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高質量發展經濟的議題，筆者擬從三方面作探討：第一，怎樣建立經濟社會發展新的指標體系。第二，如何防範系統性風險。第三，什麼才是“有效投資”。
建立經濟發展新的指標體系
如何緊扣高質量發展要求，實現經濟有質量有效益的增長，還需特別注重研討一個很現實的問題，那就是現在各界已有的共識——新的發展階段不應以GDP論英雄。
不以GDP論英雄，那以什麼論英雄？這個很現實的問題迫切需要處理好。
GDP這個指標在宏觀可用的各種指標裡，還是非常簡潔的一個龍頭指標，它表現宏觀經濟運行態勢、景氣水平，雖然有它明顯的缺陷、侷限。繼之而起的問題，就表現為已經強調了幾年的不以GDP論英雄之後，有關的權威的評價指標體系，並沒有實際確立起來。
筆者觀察，很多地方層面、管理部門，如何論英雄，他們自己的理解就顯得非常重要了。比如高層領導強調環保非常重要，在有些地方，就要以推行“環保風暴”的形式來追求它的政績。
地方政府、管理部門追求政績無可厚非，“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內在道理是對的，公權在手，有社會管理者的身份，當然應該出政績，但是把環保搞成風暴，值得商榷。
高質量發展路在何方?
再比如說，風險防範現在非常重要，緊跟著高質量發展就得考慮怎麼樣防範風險，而風控這方面如果成為一個論英雄的指標，那現在看到的是各地又紛紛在這方面有所表現：自己的政績要體現在如何加強管理，怎麼樣防範風險因素。任何一個可能有風險之處，就非常嚴格地給予種種限制，各種條條框框堆上去，似乎這就是政績了。
以這樣的方式達到某一個方面形成突出的表現而論英雄，筆者覺得還不是真正高質量發展的有效手段。一定要大家共同努力，推動有關管理部門牽頭儘快形成一種儘量簡潔可用的考核指標依據，即把GDP和其他可選擇的最主要指標，形成一個可操作的評價政績的指標體系，把這樣一個實際問題解決好。我覺得這是幾年來反覆體驗到的一個重大現實問題。
如何防範系統性風險
中央指導精神強調的是防範系統性風險，而金融領域的系統性風險怎麼認識呢?它一定帶有系統性、全局性。可能是“風起於青萍之末”，在防患於未然的角度上，當然要高度警惕，但是不能說哪個地方有點什麼風險的苗頭，就不惜一切代價把它按住，一刀切地來嚴防死守。
筆者認為，“一刀切”是有意無意地違背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在邏輯要求。要真正防範系統性風險、包括系統性金融風險，所能奏效的不是過去駕輕就熟、做起來很順手的“一刀切”——什麼都防範、都控制、都加強管理，應區別對待、優化結構，讓市場發揮資源配置決定性作用、政府更好發揮作用。
實際生活中存在“兩難”：要去槓桿，這是一個總量指標，宏觀上講的槓桿，以M2(廣義貨幣供應量)可以衡量；某一個行業，某一個企業的槓桿，具體可以看它的負債率。但在這去槓桿的同時還要有穩增長，如果需要比較明顯地在總量指標上把它壓住，那麼後面穩增長所要求的優化結構的區別對待怎麼處理?
防控風險離不開供給側改革
筆者感覺系統性風險的防範，還是要緊密結合供給側改革如何深化這個命題。這也就是說，處理好供給側改革這一主線，必然是要把結構問題作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需求管理處理總量問題的同時，更多地要聚焦怎麼樣找到合理、有效的可持續的區別對待的機制。這個區別對待的機制才是優化結構的好機制，它是配合著總量上過去已經有經驗的需求管理，更多地要創新地解決供給管理的問題，完成好具有挑戰性的任務。
這個供給管理、優化結構，最根本的是要順應優勝劣汰的市場規律，使市場規律+必要的產業政策、技術經濟政策等。政府一定要讓創新的不確定性這個彈性空間裡能“自調節”，並有法治化公平競爭機制保障，而且這方面應特別強調的是政府該做的事——保護產權和方向上的引導，還有就是採取事前、事中、事後區別對待的一些鼓勵措施，看不太準的東西可放在事後作鼓勵。這是供給側改革裡有效市場+有為、有限政府的守正出奇。
既要遵循市場規律，還要出奇制勝。政策性金融跟產業政策顯然是配套的，但要想處理好它，讓它真正能夠達到意願，可存在著挑戰性難題，也是供給側改革的系統工程問題。因而不同領域、不同行業、不同企業絕不能“一刀切”地解決問題。否則，名為控風險，實際上會適得其反，不能優化結構消解風險，反而可能製造風險。
什麼才是“有效投資”
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幾年曾經專門強調過“有效投資”概念，筆者所在的研究群體也特別關注“選擇性的聰明投資”。如何以合理機制形成有效的投資供給，是最關鍵的。
投資空間客觀存在，如中國一百多個百萬人口規模以上的城市，規模還在不斷擴大，基礎設施升級換代的需求看得很清楚：今後幾十年是做不完的。北京這些年在拼命發展地鐵，在建第二機場，在做其他很多的基礎設施建設，這方面其他很多的城市會大同小異。
北京市限制購買機動車，中籤率是1900多比1。這是從較早人們說的輪盤賭的40 :1概率，又迅速抬升了好幾十倍，是全世界前所未有的一個典型，其實它同時也表明發展潛力和解決問題的投資空間。這種有效投資，怎麼讓它可持續地提供出來?基礎設施投資的特點就是規模大週期長，如資金鍊一斷，會形成半拉子工程，如果處理好則一氣呵成，超常規創新發展。中國的文章一定要在這方面做好。
這種有效投資要說小的事情，可再舉個例子：有關部門說全中國缺少大概5000萬個停車位，(主要講城鎮區域)，北京市缺差不多300萬個，深圳缺差不多200萬個，建一個停車位靜態算賬10萬塊錢的話，這就是5萬億的投資，十幾年內做這5萬億是不是該做？基本上如此，不會很精確，但這個事情肯定是要做的，那麼怎麼做？政府沒那麼多的錢，還得控制自己的負債率，但有PPP。停車位、停車場還要配充電樁，還要立體化，以少用地皮，這方面企業的智慧和能力恰恰是它的相對優勢，而只要這個停車位一用，就有現金流，那正好對應PPP機制。
PPP和地方債務
政策性金融、開發性金融、小微金融、普惠金融這些事情，都需要有政府更好發揮作用方面的出奇，處理不好就是一塌糊塗，大家都得“拉關係”；處理得好有法治化、有規範化、有不斷總結經驗往前推進，高質量發展這個路就越走越寬。
所以從PPP來看，現在財政部在努力推進的過程中是要穩一穩，要控制風險，但是又剛剛發佈了第四批入庫項目，發展取向與示範仍然十分清楚，絕對不是要叫停，而是要點剎車穩一穩，繼續讓它健康發展。
筆者觀察這方面PPP的當務之急，是要趕快推出更高層次的法律依據，形成法治化、規範化的依據，應儘快把PPP法或條例提供出來。PPP必然有一個資產負債這方面處理風險的問題，筆者以為在認識框架上不可能讓地方政府與PPP負債完全撇清關係，地方政府是跟企業一起合作來做這些公共工程，怎麼可能所有的負債都在企業這邊，完全不在政府這邊呢？至少政府這邊有財政的或有負債問題吧？把這個事情處理好，規範化，不會是由此在這方面阻礙PPP發展，恰恰是來更好地指導、引導，在大家感覺對防範風險機制更有信心的情況下，激勵PPP長期健康可持續發展。
（本文發表於《招標》2018年第18期，責任編輯：武文卿）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邀請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領銜出版《中國住房制度與房地產稅改革》、《新供給：創新發展，攻堅突破》、《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40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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