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中国文化课》之法老的后代


余秋雨《中国文化课》之法老的后代


我到埃及的时候,到处军警如林,荷枪实弹。因为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几个恐怖分子杀害了六十余名外国游客和埃及人,埃及的旅游业一败涂地,直接威胁着整个国家的经济。以展示古代文化为主导的旅游业在埃及国民经济中占据极大比例,其他很多经济项目也依附着它。

我想,那些躲在雕像里、躺在陵墓里的古代巨人,看到自己的后代除了折腾自己的祖先之外已经无以谋生,受到了暴徒捣乱还不知道如何应对,真不知会做何感叹。

遗迹是一种曾经有过的力量造型,却不是现实的力量。而且,古代的力量越是巨大,后来的失落也就更加让人伤心。金字塔的力量大到令人难以想象,因此后代的萎弱更不可思议。埃及文化的失落,最让人震撼的是人种的失落、血缘的失落。建造金字塔、女王殿、帝王谷、太阳神庙的杰出英才们,他们的后代到哪儿去了?

首都开罗和其他城市,主要是阿拉伯人的世界,那是七世纪之后埃及被征服的结果。第二大城市亚历山大的那么多白人,是欧洲人征服的结果。这些人走在金字塔底下,其实和我们一样是外来人,只不过来得比我们早一点儿。我们对埃及的古代文化感到陌生,他们也陌生。


余秋雨《中国文化课》之法老的后代


问题来了:法老还有后代吗?我们能找得到吗?

这是从血缘意义上寻找古文化,或者说,从人类学意义上寻找古文化。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在卢克索这座城市的尼罗河西岸,有一个“法村”。据人类学家研究,那个村里的人,无论外貌还是身材,确实遗留着法老时代的某些特征。我和妻子赶过去,果然看到了他们。他们大多数人所从事的,是手工刻石。许多古迹的修复,与他们有关。这倒是不错,修复着自己祖先的家产,像是后代。仔细一看,他们高高的个子,黝黑的脸,满脸满手都是麽石的粉尘,活像是一尊尊会动的古代雕塑。他们在漫长的岁月里把自己“封存”在紧靠撒哈拉大沙漠的尼罗河流域,拒绝移地嫁娶,因此血缘稳定。却也因为血缘太近,造成了体力和智力上的衰退。他们生活非常简朴,思维非常单纯。

两个蹲在地上工作的“法老人”像是听到有人在说我们是中国人,便抬起头来朝我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用比较生硬的英语说:“你可以和我们一起拍照。”我立即蹲在他们中间拍了照。他们又从地上捡起两块刻石的残料送给我。我想,这应该付点儿钱,但他们拒绝了,其中一位腼腆地说:“如果有那种中国小礼物·.。”他指的是清凉油,在中国到处都有又极其便宜的东西,但在他们那里却是宝贝。法老的后代不在乎钱,只在乎那股清凉的气味。幸好开罗一个中国餐馆的老板告诉过我这个秘密,送了我几盒,我就交给了“法老人”, 他们深表感谢。

走出屋外,发现简陋的住房墙壁上,全都画着他们去麦加朝圣的一路风景。可见,法老后代信奉的,并不是法老的圣言。我说过,文化的最终成果是集体人格,也就是具有共同遗传意志的皿办人群。因此,法老的文化遗产并不仅仅是那些巨石和殿阙,更重要的是血缘人群。在埃及,这个话题比较悲凉。我心中的埃及文化的人格遗产,找不到了。

从“法老村”回来后,我长时间在太阳神庙的大柱下徘徊思考。平心而论,埃及古文化的遗迹,在形态的壮观上堪称四大古文化之首。也许与撒哈拉大沙漠带来的干燥气候有关,没有发生古迹霉蚀。我想,即便是中国最极端的国粹主义者到了埃及,也不能不稍稍谦虚一点儿。


余秋雨《中国文化课》之法老的后代


在地理环境上,埃及文化也比较安全。大沙漠是大屏障,不容易遭受外来侵略,而尼罗河又水势平缓,与常常发生水灾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不一样。但是,长久的安定使埃及文明越来越保守,越来越封闭,越来越不在乎多方沟通,包括极权者与臣民之间的理性沟通。这样,埃及可以集中惊人的力量营造大量雄伟的建筑,似乎也没有发生过太多冲突,因此也不必像巴比伦文化那样早早地制定法典,因为法老的话就是法律。这一切,使埃及文化从“不必理解”变成了“不可理解”。而这种“不可理解”, 正是统治者为了维持神圣光环的刻意追求。

太阳神庙巨柱上的象形文字,一直没有人完全读懂。想当年,种种文件和文告,只要那些能写能读的少数祭司一走,就立即变成了无解天书。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文化与它形成了巨大区别。中国文化历来不追求故弄玄虚的神秘,所有的文字都是“现世通码”, 力求广为传播。连甲骨文,即便在几千年后发现时也很快就被基本读懂,更不必说在甲骨文之后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壮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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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与埃及文化现在已经很难找到血缘后代的特点相比,中国文化恰恰把“祖先崇拜、传宗接代”当作重要的精神价值。与古埃及的社云结构不同,中国的姓氏宗亲是很难动摇的社会基座,孔子甚至希望朝廷也能以家庭为范本。因此,中国的血缘文化永远都在,处处都在,并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后裔。

从开罗到卢克索,我一连穿行了七个农业省。在那么长的路途中,我没有看到一处呈现出中国农民式的勤奋。他们种得很粗疏、很随意,收得也很粗疏、很随意。在田头劳动的人很少,但又显然不是因为实现了机械化。这个对比,让我联想到了中国作为农耕文化“聚族而居,紧追时令”的特点。这就是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所说的“精耕细作型”农业生态。正是这种生态,决定了多数中国人的勤劳、刻苦、固执、顺天、守序的共同习惯,这又接上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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