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4 2020:以確定性錨定不確定性

2020年或許是時間長河的轉折點,對中國如此,對世界亦然。

始於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開啟了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民粹主義與民主主義的潘多拉盒子,但和任何危機一樣,在破的過程中也孕育出有勃勃生機的新科技、新業態等新生事物。

我們所處的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新經濟時代,這個時代大幕的徐徐打開是以全球範圍的危機為標誌的。新經濟已然呈現在我們面前,在進入2020這個關鍵時間節點時,世界以及處於世界舞臺重要位置的中國會面臨怎樣的未知?

既然我們進入了與人類發展史前三次工業革命並行的新的工業革命,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產業革命或經濟革命,就意味著,變化是常態,不確定性是常態,而且不確定性是動態變化的,變化的頻次、烈度和變化之間的互動疊加關係都會極大程度提升。

於是,如何用確定性,無論是宏觀層面還是技術層面,對不確定性予以錨定,將是任何趨勢預測和解釋的最為重要的工作。

以下判斷即使不會最終全劇本上演,至少會有部分落地,因為其歷史邏輯和現實邏輯具有相當的強健性。

第一,全球化大勢不可逆轉,但此全球化非彼全球化,在結構上和具體政策上不僅會出現重大調整,而且是轉變基因的調整。

傳統的全球化對經濟效率的提高和財富的增長毋庸置疑,病灶在於財富分配和發展共享機制的嚴重扭曲甚至缺失。所以,新的全球化會在退與進的權衡之中前進,而國家政策和國際協調的重中之重將是公平機制和分配方式的建設和優化。

與民生相關的政策會主導國內政治經濟議題,與貿易均衡化和產業互惠化相關的政策將主導國際議題的設置,貿易摩擦會是一個長期持續的國家間競合現象,並且會在全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展開。

第二,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在廣泛共識的基礎上進入了實踐角力的階段,這個權力的遊戲的主角是中、美、歐、日。

根據相關研究,2015年標普500公司的市值中無形資產佔比達87%,說明物理資產或實體資產的價值佔比持續下降,而技術、專利、人才、商譽等無形資產或虛擬資產的價值貢獻愈來愈顯著。

之前的生產力要素以土地、資金和人力為主,而現在已轉為資金和技術,未來一定是二者加速融合,資本深化在技術和非技術領域都會對經濟價值鏈的創造發揮主引擎功能。

所以,國家經濟和世界經濟對科技的依託效應會不斷加大,重要的科技領域不外乎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物聯網、無人駕駛、可再生能源等,而共性技術和基礎研究主要集中於芯片、通訊、新動力和數據等。

國家與國家之間對科技制高點的競爭會越來越激烈,特別是其中的主要經濟體。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和經濟衝突是技術競爭的表象,實際是對經濟核心驅動力的話語權之爭,而科技的根本屬性是1%的引領和99%的跟隨,甚至比例之間的量化差異更大。

第三,傳統的GDP增長在絕對量和增幅上都會出現趨勢性放緩。

即便是新興經濟體,在國家間貿易經濟關係重塑、人口老齡化以及供應鏈在岸化(製造業迴歸)等約束下,GDP增長也不會一直走高,全球性放緩已然成為現實,而將來增長的趨勢性下降會繼續。相關經濟體特別是主要經濟體的衰退也非小概率事件。

與此同時,福利和民生需求在老齡化和人口紅利出現拐點的背景下,與經濟產出之間的張力和不匹配進一步加劇,對國家政策和全球治理都提出了高強度的兩難抉擇。

以上是國際上大的確定性,以下則是針對國內的一些判斷:

第四,中國經濟轉型升級、高質量發展最直接的表現,就是GDP增速下降伴隨結構性要素的變化。

傳統的三駕馬車作用同步趨緩,幅度有所差異。雖然消費作用超預期彰顯,且表面上與發達經濟體70%上下的貢獻度還有距離,但消費增長非一日之功,無法在短期內創造奇蹟。消費能力的培育是個長期的過程,而GDP增長短期內從中高速到中速是可能出現的情景。

考慮國家間經貿關係的調整,以及中國製造業產能向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轉移,經濟增長模式必須從重量轉為重質,結構轉型、產業升級、製造業高端化和消費提振才是重點。

第五,在技術競爭加劇的背景下,對核心技術或卡脖子技術的系統性研發和應用都不應片刻停歇或放鬆。

中國在應用端的技術優勢居於國際領先水平,應用端須依託大的用戶場景,中國市場恰恰符合這一應用技術開發實踐的規律。

但共性技術和基礎研究的匱乏和落後無疑將阻滯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在AI時代,人工通用智能技術才是真正發揮作用的,雲存儲、雲計算亦然。

初創企業一味追求上市退出實現價值的路徑選擇必然指向月活用戶、毛收入等一系列弱價值指標,而忽視真正的基礎技術的發展軌跡,結果只能是批量製造業虛胖的獨角獸,而且缺乏核心競爭力,生存能力存疑。

政府在基礎技術的投入要不惜本錢,市場選擇和政府指導並行,建立市場化的產學研一體化機制,在核心技術領域積極運用支持性政策,築牢基礎技術底板,補齊關鍵技術短板,在中國全產業鏈製造業體系的堅實基礎上實現全價值鏈的技術體系建設。

第六,儘早建立數據治理體系和網絡信息安全體系。

數據是新時代的石油,既是原料,又是產品,甚至可以藉助數字貨幣等金融介質承擔資金的作用,數據的泛在性在IoT(物聯網)中得以充分體現,數據的運用其大無外、其小無內。

所以,第一時間啟動數據標準、數據使用規則等的制定十分必要,數據治理是最為重要的新型基礎設施和新型制度體系,其建立還應兼顧國際標準,同步參與制定更好,至少做到體系兼容。

網絡信息安全和個人隱私保護也要提上議事日程,犧牲信息安全和隱私交換皆是短視行為,長期隱患是系統性的。

新經濟與數字經濟是可以互換的時代標籤,意味著與信息數據相關的產業是新經濟的主題,那麼與之相關的制度和規則必須先行到位,中國在制度建設中不應過度強調特性,而應強調共性,以第二大經濟體的擔當為解決全球問題貢獻中國答案。

第七,中國經濟動能的向外傳遞須更積極有效地參與國際合作,學會用中國方式講中國故事。

“一帶一路”倡議會更進一步,與所在國經濟社會文化的融合會更深入,繼而是形成國際性的合作框架,運用公認的規則和普遍接受的制度延展“一帶一路”的廣度和深度。氣候變化、疾病防控、減貧等世界性難題亦需要中國因素和中國力量。

在國際合作進程中,對規則的尊重以及建設性參與規則和標準的制定都需要中國與世界相向而行,共享包容是基本的價值取向。

站在2020的座標上,雖然有如此之眾的確定性,不可否認的是,不確定性才是主體。但至少我們有了一定的基礎假設框架,在挑戰接踵而至時才不至於驚慌失措,對中國發展的信心亦源於此。

簡版刊發於《中國新聞週刊》2019.11.25總第925期

來自:國是直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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