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或許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個轉折點，對中國如此，對世界亦然。
始於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開啟了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民粹主義與民主主義的潘多拉盒子，但與任何危機一樣，在破的過程中也孕育出新科技、新業態等新生事物。
以下判斷即使不會全劇本上演，至少會有部分落地，因其歷史邏輯和現實邏輯具有相當的強健性。
第一，全球化大勢不可逆轉，但在結構和具體政策上會出現重大調整。
全球化的病灶在於財富分配和發展共享機制的嚴重扭曲甚至缺失。新的全球化會在退與進的權衡中前進，國家政策和國際協調的重中之重將是公平機制和分配方式的建設和優化，與民生相關的政策會主導國內政治經濟議題，與貿易均衡化和產業互惠化相關的政策將主導國際議題，貿易摩擦會是一個長期持續的國家間競合現象，並且會在全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展開。
第二，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在廣泛共識基礎上進入實踐角力階段，這個權力遊戲的主角是中、美、歐、日。
新經濟的無形資產佔比不斷提升，對科技的依託效應不斷加大，而重要的科技領域不外乎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物聯網、無人駕駛、可再生能源等，共性技術和基礎研究主要集中於芯片、通訊、新動力和數據等。國家與國家之間對科技制高點的競爭將日趨激烈，尤其是主要經濟體。
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和經濟衝突是技術競爭的表象，實際是對經濟核心驅動力的話語權之爭，而科技的根本屬性是1%的引領和99%的跟隨，甚至具體比例的量化差異更大。
第三，傳統GDP增長在絕對量和增幅上都會趨勢性放緩。
即便是新興經濟體，在國家間貿易經濟關係重塑、人口老齡化以及供應鏈在岸化等約束下，GDP增長也不會一直走高。主要經濟體的衰退也非小概率事件。
以上是國際上大的確定性，以下則是針對國內的一些判斷：
第四，中國經濟轉型升級最直接的表現就是GDP增速下降伴隨結構性要素變化。
傳統三駕馬車的作用同步趨緩，幅度有所差異。消費作用超預期彰顯，消費能力的培育是個長期的過程，而GDP增長短期內從中高速到中速是必然出現的情景。
經濟增長模式必須從重量轉為重質，結構轉型、產業升級、製造業高端化和消費提振是重點。
第五，在技術競爭加劇的背景下，對核心技術或卡脖子技術的系統性研發和應用都不應片刻停歇或放鬆。
共性技術和基礎研究的匱乏和落後將阻滯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初創企業一味追求上市退出實現價值的路徑選擇必然指向月活用戶等弱價值指標，結果是批量製造出虛胖的獨角獸。政府在基礎技術的投入要不惜本錢，在核心技術領域積極運用支持性政策，築牢基礎技術底板，補齊關鍵技術短板，在全產業鏈製造業體系的堅實基礎上實現全價值鏈的技術體系建設。
第六，儘早建立數據治理體系和網絡信息安全體系。
新經濟與數字經濟是可以互換的時代標籤，第一時間啟動數據標準、數據使用規則等的制定十分必要，數據治理是最為重要的新型基礎設施和新型制度體系，其建立還應兼顧國際標準。
第七，中國經濟動能的向外傳遞須更積極有效地參與國際合作，學會用中國方式講中國故事。
“一帶一路”倡議會更進一步，氣候變化、疾病防控、減貧等世界性難題亦需要中國智慧和中國力量。
站在2020的座標上，雖然有如此多的確定性，不可否認的是，不確定性才是主體，但至少我們有了一定的基礎假設框架，在挑戰接踵而至時不至於驚慌失措，對中國發展的信心亦源於此。
《中國新聞週刊》2019年第4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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