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中國文化課》之法老的後代


餘秋雨《中國文化課》之法老的後代


我到埃及的時候,到處軍警如林,荷槍實彈。因為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幾個恐怖分子殺害了六十餘名外國遊客和埃及人,埃及的旅遊業一敗塗地,直接威脅著整個國家的經濟。以展示古代文化為主導的旅遊業在埃及國民經濟中佔據極大比例,其他很多經濟項目也依附著它。

我想,那些躲在雕像裡、躺在陵墓裡的古代巨人,看到自己的後代除了折騰自己的祖先之外已經無以謀生,受到了暴徒搗亂還不知道如何應對,真不知會做何感嘆。

遺蹟是一種曾經有過的力量造型,卻不是現實的力量。而且,古代的力量越是巨大,後來的失落也就更加讓人傷心。金字塔的力量大到令人難以想象,因此後代的萎弱更不可思議。埃及文化的失落,最讓人震撼的是人種的失落、血緣的失落。建造金字塔、女王殿、帝王谷、太陽神廟的傑出英才們,他們的後代到哪兒去了?

首都開羅和其他城市,主要是阿拉伯人的世界,那是七世紀之後埃及被征服的結果。第二大城市亞歷山大的那麼多白人,是歐洲人征服的結果。這些人走在金字塔底下,其實和我們一樣是外來人,只不過來得比我們早一點兒。我們對埃及的古代文化感到陌生,他們也陌生。


餘秋雨《中國文化課》之法老的後代


問題來了:法老還有後代嗎?我們能找得到嗎?

這是從血緣意義上尋找古文化,或者說,從人類學意義上尋找古文化。經過多方打聽,才知道在盧克索這座城市的尼羅河西岸,有一個“法村”。據人類學家研究,那個村裡的人,無論外貌還是身材,確實遺留著法老時代的某些特徵。我和妻子趕過去,果然看到了他們。他們大多數人所從事的,是手工刻石。許多古蹟的修復,與他們有關。這倒是不錯,修復著自己祖先的家產,像是後代。仔細一看,他們高高的個子,黝黑的臉,滿臉滿手都是麼石的粉塵,活像是一尊尊會動的古代雕塑。他們在漫長的歲月裡把自己“封存”在緊靠撒哈拉大沙漠的尼羅河流域,拒絕移地嫁娶,因此血緣穩定。卻也因為血緣太近,造成了體力和智力上的衰退。他們生活非常簡樸,思維非常單純。

兩個蹲在地上工作的“法老人”像是聽到有人在說我們是中國人,便抬起頭來朝我一笑,露出潔白的牙齒,用比較生硬的英語說:“你可以和我們一起拍照。”我立即蹲在他們中間拍了照。他們又從地上撿起兩塊刻石的殘料送給我。我想,這應該付點兒錢,但他們拒絕了,其中一位靦腆地說:“如果有那種中國小禮物·.。”他指的是清涼油,在中國到處都有又極其便宜的東西,但在他們那裡卻是寶貝。法老的後代不在乎錢,只在乎那股清涼的氣味。幸好開羅一箇中國餐館的老闆告訴過我這個秘密,送了我幾盒,我就交給了“法老人”, 他們深表感謝。

走出屋外,發現簡陋的住房牆壁上,全都畫著他們去麥加朝聖的一路風景。可見,法老後代信奉的,並不是法老的聖言。我說過,文化的最終成果是集體人格,也就是具有共同遺傳意志的皿辦人群。因此,法老的文化遺產並不僅僅是那些巨石和殿闕,更重要的是血緣人群。在埃及,這個話題比較悲涼。我心中的埃及文化的人格遺產,找不到了。

從“法老村”回來後,我長時間在太陽神廟的大柱下徘徊思考。平心而論,埃及古文化的遺蹟,在形態的壯觀上堪稱四大古文化之首。也許與撒哈拉大沙漠帶來的乾燥氣候有關,沒有發生古蹟黴蝕。我想,即便是中國最極端的國粹主義者到了埃及,也不能不稍稍謙虛一點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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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理環境上,埃及文化也比較安全。大沙漠是大屏障,不容易遭受外來侵略,而尼羅河又水勢平緩,與常常發生水災的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不一樣。但是,長久的安定使埃及文明越來越保守,越來越封閉,越來越不在乎多方溝通,包括極權者與臣民之間的理性溝通。這樣,埃及可以集中驚人的力量營造大量雄偉的建築,似乎也沒有發生過太多衝突,因此也不必像巴比倫文化那樣早早地制定法典,因為法老的話就是法律。這一切,使埃及文化從“不必理解”變成了“不可理解”。而這種“不可理解”, 正是統治者為了維持神聖光環的刻意追求。

太陽神廟巨柱上的象形文字,一直沒有人完全讀懂。想當年,種種文件和文告,只要那些能寫能讀的少數祭司一走,就立即變成了無解天書。正是在這一點上,中國文化與它形成了巨大區別。中國文化歷來不追求故弄玄虛的神秘,所有的文字都是“現世通碼”, 力求廣為傳播。連甲骨文,即便在幾千年後發現時也很快就被基本讀懂,更不必說在甲骨文之後秦始皇統一文字的壯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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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與埃及文化現在已經很難找到血緣後代的特點相比,中國文化恰恰把“祖先崇拜、傳宗接代”當作重要的精神價值。與古埃及的社雲結構不同,中國的姓氏宗親是很難動搖的社會基座,孔子甚至希望朝廷也能以家庭為範本。因此,中國的血緣文化永遠都在,處處都在,並由此形成了中國文化的生命後裔。

從開羅到盧克索,我一連穿行了七個農業省。在那麼長的路途中,我沒有看到一處呈現出中國農民式的勤奮。他們種得很粗疏、很隨意,收得也很粗疏、很隨意。在田頭勞動的人很少,但又顯然不是因為實現了機械化。這個對比,讓我聯想到了中國作為農耕文化“聚族而居,緊追時令”的特點。這就是歷史學家許倬雲先生所說的“精耕細作型”農業生態。正是這種生態,決定了多數中國人的勤勞、刻苦、固執、順天、守序的共同習慣,這又接上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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