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根據賈康先生在“2018國際貨幣論壇”上的發言整理）
討論結構變遷中的宏觀政策國際協調，需要考慮中國的戰略、策略問題。我講兩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個方面，立足中國面對外部變化,討論中國戰略和策略問題；第二個方面，推展到結構性改革概念之下，探討宏觀政策協調一些基本的要領。這兩個方面試各用六句話、六個要點提綱挈領、總結概括。
第一個方面，中國當下戰略與策略的考慮。
第一，當下全球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即中美關係，已出現階段性變化。中國改革開放形成追趕態勢，成為發展中國家的領頭羊，在為世界經濟做出貢獻的同時，中美之間這一過去定義為戰略性夥伴關係的雙邊關係，現在發生的變化已實際上脫離開原來我們希望的共贏、共同發展為主導的狀態。
第二，在新的階段美國打壓中國，是在一定的博弈階段出現的以叢林法則為主導的局面。中國的戰略思維，必須重溫鄧小平當年“善於守拙，有所作為”的戰略考量，儘量低調，絕不當頭，進而爭取有所作為。
第三，中國要繼續尋求和平發展、和平崛起，在新時期特殊情況下，必須重視、強調於外貿關係中“比較優勢原理”能夠解釋的範圍之外的守正出奇的趕超戰略。實現後來居上的偉大民族復興這一中國夢的內在邏輯，碰到“比較優勢”的天花板後，只能理性地實行趕超戰略，這也是結構性改革非常重要的真諦。
第四，面對新國際形勢，應防止最壞，爭取最好，力求與美國鬥而不破，找到雙方妥協而來的新平衡點，使中國保持可持續發展、留存後勁。策略上應該重提毛主席的當年論述，即“有理有利有節”。
第五，新階段，在無可奈何改變不了的事物之外，關鍵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在不確定性中把握好我們的確定性，就是堅定不移堅持改革開放，通過創新調動一切潛力和活力，把我們具有世界第一大人口規模的大市場潛力，充分發揮出來。
第六，壞事可變成好事。義無反顧地做好自己的事，是把看似兩敗俱傷的貿易戰，變壓力為動力，成為促使我們未來追求更高水平現代化推進方案的好事。
第二個方面，納入結構性改革來考慮宏觀政策的國際協調。以六句話闡述個人觀點。
第一句話，結構性改革是全球大趨勢，可接受特點明顯，是我們必須堅持的概念。杭州G20峰會共同宣言已經反映了全球結構性改革方面的共識，也就是中國所說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改革追求人類社會更好的生活狀態，可總結和順應工業革命之後的世界大潮流，把握航向。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千瘡百孔時指出的“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可總結為是認同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信息化和法治化、民主化的只能順應，不可違拗的“權勢”。
第二句話，文明提升變遷中，每一個經濟體和主權國家，都要處理好結構性問題。結構性改革要求任何經濟體不再簡單延續侷限性已很明顯的需求管理思維，供給管理必須首先從制度供給去解決結構問題。在使市場充分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政府需要更好地發揮作用，守正出奇。處理結構性問題，需要於全球共性下找到自己個性，形成定製化方案。
第三句話，各國多邊多方博弈中，要尋求共贏。中國高度認可全球化，提倡共贏，應繼續高舉“人類命運共同體”旗幟。雖然美國試圖扼制中國，很多領域美國依然主導，但是其他一些因素也可以制約美國。所以對於多邊國家關係，要給予更充分的重視，找到尋求共贏，支持中國和平發展的所有潛力和積極因素。
第四句話，進一步積極探討宏觀政策協調機制。雖然說讓匯率機制更多地市場化，但實際上不可能完全市場化，各國不可能不對匯率施加影響，關鍵是哪一方更有實力、能夠按自己意願操控而接近想得到的結果。貨幣政策影響力方面，中國和其他經濟體對美國而言，是處於不同的弱勢，要更多考慮財政政策結構優化的功能作用。
第五句話，在國際複雜環境之下，各種跡象表明中國貨幣政策已強調鬆緊適度、更加務實。這種情況下，不能只關注宏觀槓桿率，還需要看中國的間接金融為主的特點和實際物價。中國現在物價綜合而言相當令人滿意，既不通脹也不通縮。擴大內需應投資、消費並舉，有效投資還有巨大空間；消費這方面，需要跟著投資和經濟增長績效走，避免進入福利陷阱，即更加強調以經濟發展活力和民眾好的預期所支撐的消費，釋放潛能。把社保和公共服務做好，使大家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更加有信心，就會加強消費。
第六句話，擴展對外交流，爭取朋友越多越好，儘量減少敵人、儘量化解敵意。我們應該有誠意地、務實、多層次地開展國際交流。我們的智庫和學界對外交流應更加具有開放性。國內智庫的普遍封閉性、警惕性心態應予化解。適當優化外援，積累經驗，提高其水平，應更多結合人文特質的政策協調與交流活動。
賈康介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邀請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領銜出版《中國住房制度與房地產稅改革》、《新供給：創新發展，攻堅突破》、《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40年》等。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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