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九〕近體詩體制，以五七言絕句為最尊，律詩次之，排律最下。蓋此體於寄興言情，兩無所當，殆有韻之駢體文耳。詞中小令如絕句，長調似律詩，若長調之《百字令》、《沁園春》等，則近於排律矣。
譯：近體詩的體制中，五言絕句、七言絕句最為尊崇，律詩其次，排律最卑下。因為排律對於寄託興致、抒發情感，都不太適合，大致上如同有韻的駢體文罷了。詞中的小令如同絕句，長調如同律詩，至於長調中的《百字令》、《沁園春》等調，就跟排律差不多了。
注（簡）：
近體詩又稱格律詩，是唐代形成的律詩和律絕的通稱，有別於此前的古體詩。近體詩講究平仄、對仗和聲韻。近體詩包括律絕（五言四句、七言四句)、律詩（五言八句、七言八句)、排律（十句以上)三種。
駢體文是與散文相對而言的一種文體，起源於漢魏。因其句式兩兩相對，猶如兩馬並駕齊驅，故被稱為駢體。其主要特點是以四六句式為主，講究對仗、聲韻、辭藻等。
小令是詞調體式之一，指篇幅短小的詞。小令通常以五十八字以內的短詞為小令。
長調即慢詞，詞體的一種。一般字數較多，體制較長。
詞體分小令、中調和長調三類，是明代人的劃分。明代以前詞體分令詞和慢詞兩種。
五十九則評析：
此則的重點在“寄興言情”四字。王國維通過對近體詩各體制的比較，論斷絕句（五、七言四句律絕）優於律詩（五、七言八句律詩），律詩優於排律（五言為主，七言為輔的八句以上的律詩）。他論證的依據是什麼呢？正是在“寄興言情”。從近體詩各體制的比較不難看出，在王國維看來，字數越少，形式束縛越低，越利於讓發自“真”的“寄興言情”（之作）自然而有深遠之致。字數越多難免要充分描寫、議論、敘述，再加上形式格律上的種種束縛，出來的作品難免會無餘味而有餘偽。從王國維由詩的體制推及至詞的體制的論述，也可看出此意旨所在。
“比興寄託”是清代常州詞派的主要理論主張，王國維此則講“寄興言情”實則是對常州詞派理論主張的部分繼承，但又有所不一樣。常州詞派重視“沉鬱”，認為詩詞要有深厚之意；而王國維崇尚“自然”，認為詩詞要有深遠之致。
如果拿一片雲來講，常州詞派看到的是鬱結的厚重欲雨的雲，地上久旱作物期待的雲。而王國維看到的是不可名狀、引人遐思的雲，是充滿情趣、韻致的雲。
近體詩體制實則無優劣之分。但唐以後詩評家普遍認為創作五、七言絕句要難於五、七言律詩也是事實，篇幅越短用字用韻越講究，詩境和詩意的提煉越難，短短二十字或二十八字中出新就更難。而五、七言排律不僅有關詩人的才力，更跟詩人的學力高下有關，如果沒有深厚紮實的文史基礎，很難寫好排律。像杜甫這樣有才力又有學力的大詩人畢竟鳳毛麟角，所以排律整體的創作上極致的作品不多。當然也有部分有才力和學力的大詩人主要創作方向不在排律，非不能為，像韓愈等人。
而對於詞來說，小令創作整體上也是難於慢詞的，原因如同五、七言絕句。但慢詞中的部分長調難度也不小，像《蘭陵王》、《鶯啼序》、《沁園春》等，對作者的才力和學力要求都極高，寫好這些詞牌難上加難。
當代人或許覺得創作絕句和小令更容易些，甚至有些詩人一天可以寫出數篇“絕句”或“小令”，更有甚者利用作詩軟件一天可以寫出數十篇“絕句”和“小令”。本人在此只能說，你自己開心就好。至於律詩（排律及五、七言律詩）以及慢詞（長調），當代人之所以覺得難，最主要的原因是學力差古人太遠太遠，心中無材料又無技術支撐。
此則王國維的深層目的還是為他的“境界說”立論據。
〔六十〕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能出，白石以降，於此二事皆未夢見。
譯：詩人對於宇宙人生，必須進入其中，又必須從其中出來。進入其中，所以能夠描寫它；從其中出來，所以能觀察它。進入其中，所以作品有生氣；從其中出來，所以作品有高遠的風致。周邦彥能夠進入而不能夠出來。姜夔以下，對這兩者連做夢都沒能夢見。
六十則評析：
此則的目的仍在“境界”。“入乎其內”即入境，“出乎其外”即觀界，只有入乎其內，出乎其外，這樣“境界”才是完整的。入乎其內，方能體物入微、感同身受，這樣才有生氣；其乎其外，才能知對知錯、知大知小、知高知低、知近知遠。求境界就是一個求真、求深、求遠的過程。
周邦彥於境界出入一說，為什麼能入不能出呢？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三十三則中說道：“美成深遠之致不及歐、秦，唯言情體物，窮極工巧，故不失為一流之作者。”“深遠之致不及”，所以不能出；能“言情體物，窮極工巧”，所以能入。
姜夔以下詞人於境界出入一說，為什麼連做夢都不見呢？王國維在《人間詞話》四十則中說道：“語語都在目前，便是不隔……南宋詞雖不隔處，比之前人，自有淺深厚薄之別。”又在《人間詞話》四十二則中說道：“古今詞人格調之高，無如白石。惜不於意境上用力，故覺無言外之味，弦外之響，終不能與於第一流之作者也。”於內不能體察入微，所以語中有隔（不自然、不清晰），即便能夠體察入微，做到自然、清晰，但仍缺少應有的渾厚氣象和深遠之致。
王國維此則再次拿周邦彥（北宋晚期的作詞大師，格律派領袖）和姜夔（南宋初期的作詞大師，騷雅派領袖）舉例，目的還是在褒北宋而抑南宋，因為在看來只有北宋以前的詞才深具境界之旨——能入乎其內，出乎其外。本人在以前的數則中已對南、北宋詞和周邦彥、姜夔作過評析，此處不再贅述。
〔六一〕詩人必有輕視外物之意，故能以奴僕命風月。又必有重視外物之意，故能與花草共憂樂。
譯：詩人必須要有輕視外物的情意，這樣才能把風月當作奴僕來役使。又必須要有重視外物的情意，這樣才能與花鳥同憂樂。
六十一則評析：
此則實是上則“入乎其內，出乎其外”的具體說明。王國維拿風月、花草舉例，說明詩人對外物要有“輕視”和“重視”之情意。對於外物，重視其內，方能體察入微，與外物共憂樂（移情作用），這樣外物呈現出的境界才會有生氣；輕視其外，方能根據主觀需要對外物進行取捨，讓外物呈現出的境界符合自己深遠而有餘味的審美追求。
由此可見，王國維對“境界說”是多麼偏執和用心，反覆不斷地通過多則來講明“境界說”的藝術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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