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浙江大學管理學院教授 郭斌
2020年，不論對於中國人，還是對於整個世界，新冠疫情所帶來的衝擊波，不論是在影響的程度上，還是影響的範圍上，都已經超出了人們最初的預期。
新冠病毒，如同混沌理論中那隻扇動翅膀的蝴蝶，已經在全球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風暴。
在此背景下，我們需要思考的是：疫情衝擊將會給全球帶來怎樣的影響，尤其是那些將對未來產生深遠影響的變化趨勢？對於中國企業而言，如何在短期和中長期來思考和應對這些變化？
誠然，我們需要回顧過去，從過去中汲取教訓，懷抱著不再重蹈覆轍的希望。
不過，正像古羅馬神話中擁有兩副面孔的守護神雅努斯(Janus)，一副望向過去，一副注視未來，已經發生的既定事實，我們已無法改變，只能承受，但更重要的是關於未來，因為唯有未來為我們提供了開放的可能性。
從戰略角度，以對未來的思考引導當下的行動，才能真正在這場巨大的衝擊波當中尋求更為光明的未來。
大趨勢預判
從現在的情況來看，疫情初期人們對於疫情所帶來的經濟衝擊，都有些過於樂觀。
當時，從範圍上來看，人們更多地把它看作是一個在中國所發生的危機事件；從時間上來看，人們更多是從一個短期衝擊事件來思考。
然而，由於全球大多數國家尤其是歐美國家對疫情衝擊的估計不足和應對遲緩，導致疫情迅速地向全球蔓延。由此所引發的經濟衝擊，也已經在性質上發生了巨大變化——從短期衝擊不可避免地向長期衝擊演變。
從目前趨勢來看，全球經濟衰退已經成為大概率事件，而這無疑會對中國經濟產生重大影響。自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WTO之後，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與整個世界的經濟體系產生了越來越密切的關聯，這種關聯既對中國自身的經濟增長具有重要影響（變得越來越重要），也會反過來對世界經濟體系產生影響。這在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發佈的報告《中國與世界：理解變化中的經濟聯繫》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現。
雖然在宏觀上，中國近年來GDP的增長中淨出口所佔的比重已有所下降，消費的拉動效應日益凸顯，但考慮到中國製造在全球產業鏈中的深度融入，以及一些產業領域對全球市場的顯著依賴，全球經濟增長的下滑會導致產業需求的縮減，進而造成許多行業中的競爭加劇。這也意味著，
產業競爭的模式將發生逆轉式變化——從以往的增量競爭狀態轉變成存量競爭狀態，錯位競爭的機會大為減少，許多同行企業被迫為爭奪有限的市場空間而展開直接競爭。毫無疑問，這將引發很多產業的格局出現大洗牌，一些在競爭中缺乏優勢的企業將會被加劇的競爭無情淘汰，產業集中度因此將出現上升趨向。此外，此次疫情持續時間和影響程度的加大，還將引發更為長期的影響。我們可以把這種長期影響概括為"全球供應鏈配置的再平衡"和"全球匯率的再平衡"這兩個方面。
隨著中國製造在全球化體系中的影響越來越大，一些歐美髮達國家已經開始重新審視製造業在整個經濟體系中所具有的價值。
近年來，已經有一些國家考慮重新定位製造業的價值，不過思考的重心放在"如何通過一些更高端、技術含量更高、生產效率也更高的先進製造業來提升製造業對國家經濟的影響和貢獻"上。
此次疫情將導致全球供應鏈的重新配置。因為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以及那些大型的本土企業，會發現以往按照市場臨近、成本降低、效率優先的原則對全球製造資源進行配置和整合的策略，對於相對穩定的競爭環境或是那種趨勢相對明確的變化環境是很有效的。
但面對此次疫情這樣的大型衝擊，各國為控制疫情被迫封閉區域，物流能力受限，一些零部件的重要廠商也因疫情出現工廠停擺。因此，即使是一些在正常時期看上去不是很核心的零部件，都可能會造成最終產品生產商因零部件供應不足而停擺。
這種情況將會導致那些全球運營的或是全球採購零部件的公司重新設計它們的全球生產網絡以及供應鏈網絡，甚至是為了整個生產網絡的穩健性而犧牲一部分成本和效率。
另外一種變化是全球匯率的再平衡。此次疫情會給美國經濟帶來一個非常大的變數，甚至可能引發美國陷入經濟危機。
美元作為全球貨幣，事實上這些年來它一直是依賴於美國強大的經濟體系來作為支撐的。而美國經濟的削弱，將會影響全球對美元的信心，進而會去尋找一些新的貨幣作為部分替代。
雖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美元作為全球貨幣的地位是很難被替代的，但在全球貿易中會有越來越多的部分尋求用一攬子貨幣來作為風險對沖的選擇，這就意味著一些經濟保持相對強勢的國家，其貨幣將會以組合的方式部分地替代美元所行使的全球貨幣職能，成為全球貿易結算中的工具，例如歐元、日元、英鎊和人民幣。
微觀的一個可見表現就是，歐元、英鎊、日元和人民幣在全球貿易結算中的使用規模會出現明顯上升。
對於中國而言，需要指出的是，儘管目前中國的疫情控制取得了較好效果，但我們並不能簡單地認為中國已經或者基本上度過了疫情衝擊。實際上，中國僅僅是取得了上半場的勝利，但在疫情下半場仍然存在著潛在危機。
目前，全球除中國等少數國家外，絕大多數國家已採取了被稱之為"群體免疫"的策略，也就是通過延緩疫情擴散的速度來避免因感染病例數量暴增造成的醫療資源崩潰，最終相當於人口中的絕大多數都通過感染新冠病毒來獲得免疫力。
這種做法其實是一種沒有更好策略下的無奈之舉。但如果全球大多數國家都採取這種策略，就意味著在若干個月之後，全球除了中國等少數國家之外，全部已擁有了群體免疫力，那麼中國將會面臨一個兩難的問題：如果不進行封閉，那麼輸入性病例將會導致二次爆發；如果封閉，則會導致中國整個經濟體系與全球經濟體系在某種程度上脫鉤。
這個狀況與我們目前所看到的狀況是截然不同的。目前由於全球各國都被迫採取了封閉的措施來遏制疫情從外部的輸入性蔓延，因此各個國家的經濟體系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是相對脫鉤了，因而中國採取封閉措施不會帶來太突出的問題。但如果全球進入重新開放狀態而只有中國採取封閉的話，中國經濟將會面臨失去全球競爭力和全球市場的風險，而且這種失去甚至是長期性的。
如何解決這個難題，一方面有賴於在接下來的時間裡是否有疫苗或特效藥出現，另一方面則依賴於中國智慧如何來破解這個難題。
大沖擊下的"危"與"機"
許多中國詞彙都蘊含著豐富的中國式智慧。正如"危機"這個詞，它是由"危"和"機"這兩個字複合而成。
我們也可以把這個理解為危險中蘊含著機遇。而要能夠從危險中識別和把握其中的機會，則需要擁有勇氣與智慧。
我們可以從這樣幾個方面來看"中國企業該如何應對這場疫情引發的經濟衝擊"。
利用好先發優勢，提前佈局與準備。首先，由於中國在疫情上半場中果斷而卓有成效的處置（儘管在疫情爆發最初階段，地方政府存在一定的處置失措問題），為中國企業贏得了寶貴時間。
相對於全球大部分國家被動地將注意力和資源投入到疫情的應對之上，中國企業已經開始了復工復產的階段。
對於中國企業而言，需要利用這個上半場的先發優勢來抓住所有可能抓住的機會，在充分挖掘本土市場的同時，為海外市場一旦進入平穩狀態時迅速切入海外市場做出提前準備，因為機會總是給那些有準備的人。
其次，對於中國在下半場可能面臨的衝擊，我們要做出提前佈局和準備。
一方面，針對全球經濟衰退帶來的需求收縮，需要我們對產品定位進行必要調整，優先發展那些更具有性價比的產品業務。因為歷史經驗表明，金融危機之後，全球對於產品成本的敏感程度會隨之上升，因而性價比對於市場會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而這恰恰是中國製造長期以來具有的優勢基礎。
另一方面，需要考慮中國自身可能面對的後繼疫情衝擊。就此而言，數字化轉型將成為不可逆轉的大趨勢。
數字化轉型將成為不可逆轉的大趨勢。數字化轉型本身是數字技術發展及其滲透性應用、市場需求變化和競爭節奏加快、企業業務複雜性和地理範圍的迅速擴張等因素綜合導致的結果。而此次疫情衝擊，加速了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歷史進程，成為企業應對疫情衝擊的一個通用策略。
由於疫情在全球的擴展以及影響持續時間的延長，數字化對於企業運營的連續性會起到顯著的支撐作用，尤其是在人們地理移動受限的情況下。
更為關鍵的是，在生產能力、物流能力受的情況下，如何通過提升效率來挖掘潛力以應對沖擊，將越來越多地依賴於數字化轉型的結果。
企業要加快供應鏈的重構。加快供應鏈的重構也是很多作為系統集成者的企業需要採取的戰略行動。
這種供應鏈重構將會沿著兩個主要方向：一個是進行供應鏈的本地化調整，縮短供應鏈的地理範圍，尤其是要依託具有地理臨近性的產業集群。例如此次疫情衝擊下，吉利面臨了無法掌控浙江省外配套企業復工時間的問題。在寧波市地方政府部門的幫助下，從4000餘家本地零部件企業中篩選出了350多家供應商，最後35家被吉利選擇成為替代供應商，保證了生產運行的平穩性。
另一個方向是重新佈局供應鏈，並基於業務連續性管理的視角對供應鏈中的脆弱環節增加替代性供應商。
在疫情衝擊下，企業能力的價值得以凸顯。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把這次疫情衝擊看作是試金石，是對企業能力和業務連續性的一次壓力測試。
我們甚至可以在一些行業內觀察到一些具有較為充裕的現金流儲備以及較強業務經營能力的企業，正在採取逆週期策略進行擴展，也就是利用這次衝擊所帶來的影響迅速搶佔一些企業因無法延續而被釋放出來的市場空間。華為在歷史上就有過在互聯網泡沫破滅和次貸危機時期兩次逆勢擴張的成功經歷。
當然，這種"危"與"機"的轉換是取決於一些重要的戰略情境的，尤其是如下一些關鍵性的情境因素。
第一，企業所處產業鏈的終端產品市場在疫情衝擊下如何變動？一些行業會在疫情衝擊下劇烈收縮甚至是停擺，而有一些行業反而會在此輪衝擊中得到了 突發的增長機會。
第二，企業所處的市場地位如何？這裡的企業市場地位是指企業的規模以及在市場中的定位。在此輪衝擊中，一些規模居中以及定位於性價比市場的企業受到的影響反而較小。
因為它們可以憑藉性價比優勢向下擠壓，或是去抓一些對成本和品質有較為平衡性要求的細分市場機會，而此類機會由於規模相對較小，使得那些頭部企業沒有足夠的動機去爭奪。
第三，對海外市場的依賴程度如何？在海外市場出現大幅波動時，那些高度依賴於海外市場的企業將會受到較大沖擊。在此過程中，尋求本土市場中的一些替代性需求就成為一些企業思考的選擇項。
第四，對全球供應鏈的依賴程度如何？對於全球供應鏈依賴程度越高，受到後繼疫情發展的負面影響將會更大。對於此類企業而言，需要將應對策略的時間視野拉長，需要考慮疫情在更長時間跨度上可能存在的衝擊。
第五，企業現金流的充裕性如何？我們知道，現金流的充裕性在此次疫情衝擊中成為企業緩衝外部衝擊的重要基礎，甚至可以支撐企業利用此次危機背後潛藏的增長機會。譬如，在衝擊的後期，歐美髮達國家可能會有不少企業出現經營上的困難，其中不乏有些企業擁有較好的技術資產或品牌。中國企業有機會逆勢收購一些有價值的全球資產。
第六，企業是否擁有較強的成本控制能力？正如我們前面的討論所提到的，在全球經濟下行階段，不論是消費品領域還是在工業品領域，那些客戶對於成本的敏感性會明顯上升。因此，成本控制能力不僅僅決定了企業在疫情持續衝擊下的生存機會，也決定了在疫情結束後企業能在多大程度上抓住疫情結束後的反彈性市場需求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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