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簡單勾畫一下自己的認識框架。關於去槓桿已經有很多討論，決策層高度重視，市場人士、業界也反覆在探索去槓桿到底怎麼把握它的要領。我認為要從不同角度先把定義明確一下。一個是宏觀層面，宏觀去槓桿最代表性的指標應該是廣義貨幣供應量M2——很多人注意到，這些年中國M2和GDP之比是直線上升，已經兩倍多。同期和美國比，和其他經濟體比，顯得中國從宏觀角度這個指標所體現的槓桿率太高了。從這個角度做分析，我覺得也得在防範風險的同時考慮到中國特殊的地方，比如拿中國和美國相比，美國整個金融體系是一個直接金融為主的體系，中國正好反過來，是一個間接金融為主的金融運行體系。我看到的數據，美國的直接金融所佔的比重要在70%以上，而中國則是間接金融佔70%以上，是明顯不同的兩種結構特徵。在實際生活中就要注意到，這個廣義貨幣供應量M2在間接金融為主的情況下，大量是通過銀行系統給出的貸款，然後再回收貸款，這是一個主要的融資機制，不斷的出去進來，進來出去，都計算廣義貨幣供應量。是不是這個因素促使著在中國現在看起來物價還相當令人滿意的情況下，這個M2的指標卻在高位？但是這裡面要做具體量化分析，還得做很多工作。我們過去在具體量化分析方面曾經有一個嘗試，是特別注意不光要看貨幣供應量，還得看貨幣流通速度。考慮到所有的我們這種對於流動性和廣義貨幣供應量以及所謂槓桿率的調控，都是要服務於實際生活，實際生活相關的這種金融環境的合意度，直觀的表現就是物價，如果貨幣供應量既定，而貨幣流通速度高，那麼整個經濟生活中的流動性比較高，意味著就要適當注意更多的防範購買力和物價走高。如果貨幣流通速度越走越慢，是趨緩的，這個時候一味的控制槓桿率，反而會使實際生活中的貨幣供應跟不上，這是最基本的貨幣流通公式裡的一個重要參數。但是到底怎麼掌握好中國實際生活中的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化，又不容易，前些年我們做過這樣一個框架性的研究，注意到起伏中間，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化，會突然一下加速或者降速。在亞洲金融危機、世界金融危機的大環境下，演進到某個臨界點以後，一下態勢和預期都變了。
如果從這個視角上考慮問題，那麼我認為在中國實際生活中，我們應一方面看M2的同時，另外一方面要盯著物價，盯著可以得到的貨幣流通速度的數據，做綜合的分析。在這幾年的觀察中，最簡單地說，我不認為現在中國就M2所言的去槓桿概念之下，可以把它跟GDP的相對數一下壓下來，我們頂多讓它不要再陡峭地往上走，這是從防患未然、防範風險的宏觀視角可把握的要領。
另外，如果換一個角度，從市場主體的角度來說，不同行業、還有不同企業，它的槓桿率是不是偏高，是不是要去槓桿，我覺得這方面大家也是要注意防範風險，特別是對世界金融危機衝擊我們做了一些消化以後，最近一段時間整個市場預期又不好，所謂貿易摩擦升級不期而至，往前看預期，不光是短期，中長期的預期現在都在變壞。在這種情況之下，要強調從企業集團或者某一個行業裡得到的負債率表示的槓桿率，如果是講防範風險，注意控制的同時，還得注意不能簡單地“一刀切”。因為我觀察，經濟生活中如果對這種市場主體的槓桿率來說（直觀的指標就是它的負債率），負債率到了100%那就說明沒有淨資產了，一旦超過100%就等於資不抵債，必須走破產程序了，當然必須特別小心不能走到那種狀態。但如果以負債率作為槓桿率的具體指標，是60%好還是70%好？這並沒有一定之規，未必現在看到70%負債率的企業，它的狀態和它的前景就會比60%負債率的企業要更壞，它可能已經做了很多努力，正要衝過它的瓶頸期，以相對高的負債支持它衝過瓶頸期以後，可能市場份額擴大，企業成長就表現得更好。相反，那個60%負債率的企業可能它連自己的生產經營戰略、策略應該有的調整還沒有完成，不要看它現在負債率比較低一些，未來發展的前景可能未必是樂觀的。所以，這樣到微觀市場主體裡的負債率，它的去槓桿，又得具體分析，切不可一刀切式的地做，誰高誰就強行往下壓。
這裡可援引我們說的供給側改革，或者說全了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概念下的領會。現在光講一般的總量指標，比較簡潔的總量特徵表現出來的槓桿率指標，不足以回答現實生活中提出的挑戰性的問題。我們在金融危機衝擊之後，大家越來越更多討論一個認識：要突破過去主流經濟學認為把需求管理處理好以後基本問題就都解決了，結構問題跟著市場要素流動自然而然解決，不用我們再費心思這樣的思維框架，因為我們現在認識到市場是非完全競爭的，完全競爭假設的情況下，你確實不用更多考慮結構問題，總量的調節上政府盡責以後，結構問題由完全競爭市場自己去解決，而實際生活中的圖景，不光中國，即使是美國，它也不是完全競爭，也必須要解決供給側管理的一系列挑戰性的問題，而且美國在這方面應該講，它在應對世界金融危機的很多實踐方面，是做得可圈可點的，只是他們在經濟學理論的提升方面明顯滯後了。中國，包括我，包括在座的姚餘棟博士，我們有一個新供給研究群體，試圖從這方面在供給側更多討論怎麼推進經濟學理論創新，服務於現實生活，服務於我們中國人現在所說的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主線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結構性改革中去槓桿的問題，一方面我們要守正，就是我們知道搞市場經濟，這個總量調控中，在槓桿率這方面的風險防範，是必須要做的，但另外一方面還要出奇，不能簡單地說美國與其他經濟體的平均數如何，我們就按這個來，那不行，那在實踐中解決不好中國的問題，還必須在中國特定製約條件之下考慮，具體分析我們這些特點所帶來的對具體問題的區別化掌握，在結構方面怎麼儘可能優化，怎樣合理地“結構性去槓桿”。這個結構優化靠什麼樣的合理的機制，是關鍵問題，守正之後的“出奇”要承擔風險，但是我們必須追求出奇制勝，這是我們的希望之所在。
所以，我做一個簡單的小結：對於“去槓桿”這個概念來說，它顯然是要特別使我們注意防範風險。防範風險實際上在金融這個角度來說，落到服務於實體經濟可持續發展，經濟增長質量能夠儘可能合意，而經濟可持續發展和我們所追求的增長質量的提高，在現在這個階段，特別要抓住的就是要超越需求管理的侷限性而把供給管理這方面的機制提升起來，在市場發揮總體決定性作用的旁邊，我們政府怎麼樣更好地發揮它有為和有限的作用？非完全競爭中的結構優化、升級發展機制，這是一個總體的系統工程。謝謝。
賈康介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領銜出版《中國住房制度與房地產稅改革》、《新供給：創新發展，攻堅突破》、《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40年》等。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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