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照片，顏值較低，但求真實，每日一更，敬請關注)
餘先生一生寫了不知道多少本書，在華文世界裡享有盛譽。在眾多的書籍、著作當中，知名度最大，讀者最多的，傳播最廣的卻毫無爭議的是《文化苦旅》。這本書成了當代文學典籍的一個符號，一個標誌，一座豐碑。
這本書火到什麼程度呢？舉幾個例子。有一位《文化苦旅》的批判者說，警方在掃黃時，居然從妓女的提包中發現了《文化苦旅》。這個事情的真假並不重要，餘先生對此的反應是暗算高興，他只想躲避那個突然冒出來的“上流社會”，而不拒絕自己的書散落於尋常巷陌、淺樓窄門。多麼瀟灑從容的態度。
另外一個例子卻是真實的，有一次，上海提籃橋監獄找到餘先生，說是很多犯人是他的讀者，因獄中無事，讀得特別專注，希望餘先生能到監獄作一個報告，與他們見個面。餘先生欣然答應了，對於工作報告，他大多是拒絕的，因為他的時間很寶貴，他不屑於去跟達官貴人分享文化饕餮，他怕別人聽不懂。
我們自己也經常可以在茶樓酒肆等地方的休閒工，看到書架上悠然躺著一本餘先生的《文化苦旅》，也時常忍不住翻上一翻，雖然已經看過多遍，感覺好像與一個好久沒見面的老朋友握握手。
《文化苦旅》的寫作、形成是偶然的，起先餘先生並沒有任何計劃，腦子裡毫無框架。如果一開始就有框架有預備有腹稿，我斷言，《文化苦旅》不會這麼火，不會感動這麼多人。他的動人之處就在於真實，是餘先生走一段想一段寫一段，概括而成的。而現當代文學長期以來，讓人不敢恭維，很多時候，是那些官方的作協的民間的媒體的等等，關起門來評獎開研討會，部分人升遷評獎，彈冠相慶，全然不顧讀者早以將之束之高閣，亦或根本都不願意翻開。
《文化苦旅》的寫作始於一九九二年，那一年餘先生剛好辭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職務。在辭職後和出發寫作《文化苦旅》前的一段日子裡，餘先生的心靈經歷一次煎熬。
辭職以後，突然失去官場體系的慣性，一股強大的離心力，讓餘先生也有些措手不及，他一開始對此也是有預感的，但他無論如何想不到，這些報復來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猛，膽小的文人可能已經嚇尿了。餘先生的經驗是：“一般以前對他越謙恭的，變臉越快。”多麼強大的諷刺，虛假啊，噁心啊。
還好，餘先生足夠堅強，事實證明，時至今日，數百萬字的辱罵文字反覆折騰他的時候，他從沒有被任何聲音嚇倒過，沒有求饒，而是越戰越勇，越罵越出彩，越罵越精神，越罵越健康，越罵越高產。牛！
當時，改革開放十多年了，在這場巨大的社會轉型面前，應該說文人表現不佳，在全社會最需要文化指引精神領跑的時代中，沒有把持好，沒有樹立好榜樣，導致一系列社會精神文化問題頻發，愈演愈烈，時至今日簡直到了無藥可醫的程度，你們有責任的！當今社會大規模的虛假，始自你們！
那麼，走吧！
餘先生在與虛假的纏鬥中，迷惑了，厭煩了，他想去風餐露宿，遠離喧囂。
文化苦旅的第一站餘先生到了西北——甘肅蘭州。
（未完待續，篇幅所限，此文分幾篇寫完，謝謝各位的關注、分享，我會寫良心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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