經濟層面就徹底被撕裂了。這種經濟撕裂一定會引發社會撕裂，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甚至引起內戰。內戰發展得嚴重了，甚至會把你之前的發展成果一把清零。所以，如果中國的經濟只能被局部性拉動的話，發展是不可持續的。除非你先通過政治整合，使得這個國家有能力用政治性的辦法，讓這個國家整體性地加入到世界經濟秩序，才能夠把超大規模的人口優勢釋放出來。
近代中國通過革命這種方式，完成了政治整合。在這之後，中國便整體性地投入到了世界經濟體系當中，這就是改革開放。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超大規模優勢也迅速釋放了出來，並在經濟發展模式的不斷迭代過程中，不斷更新著自己的優勢。
比如，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中國充分利用了自己勞動力和土地價格都比較低的優勢，從比較初級、簡單的出口加工行業做起，吸引著很多低端製造業向中國轉移，中國經濟在這個過程中迅速地完成了最初的積累。
在這一輪全球創新經濟過程中，超大規模又起到了什麼作用呢？先解釋一下這一輪全球創新經濟的新特徵，它由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率先開動。跟以前任何一個時代都不一樣，這一次創新經濟的首要動力不是新技術，而是新創意。比如蘋果公司，它的技術都是人家開發出來現成的，但是它懂得如何把這些現有技術給整合成為一個超級酷炫的產品。創意是容易被人模仿的，所以這一輪創新經濟的一大特徵在於，它必須不斷地自我迭代，用新創意否定舊創意，那就必須把生產流程外包出去，絕不能自己幹，以便降低創新的成本。看上去，外包出去的是生產流程，實際上，外包出去的是高速創新當中的轉型風險。
那麼，承包的這一方，就必須能夠有效應對這種轉型風險，否則自己會在巨大的風險中死掉。怎樣才能應對呢？需要有一個龐大的供應鏈網絡。供應鏈網絡當中，有無數個極度專業化分工的小企業，用專業化來確保生產過程的效率；這些小企業彼此之間互為配套關係，並且這種配套關係還可以不斷地動態重組，用動態重組的能力來確保生產過程的彈性。中國就是發展起這樣一個龐大的供應鏈網絡，一舉成為世界工廠，全世界的外包需求幾乎都在向中國轉移。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供應鏈網絡當中有一個核心變量，就是它的規模。供應鏈網絡的規模越大，內部的小企業就可以越專業化，從而提升效率；同時規模越大，意味著小企業互為配套關係的組合可能性也越多，從而提升彈性。
所以，供應鏈網絡的規模效應，使得成本控制當中的核心要素不再是勞動力價格，而是能不能把生產流程嵌入到一個供應鏈網絡當中。而要說到供應鏈的規模，那中國絕對是獨步天下。因為要發展大規模供應鏈，還需要有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以便降低各種物流成本，中國在這方面的能力也是獨步天下，發展起了超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所有這些，都使得全世界中低端製造業在不斷向中國轉移，以至於從改革開放至今不過短短三十幾年的時間，中國就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有人可能會問，現在中國製造業是不是在向東南亞轉移呢？這實際上是中國供應鏈網絡的溢出。世界銀行做過一個研究報告，報告中發現，中國與東南亞之間的貿易結構，主要的貿易品都是半成品和零部件，只有在同一個供應鏈網絡內部，貿易這些半成品才有意義。說明中國和東南亞還是在同一個供應鏈網絡內部的。
中國在這個過程中發展成為全球海洋與大陸秩序之間的樞紐。這一樞紐地位不僅僅是具備經濟意義，它同樣在世界秩序的構成上，具有深刻的政治意義。
對於中國樞紐地位的這一系列經濟與政治意義的理解，是我們理解與把握中國的未來走向，理解中國與世界關係的極為重要的前提。對於個人來說，也是我們規劃自己未來的時候，一個極為重要的參照系。
好，總結一下這個問題。中國的超大規模人口，只有在它作為封閉經濟體的時候，才會導向內卷化，徹底地自我鎖死。但是一旦中國加入到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中去，超大規模人口反倒會成為中國的競爭優勢。只不過，對於超大規模的中國來說，只有整體性地加入，才會帶來紅利。而整體性加入，中國首先就要完成自我的政治整合，政治整合靠傳統的辦法已經不頂用了，於是有了革命的必要性。這是我們理解20世紀中國革命史的必要前提。革命幫助近代中國完成了政治整合之後，中國終於可以作為一個整體投入到現代世界秩序當中，超大規模人口優勢迅速釋放出來，從而對自身、對世界、對未來，都會產生極為深刻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