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賈康先生在專題研討會上的發言（2020.4.14）
前面聽了各位領導、各位專家的想法，我覺得還有一些還很值得探討之處。在自己瞭解情況有限的情況之下，比較直率地說說自己的認識框架與初步思路。我感覺發特別國債這個事情要放在中國整個全局來考慮。首先是宏觀層面上，認識中的層次值得再進一步理一理。
整個中國現在宏觀調控需要反週期，這是毫無疑義的，因為經濟更低迷了，常規的反週期手段要加碼，能加的碼，都要通通把它考慮去上。這個層次上，我個人建議是貨幣政策的“穩健”上一定要再加上新的東西，如果願意直接說寬鬆靈活或者適度寬鬆，未嘗不可，但可能社會震動會比較大，但至少要加上“穩健靈活”這種意思，不是再簡單強調原來的穩健了。在旁邊，財政政策的配合上，中央的意圖現在被稱為“三箭齊發”——提高赤字率，更大力度利用地方專項債，另外是發行特別國債——這是整個宏觀層面上合在一起反週期加力能做的事情，咱們要把它做足。
跟著就是前面幾位特別強調的託底、救濟、紓困，直接跟疫情有關了，沒有這個疫情，當然不至於這麼強調。疫情來了以後，這個層面上實際上就是老百姓說的政府要撒錢，讓大家能活下去，企業還得爭取大部分能繼續生存。這個層面上我想可以動用的一些方法咱們必須先用足，可以考慮，原有的城鄉低保制度無非就是在規範的渠道里進一步加強管理，更加精細化，必要的該出的錢，該加的碼，首先從財政渠道里儘量調動出來——當然是要結合著財政自己收支結構的優化；還有就是原有的失業救濟，我知道像我們事業單位員工都是年年要交失業保險金的，其實卻根本沒有失業問題，錢滾存在那裡，那些錢是不是可以用？我覺得這個時候，失業救濟的基金存量完全可以用；再有一個可用的錢，我覺得是不是可以考慮社保基金理事會那裡兩萬多億、現在近三萬億的這個資金儲備，是不是可以用一部分？鎔基同志當年下決心做這個事情的時候說這是戰略儲備，一般情況下不要動用，但現在可不是一般情況，非常時期要有非常之策，是不是可以動用其中一部分？我剛才看了看2017年底的情況，說是其中直接投資為九千多億，委託投資為12000多億，這裡面從結構的理解來說，有沒有騰挪的空間，把部分財力現在用於當下的託底救濟？把這些合在一起，能不能形成一個算賬八九不離十的的資金支持安排，再看和整體上要保持社會穩定、維持大局的那個需要還有多大的缺口。這個缺口如果算出來以後，不得已的情況下，我覺得才能考慮用特別國債去填它。
因為我自己從學理上來認識這個特別國債，從理論上分析，還有從過去的實踐來看，它總體來說還是應該對應於資產的形成，對應於更多考慮長遠發展後勁兒的有效投資。有的觀點說的不宜於用作消費和一次性支出，是有道理的，但是說它也不對應於投資，我覺得說得不是太準確。因為咱們原來發特別國債使資金進入銀行資本金，廣義上說就是投資，成立中投、匯金，也是投資，現在這個事情如果說真的是逼急了，以特別國債裡的錢把倒算出來的上述缺口給填上，我覺得也是可以的，但我們一定要在同時還得說，這個特別國債不是應“人吃馬喂”花光吃淨的，我們現在這個情況下，結合著整個中國長期的發展戰略追求，往前看，要在全面小康以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達到2035年基本建成現代化，就這十幾年的事兒了，形成可持續發展的後勁需要什麼？有效投融資可做的事情太多了。我記得前段時候討論，鄭新立同志一口氣兒說了十二個投資方向，我又添了十個方向，排在一起，當然各個地方的情況得具體把握，需要審慎、定製化，但是可做、應做的事情確實太多了。現在來看，就是前面幾位領導說到的，咱們實際上可以支撐這些投資的產能總體來說沒問題，過去說的產能過剩，如要找到好的機制用起來以後，不缺鋼鐵，不缺水泥，不缺基本技術力量，不缺基本的勞動力，什麼要素都有，後面跟著的設備供給，架橋修路，需配套的傳統的民生公共工程，現在“新基建”裡的數據中心、人工智能開發中心，以及新區連片開發，等等，都不在話下，而這些可做的事情的緊迫性，其實是非常的明顯的。比如你看現在北京的中心區域，跟美國的紐約直觀來比沒什麼區別，高樓大廈林立，但是紐約人家機動車的擁有率比北京高得多，人家為什麼機動車方面不像北京這樣弄成國際笑話？北京現在老百姓收入增加了，買個新的機動車，三千多個號裡中一個號，這怎麼回事兒？可跟現代社會差得太遠了——這是因為北京的公交基礎設施遠遠不到位，而這個有效供給沒有別的出路，就是要花大錢把軌道交通建到位，這是基本國際經驗。東京更是這樣，機動車擁有率也比北京高，但是東京老百姓為什麼一般出行不首選機動車呢？機動車買了那是應急和週末往外開去享受生活，首選的就是四通八達密度足夠的軌道交通網。北京這個事兒是一定要做的。前些年做了努力，4號線、16號線用PPP來做了，多少加快了一些，但現在還遠遠趕不上社會需要。北京如此，其他你看看上海、深圳、廣州、杭州、南京等等，這種情況有共性。中國現在百萬人口規模以上的城市一百多個，大多數或者絕大多數，都面臨這樣的基本問題。這還僅是從一個特定角度來說，其他可做的有效投融資的事情太多了，只要資金鍊不斷，只要有相關有效供給的要素，有好的機制——比如PPP這種機制，一旦簽了約，政府出點錢四兩撥千斤，乘數效應、放大效應出來以後，大量的訂單進入市場，瞬間就把所謂的過剩產能轉為有效產能，而且支持我們優化結構、改善民生、提升公信力、改善市場預期、增加發展後勁，對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達到基本建成現代化。我覺得這個邏輯鏈條對我們來說，現在還是要念念不忘，特別國債還是應該在這方面對應於資本形成，對應於長遠發展後勁。對老百姓在宣傳上來說，這個意思應該講到位，過去應對亞洲金融危機、世界金融危機那時的長期建設國債、四萬億一攬子投資計劃，都是在投資方面增加長遠發展後勁、優化結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裡面實實在在的東西，是從大局出發、戰略高度出發其實做得很漂亮的事情。當然，其實在國際上人家也是這樣——美國人不是也有結構上作重點的什麼3D打印機、油頁岩革命、製造業重返美國、高速公路升級等，人家也是突出地抓了結構，就是理論上卻滯後了。
（×：美國叫了好幾年的基礎設施投資是不是這次錢多了，要動這個了？叫了幾年還基本沒動。
賈康：它的程序太複雜，走完程序不容易。如果特朗普真的能連任，我覺得第二期他能幹出點兒像樣的事兒來。
×：當年一直沒動，他雖然叫了當個事兒。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那次剛好去美國，坐汽車從華盛頓一直跑到紐約去，一路上說當時搞基礎設施，中間好遠好遠才看見一個修橋的，修一個小橋，哪有中國的這種情況，當時在那兒轉了五六天，就碰到一個建築工地。
×：現在華盛頓周圍新城不少，非常多。）
賈康：在這方面其實有共性的，從政府的有所作為來說，有效市場+有為、有限政府，我們有效投融資的空間是非常值得看重和利用的，對老百姓來說這也是實實在在能很快讓他感受到支撐美好生活的東西能夠在這方面有盼頭，市場預期會向好。北京現在這個樣子，大家似乎司空見慣了，但在國際上實在是交代不過去，買個機動車搖號，三千多箇中一個——當年走到四十個中一個的時候，就說這成輪盤賭了，現在這叫什麼賭啊？而且催生出一個非常猖狂的通過離婚結婚、離婚結婚最後把這個號賣給別人的黑市，這個媒體上也有所報道。這些事情跟我們“現代國家治理”的距離太大了，你說它原因何在？跟我們有效供給不足是直接聯繫在一起的，我們趁著現在有這種需要，從短期的救急到中長期的銜接，到長期發展後勁，到以我們的有效投融資支撐整個結構優化，讓中國繼續達到現代化的戰略目標，我覺得這是非常值得看重的，特別國債主要應該解決這種資本形成、長遠後勁、老百姓有盼頭、市場預期提升的重點事項。當然，同時它也跟前面說的宏觀調控結合在一起，它是擴大內需的，它在我們現在說的救急這個方面，一定會帶出這種效應來。如從大蕭條當時的經驗回顧，那時候羅斯福搞新政不也就是他調整財政收支結構，搞公共工程，以工代賑效果很好，老百姓本來失業，通過以工代賑拿到了工資，而國家修了田納西工程，整個流域七八個州以後發展完全進入新境界，等等這些事情，我覺得值得特別強調。我們中國要做的新區、增長極區域，那就更多了，現在的所謂特色小鎮，並不強求一千個吧，但可做的事情確實在中國機會很多，有俯拾皆是的機會，應該把這些形成合力。
在最後一個層次上，我覺得要特別強調，如做得不好，一哄而起，扭曲變形，這可都是過去吃過教訓的。不僅是一般的問題，像1997年的長期國債資金，當年審查就發現水利部門把它挪用去建樓堂館所，當時還是專門有全國通報，停了三個月不給它撥錢讓它整改，這些事情是管理層次上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機制創新裡的正確把握。我覺得這幾年社會上議論紛紛，有些人感覺政府部門要叫停PPP，其實不可能叫停，我現在看財政部的態度，還是在鼓勵積極推進PPP的立法，積極地讓它規範發展。在中國要說追求現代化，我覺得這是勢在必行的一個創新事項——PPP是在有了一個發展局面以後穩一穩，讓它更規範更健康。這裡面所謂規範化，無非第一就是法治化，要趕快推出條例，立法一下做不到，先推條例（但已經說了幾年一直沒兌現）；第二就是要專業化，即應該是政府和社會資本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讓專業團隊幫他們把項目方案做得儘可能高水平，這也是基本國際經驗；第三就是陽光化，PPP的好處是多方參與，多方知情，轄區老百姓也關心，大家一起監督，減少扭曲，減少腐敗。把這些事情在中國處理好，我覺得是非常值得做的，還是很具有“有效投融資”空間的。
所以，在特別國債的概念上，最後就得說了，如果按這樣一個框架理解，那麼就得再設計一下怎麼發。聽了前面專家的看法，好像不一樣，有的說是向商業銀行考慮，有的說是直接跟中央銀行考慮，等等。後面如果是資本形成的話，我覺得還是可以先考慮比如說銀行的存差或者降低準備金率以後可以騰挪出來的資金，按規範來發，還是長期的。那麼三十年以後，哪怕一萬億元也不算個什麼錢了，還本根本就不是負擔。利息就很簡單，5%也好，7%也好，一方面承諾給你每年付息，另外你每年給國有資本上交7%，對沖掉了，實際上一個子兒都不用花，就把這個錢拿來用了，無非就是更多地使用一下公共部門廣義負債率裡的可用空間。這個事情就得看它重點打的是什麼，然後考慮那個發行機制合理優化，把錢拿到手的每個環節都符合國際慣例、商業規範、政府盡責盡職的評價標準，同時對老百姓可以交代得清清楚楚。
我是這麼一些初步的不成熟的想法，謝謝！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和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中國一帶一路PPP項目開發委員會委員，中關村公共資源競爭性配置促進中心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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