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照片，颜值较低，但求真实，每日一更，敬请关注)
余先生一生写了不知道多少本书，在华文世界里享有盛誉。在众多的书籍、著作当中，知名度最大，读者最多的，传播最广的却毫无争议的是《文化苦旅》。这本书成了当代文学典籍的一个符号，一个标志，一座丰碑。
这本书火到什么程度呢？举几个例子。有一位《文化苦旅》的批判者说，警方在扫黄时，居然从妓女的提包中发现了《文化苦旅》。这个事情的真假并不重要，余先生对此的反应是暗算高兴，他只想躲避那个突然冒出来的“上流社会”，而不拒绝自己的书散落于寻常巷陌、浅楼窄门。多么潇洒从容的态度。
另外一个例子却是真实的，有一次，上海提篮桥监狱找到余先生，说是很多犯人是他的读者，因狱中无事，读得特别专注，希望余先生能到监狱作一个报告，与他们见个面。余先生欣然答应了，对于工作报告，他大多是拒绝的，因为他的时间很宝贵，他不屑于去跟达官贵人分享文化饕餮，他怕别人听不懂。
我们自己也经常可以在茶楼酒肆等地方的休闲工，看到书架上悠然躺着一本余先生的《文化苦旅》，也时常忍不住翻上一翻，虽然已经看过多遍，感觉好像与一个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握握手。
《文化苦旅》的写作、形成是偶然的，起先余先生并没有任何计划，脑子里毫无框架。如果一开始就有框架有预备有腹稿，我断言，《文化苦旅》不会这么火，不会感动这么多人。他的动人之处就在于真实，是余先生走一段想一段写一段，概括而成的。而现当代文学长期以来，让人不敢恭维，很多时候，是那些官方的作协的民间的媒体的等等，关起门来评奖开研讨会，部分人升迁评奖，弹冠相庆，全然不顾读者早以将之束之高阁，亦或根本都不愿意翻开。
《文化苦旅》的写作始于一九九二年，那一年余先生刚好辞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职务。在辞职后和出发写作《文化苦旅》前的一段日子里，余先生的心灵经历一次煎熬。
辞职以后，突然失去官场体系的惯性，一股强大的离心力，让余先生也有些措手不及，他一开始对此也是有预感的，但他无论如何想不到，这些报复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猛，胆小的文人可能已经吓尿了。余先生的经验是：“一般以前对他越谦恭的，变脸越快。”多么强大的讽刺，虚假啊，恶心啊。
还好，余先生足够坚强，事实证明，时至今日，数百万字的辱骂文字反复折腾他的时候，他从没有被任何声音吓倒过，没有求饶，而是越战越勇，越骂越出彩，越骂越精神，越骂越健康，越骂越高产。牛！
当时，改革开放十多年了，在这场巨大的社会转型面前，应该说文人表现不佳，在全社会最需要文化指引精神领跑的时代中，没有把持好，没有树立好榜样，导致一系列社会精神文化问题频发，愈演愈烈，时至今日简直到了无药可医的程度，你们有责任的！当今社会大规模的虚假，始自你们！
那么，走吧！
余先生在与虚假的缠斗中，迷惑了，厌烦了，他想去风餐露宿，远离喧嚣。
文化苦旅的第一站余先生到了西北——甘肃兰州。
（未完待续，篇幅所限，此文分几篇写完，谢谢各位的关注、分享，我会写良心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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