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賈康先生在第二屆中國河南招才引智創新發展大會鄭州專場上的主題演講（2019.10.26）
謝謝主持人。尊敬的戴柏華副省長，王新偉市長和到會各位領導，尊敬的各位到會嘉賓、專家、媒體朋友，大家好！
我抓緊時間做一個發言。我們會議的主題在這個單元專門給我設定了一個題目，就是怎麼認識中部的崛起，進而要研討一下高質量發展中的鄭州機會。我作為研究者，本來也準備了一個題目，就是“我看中部增長極的乘勢崛起與鄭州發展機遇”，可說是不謀而合。調研不夠，但試圖按研究者定位，探討性地談一下自己的看法。
有兩大層次的認識：
第一層次，怎麼看待中部崛起概念之下我們整個的走勢。
第二層次，提出一些研究者認為可以積極提出的建設性意見、建議。
先說第一部分。中央在前些年明確提出中部崛起的發展戰略，在2009-2015年這樣一個時間段裡，有專門的重要文件給出規劃。在中部崛起規劃的貫徹過程中，從中部大的發展態勢來看，我覺得非常明顯，鄭州、武漢、合肥等地與周邊區域，現在應該講，已經看到有蓄勢待騰飛、乘勢崛起的條件鋪墊和非常寶貴的可能機遇。
從河南的省會城市鄭州來看，與其他的中心城市像武漢、合肥等，在這方面都有共同點：
第一方面，相關城市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有非常值得稱道的進展。如果現在看鄭州和鄭州周邊，和一、二十年前相比，我覺得可以稱得上天壤之別，這對我來說印象非常深刻。
這種發展，在基礎設施支撐方面，對於未來區域的和全中國的發展後勁、整個現代化戰略意圖實現的可能貢獻，是非常明顯的，大家只要對應一下同樣是人口大國和發展中國家的印度，高下立見。我們現在基礎設施的支撐力，當然還要進一步加強，進一步在高質量發展過程中增加必要的基礎設施和使它升級，但這已經形成了非常值得看重的支撐條件。
第二方面，產業集群。鄭州也好，武漢也好，合肥也好，產業集群各有特色。但總體來說，產業集群已形成它的多樣性，在製造業、實體經濟層面已經形成規模可觀、值得肯定的產能，以及已經有了一定的匹配經驗的投融資支持體系，這些都可圈可點，各有特點。
我們也需承認，中部地區這些產業集群，和沿海增長極地區相比，可能某些方面還有差距，和以高科技為代表的深圳板塊，當然現在還不可能相提並論。但總體來說，必須承認在一定的區域多樣化特點前提之下，再結合我們自己的相對優勢，已經形成的這種產業集群，在某些領域實際已經衝到前沿位置。
比如幾年前，我在鄭州看過煤炭機械的生產廠家。我在“文革”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在北京礦務局機電修配廠做過五年的裝配鉗工，當時我們特別羨慕的，就是煤炭機械裡的液壓支架，聽說國外有，我們國內基本沒有。但到這時候，我看到煤機廠的液壓支架，據介紹已經衝到世界上最前沿的水平。這不是我們的支撐力嗎？諸如此類的產業集群中的亮點，當然還要進一步提升發展，但現在已經有了非常值得肯定的基礎。
第三方面，我覺得特別要提到，我們已經有了彌足珍貴的開發經驗與區域特色。在整個中國，我們承認有板塊輪動的特徵，各個地方的開發，今天也不可同日而語、相提並論。在中部，河南也好，鄭州也好，其他的中部區域也好，我們在前期開發過程中，有一些大手筆，已包括了非常值得總結的經驗，這些經驗和特色，還會繼續發揮它們的作用。像鄭州新區，前面王市長介紹了幾個概念的疊加，這裡面不就是經驗積累的過程嗎？每一個概念都有它的重點、指向，合在一起使我們更綜合、更有未來發展的支撐力，也增加了我們的信心。
引領新常態的過程中，我覺得對中國的板塊輪動應該看到，從大的規劃觀察，有一個遞進關係。最早是沿海崛起——後來中央提出沿海要率先實行現代化；後面注意到西部要跟上，所以有西部大開發，又要求有老工業基地東北的振興，然後提出中部崛起。
而現在中部崛起經過這些年的努力，實話實說，在傾斜政策並沒有特別突出表現出“含金量”的情況下，這個崛起之勢其實已經表現出來了，非常值得肯定。過程中更多的是調動中部的內因，並沒有像西部開發，甚至也沒有像東北振興那樣給多麼明顯有力度的政策傾斜支持。但是，天時地利人和合在一起，這些積累的經驗和開發中間值得繼續發揚的要領都已存在，實際的經驗還在積累過程中。我過去也參加過一些課題研究，比如中國整個二元經濟彌合的過程中，中央曾經有意識地把中原經濟區的綜合改革試點放在鄭州為中心的區域，那是什麼樣的戰略意圖？整個中國二元經濟的彌合過程，河南為主要部分的中原地區是一個縮影，解決好鄭州為省會城市的河南和周邊地區彌合二元經濟的戰略和發展問題，對於全中國的借鑑意義不言而喻，這個過程其實還在繼續深化。
後來的鄭東新區、航空港區，現在已經有明確概念的自貿區、高新自主創新示範區、經濟開發區、跨境電商和大數據綜試區等等，這些具體的方針和戰略要領實施過程中，各種要素的流動、要素的組合機制，特別是這次峰會特別強調的人才這個最寶貴的生產要素的吸引和集聚，再配上科技、資本（涉及資金、投融資）的支持力量，在改革創新形成有效制度供給的情況之下，我們完全有信心乘勢打造中國中部的增長極，而鄭州和河南，一定會在裡面做出卓越的貢獻。
如果現在講中國最有支撐力的增長極，當然要說到兩個三角——珠三角和長三角，還有北方中央曾經寄予厚望的濱海新區增長極區域。客觀的講，可能深圳、浦東給人的印象更深刻一些，京津冀一體化實際是在原來濱海新區概念之下又爭取更有特色地形成北方增長極區域。那我們中部，自然不甘落後，而且我們已有條件打造中部崛起的強勁增長極。
當然隨之還有很多具體的問題要探討。在鄭州，現在已有的發展基礎之上，首先在“世界工廠”方面，鄭州有它典型的廠區，我看過這裡的富士康的廠區，高峰時30萬人以上的工作人員在廠區裡，24小時連軸轉。這種世界工廠，還要上升為“中國製造”升級版的“中國創造”，我們還要更多地招才引智加上高科技和適用技術合在一起，把中國現在很多地方（像鄭州富士康廠區裡）我們做的微笑曲線中間這個活，向左、右的高端託舉上去。這種加工帶來GDP、稅收、就業機會——特別是帶來老百姓的工資收入，有這些成績和貢獻的同時，我們不會滿足於這種狀態。我們需要把我們的產能要素組織起來以後，使可能形成的貢獻表現為在微笑曲線左方和右方往高端推，爭取樹立我們自己未來可能有全球影響的本土品牌，確立在創意創新品牌樹立之後，在末端我們的市場營銷、售後服務，各種各樣一輪一輪產品的升級、開拓、發展，使我們在整個全球供應鏈和價值鏈曲線上，我們從中間比較低的位置託舉到左端和右端比較高的位置。我認為中部崛起過程中，同樣追求著這樣一個實際的高質量發展目標。
在肯定這些支撐力的同時，要特別重視中央政策的指導。我知道中央領導在9月視察河南的時候有明確的要求：“在中部崛起中奮勇爭先，譜寫新時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絢麗篇章。”那我們現在要藉助已經有的這些發展基礎，結合我們的區位、人口、資源的比較優勢，再對接互聯網+這個新技術革命大潮帶來的挑戰和機遇，落到鄭州和中部打造增長極乘勢崛起、高質量發展的進程中。這是我想彙報的第一層面的基本看法。
第二層面，談一些自己認為可以提出的建設性的意見建議。
我的認識是，打造高質量發展新局面，它的主線就是“十九大”給予明確概括的：我們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主線，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在研究中接觸到不少朋友，他們常常提出這樣的問題，中央如此重視，原來稱為戰略方針、現在明確地說面對全局和長遠打造現代化經濟體系主線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際生活中怎麼找它的抓手？我比較明確地談過這樣的看法：“三去一降一補”只是切入點，從更長期的發展來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線上要做的問題，實際有一個具有挑戰性的我們必須解決的關鍵任務：在任何的區域——地方政府轄區之內，以及任何行業、企業集團和一個一個具體的市場主體視野之內，都必須在“取勢明道精術”的概念之下，首先在取勢之後，認識自己所必須把握的相關客觀規律，形成一個定製化的解決方案。這就明顯不同於過去的需求管理——你跟著中央的“反週期”走，就解決問題了，就出政績、出成績了，現在可不行，挑戰性的任務就是（比如在河南、鄭州，在具體制造業的某一個行業，在某一個新區板塊）高水平的定製化解決方案是非做不可的。
整個頂層規劃之下罩著各種要素流動，必須遵循十八屆三中全會“60條”所提出的市場決定論。總體資源配置要有效市場來發揮唱主角的作用，而政府又必須更好地發揮作用——我們把這個公式表述為“有效市場+有為、有限的政府”。
再往下，我認為我們鄭州和中原區域的發展是不是可以考慮按照上述這樣一種精神，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線上要把握住至少九個抓手，在這方面應進一步探討和把握好要領：
第一，規劃的供給。守正出奇的超常規發展戰略規劃的設計和動態優化，是非做不可的，鄭州已經有這麼多的發展，河南也是這樣，要把一輪一輪的規劃和設計，優化上升到國家戰略的板塊發展概念，有必要進一步做好這種動態優化。
馬上要召開的四中全會，會對於國家治理現代化給出新的進一步的最權威指導，我們應該乘勢把這種規劃在動態過程中做更好的優化推進。我們製造業的板塊，新零售、產學研結合、商圈等等，其實都有很好的基礎，總結經驗以後要納入一個系統工程。
我印象很深刻的，鄭州除了前面說到製造業裡有亮點之外，很多人都有印象，在商業領域裡過去叫得很響的“中原之行哪裡去，鄭州亞細亞”，在那個階段上是不是也引領了商業發展創新的潮流？完全應該這樣肯定，雖不能說它可長盛不衰——它以後可能有新的問題，現在這個品牌已沒有聽到有多大的影響，但這個啟示可是非常重要的。現在到了線上線下結合的“新零售”領域裡——電商自己說我們已經不叫電商了，我們是線上線下結合的——我們能不能以“後發優勢”跨越中間的很多試錯階段，一下衝到前沿？這些應該在規劃裡體現相關的戰略指導，以及和國土開發、項目建設的配套。
第二，制度的供給。要有制度供給這方面改革的攻堅克難，全國如此，我們位於中部的鄭州更是如此，要下決心打造高標準法治化營商環境。自貿區概念下有非常好的理念與原則的表述。那時候明確的地說從上海開始，企業方面是“負面清單”，“法無禁止即可為”，讓企業作為市場主體真正放開手腳，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你只要不碰負面清單，你想怎麼試怎麼闖怎麼發揮作用，完全是由你自負盈虧地去闖、去試，這非常好。
而反過來政府方面，叫正面清單，政府不是想做什麼做什麼，調控什麼都有理，對不起，“法無授權不可為”，事權要有正面清單，而且“有權必有責”，要建立追責、問責機制，跟著績效考評來實施。政府怎麼革自己的命改成服務型，怎麼約束自己的行為和形成長期行為，怎麼讓市場主體心裡有定心丸，知道你公權不會那麼任性——這是非常重要的打造制度供給、制度環境方面的任務。
我們現在鄭州已經有的市場基礎，是有期貨市場，有直接融資市場的發展，也有這些年做的努力全面開放、降低准入門檻的種種值得肯定的工作，我覺得這些都會結合為制度環境。我們要下決心在鄭州、在我們所在的區域，按最高標準對標，打造在國際上也可以稱道的高標準法治化營商環境。當然這也是跟著全國的潮流走，最新世界銀行的評價，是已經把中國營商環境排位在一年之內提高了15位，肯定中國在這方面的進步，我們中原和鄭州更應該不落人後，繼續銳意推進制度創新，大力優化制度的供給。
第三，政策供給。我認為，地方的政策，首先要注意的不是貨幣政策，因為貨幣政策在市場經濟之下就是一個垂直體系，這方面地方更多的是順應中央銀行掌握的銀根鬆緊調控，在銀根調控之下，很多我們只能順著來。但地方層面上，更要注重的是財政政策，分級財政必然有財政政策的分級設計，有自己的可塑空間和作為天地。
地方層級財政政策在區別對待這方面，必須要發揮能動作用。沒有區別就沒有政策，怎麼統籌兼顧而突出重點，支持什麼，限制什麼，這些區別對待如果落在實際生活中，又有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就是產業政策、技術經濟政策，要靠財政政策的參數手段、槓桿手段為主，加以有效貫徹。
在我們區域發展中，這種產業政策和技術經濟政策客觀來說，方向相對好認定，比如我們要支持七大戰略新興產業再加上文化創意產業，我們要支持綠色低碳發展，我們要在實際生活中配上普惠金融、綠色金融、小微金融等等，大家都認可。關鍵是機制怎麼樣？能不能把支持機制，對接到健康、儘量陽光化、和市場兼容的新的機制上，這當然就是很有挑戰性的任務。
第四，這種政策供給的後面，緊跟著的就是投融資的供給。很多事必須依靠大手筆的投融資方面的創新。我對金融方面一直強調，實際上在可預見的將來，必然是雙軌制，我們在商業性金融旁邊，必須解決戰略層面必須考慮的可持續、健康的政策性金融機制在我們鄭州、河南和中原，怎麼打造的問題。
所謂普惠金融、綠色金融、小微金融、開發性金融，“金融的精準扶貧”，“定向寬鬆”，無一不帶有濃厚的政策色彩。商業性金融在這方面可以配合，但實際上很多的情況之下，商業金融本身的機制就是錦上添花，不可能給你發力雪中送炭。以政策性金融解決雪中送炭的問題，又必須迎接挑戰，處理好陽光化和區別對待中的科學決策，處理好風險防範與控制。這些挑戰性的任務，我們鄭州應該在金融雙軌制的明確框架之下，積極做探索和開拓。
而且我認為，在投融資領域要繼續積極運用PPP的方式——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使政府有限的資金四兩撥千斤，“政策性資金、市場化運作、專業化管理、槓桿式放大”，這才是真正做事做得漂亮，才是真正的創新機制裡的守正出奇。
現在很多地方，都認為PPP不行了，但其實你研究一下中國整個的超常規發展，一定會知道，PPP這兩年往下調整是必要的，波浪式發展中間讓它更健康、沉穩一些，然後還是一定要讓它發揮重要的作用——這是中國（包括鄭州、中原超常規發展）所需要的選擇。未來這個作用，是長期的歷史性的，片區開發、綜合開發更有可能讓PPP大顯身手。
我們可看看河北固安民營企業連片開發的案例，看看汕頭央企連片開發的案例。如果我們能抓住機遇，在鄭州、中原也適當切入大手筆的連片開發，政府出錢很少，但以政府批准認可的規劃罩著整個開發進程（這種規劃可以引外腦，請國際上最高水平的專業團隊幫你設計、政府認可），實際上政府不出多少錢，卻能做成超常規發展中不同凡響、特別重大、舉足輕重的工程，和實現產業新城這種概念之下的升級發展，這是我們非常值得看重的創新發展。
這樣積極進取，就要破除一些傳統的政府投融資的侷限性。有的同志實話實說，很難一下打開思想上的條條框框，我們也認為需要在激進的同時講穩妥，但總體來說，應該先強調要敢試敢闖，敢於創新，後面跟著謹慎處理風險防範的問題。
第五，人才供給。吸引人才是我們這次峰會的主題，是要聚攏21世紀最寶貴的資源，這已經為大家都認可了。人才帶出來的，是科技創新的第一生產力，但需要有制度、環境的有效供給來匹配，讓人才真正發揮作用。首先讓人才能夠培養出來、脫穎而出，減少對他們各種各樣不合理的束縛。
剛才接受媒體採訪我特別強調，可以觀察到近年各個中心城市——中部也好，其他區域也好，大家已有搶人才的大戰。除了必須有的物質激勵、物質支持、薪酬待遇等等之外，特別要比拼的是人文關懷。能不能在鄭州所在的轄區，率先貫徹這幾年中央國務院一系列文件精神，真正尊重科研規律，克服過去在科研、教育、人才管理方面的官本位、行政化、繁文縟節、條條框框、形式主義等等這些弊端。這種種具體的表現太普遍了，問問高校、科研機構、產學研一線的人們的苦惱，便可知問題的嚴重和積重難返。
近兩年在這方面已經有進步，但實話實說還不夠，希望我們在這方面能夠抓好，走在全國最前列，優化吸引人才的高水平人文關懷的環境，匹配上必要的激勵和物質幫助與保障。
再有使用人才在具體形式上，並不是要求所有的人住在這裡，應是“不求為我所有，但求為我所用”，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人才也是流動的，然而重大的戰略事項和決策，我們完全可以考慮怎麼吸引外腦給予智力支持，這是吸引人才、使用人才的必要途徑。
第六，是科技的有效供給。除了高科技以外，還要重視適用技術，發展特定階段上，高科技和適用技術都必須注重。
第七，物流的有效創新供給。這方面創新的實踐，稱得上日新月異，鄭州現在於交通位置上舉足輕重的影響，已經非常明顯，高鐵系統、航空系統之外，再往後還有其他的一些物流模式創新上的條件支持。
要注意中央現在特別強調的冷鏈：從農村生產場景延續到整個供應體系，一直到城市中心區域的餐館和老百姓的飯桌。冷鏈的建設、物流創新，一定是中國未來投資的重點之一，我們河南在這方面有特別充分的條件，應走在創新的前列。
第八，要抓住環境方面有效供給的問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人們在不斷的重複、領會這個重要思想，應該特別強調，綠水青山在那裡，並不自然而然就是金山銀山，需要有必要的機制和中項，讓綠水青山能夠維持好，綠水青山能夠引來源源不斷增進財富的現金流，變成金山銀山。那我們現在鄭州在“綠城”的基礎上，加上週邊環境保護的努力，加上我們文旅資源和中原這麼多旅遊目的地的吸引力，加上黃河概念下進一步以環境為依託的服務業的開拓發展，是大有可為的。應該把其中各個中項，都努力連接起來。
最後一條，我認為要抓住觀念和文化的有效供給。思想再解放，才能改革再深化，開放再擴展，工作才能更好地抓實。中央已經明確下文，允許改革犯錯誤，但不允許不改革。實際生活中這談何容易？可以直率地說，存在這樣一種惰性：不是鼓勵大家做事，而是實際約束大家，不做事為好，一個人在一線做事，後面可以有6個人8個人挑他的毛病，挑出毛病以後都不說是改革中間在實驗，而是說你心術不正，讓你吃不了兜著走。
我認為就是針對這樣的所謂“官場不為”沉悶的問題，中央今年3月份的文件，給出了重要指導，要求在地方工作一線，必須減輕負擔，真正破除形式主義，鼓勵大家辦實事有作為敢擔當，怎麼落實？就是實際的考驗了。在這個中央精神指導之下，我們真的特別要重溫鄧小平強調的“大膽的試、大膽的闖”這種改革的文化、精神，要保護改革者。怎麼具體化到“允許改革犯錯誤”，我希望在鄭州、在中原帶一個頭。能夠真正讓改革的闖將——他們也是人才，而且是非常寶貴的人才，發揮他們在這方面特別重要的積極作用。
時間關係不再展開，這些初步看法請各位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和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中國一帶一路PPP項目開發委員會委員，中關村公共資源競爭性配置促進中心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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