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起宰相殺婢案件,反映宋仁宗時期百姓的“清平樂”


從一起宰相殺婢案件,反映宋仁宗時期百姓的“清平樂”

北宋仁宗朝皇祐年間,在這歌舞昇平的年代,權傾一時的宰相陳執中家裡,發生了駭人聽聞的殺婢大案,在一月之內死了三個婢女。

第一件是婢女迎兒被虐殺。迎兒是陳執中家婢女,年方十三,因對宰相小妾阿張伺候不周,陳執中命家奴將其衣服剝光,捆綁雙手,在數九寒天活活凍死。

第二件是婢女海棠被虐致死。也是因為陳執中的小妾阿張看不順眼,對其百般責打,海棠不堪虐待,自縊身亡。

第三件是另一婢女(姓名不詳)被逼自盡。起因也是被陳執中虐待,背上被打得體無完膚,頭髮被剃成“陰陽頭”,不堪受辱亦自盡。

沒有不透風的牆,雖然宰相家門禁森嚴,也擋不住人們的悠悠之口,這事很快就傳出去了。負責彈劾官員的殿中侍御史趙抃為此向仁宗皇帝參了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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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劾奏狀上去之後,本以為陳執中會很快得到處理,但宋仁宗卻像沒事人一般,久未批覆,似乎沒了下文。

趙抃不甘,又狠狠地參了一本,這次的奏章火力全開,列舉了陳執中“八大罪狀”,其中有“凡一月之內,殘忍事發者三名,前後幽冤,聞固不少”,認為陳執中虐待致死的婢女還有不少,只是這次集中事發,才讓外人所知。

陳執中雖貴為宰相,但北宋政壇一向比較開明,尤以仁宗朝為最,仁宗為何想擱置此事呢?原來陳執中也不是等閒之輩,他不僅位列宰輔,也是有一些功勞的。

一是曾經獻對付西夏的策略,受到皇帝肯定。

二是曾經追斬叛亂的軍士王倫首級,平定了叛亂。

三是曾經治理黃河,彌合潰堤。


從一起宰相殺婢案件,反映宋仁宗時期百姓的“清平樂”

此外還有一些小小的閃光點,雖然不是驚天動地的偉業,也算為朝廷分過憂、出過力。另外,陳執中還是真宗、仁宗兩代老臣,當時作為朝廷最有權勢的官員,以同平章事(宰相)兼著吏部尚書(組織部長),還兼任樞密使(軍事宰相),他還自稱“我無私也,我不黨也。”表示自己辦事公道,從不結黨,簡直是皇帝最放心的類型,所以宋仁宗怎麼會輕易動他?

但是趙抃並不買賬,不久又繼續彈劾,結尾還催促仁宗皇帝:“願陛下為社稷生靈計,正(陳)執中之罪,早賜降黜。”

過了幾天,趙抃看看依然沒有動靜,又繼續提醒仁宗:我幾次彈劾宰相陳執中,皇上“未蒙施行”,不知是何意?

看來仁宗皇帝在繼續裝糊塗,還是想把這事壓下去,繼續包庇陳執中。

大家也許覺得奇怪,宋仁宗既然有個“仁”字,那應該是對百姓最好的那種皇帝呀,為什麼反倒對這個案件不聞不問呢?其實答案也簡單。

首先,宋朝跟唐朝一樣,也實行奴婢制,“奴婢賤人,律比畜產”,法律上奴婢基本等同於牲畜,不具備普通人權,對仁宗來說,宰相位高權重,殺幾個奴婢不算什麼大的過錯。

其次

,宋朝的人口普查是不統計奴婢的,連作為無地佃戶的“客戶”都不算在內,只統計有土地資產的“主戶”,除了“主戶”以外的其他“無產階級”都是賤民。也就是說,客戶和奴婢在宋朝是沒有存在感的。

再者,陳執中是國家重臣,皇帝的重要依仗,就憑一個侍御史幾本奏章,就能扳倒參天大樹?

基於以上理由,仁宗當然是想保住陳執中,繼續讓他坐在位子上,幫自己分憂。


但宋朝政壇畢竟是很開明的,陳執中的惡行引發了公憤,又一個朝中頗有威望的重量級官員出手了,他就是翰林學士歐陽修。

《言行龜鑑》載:陳恭公執中素不喜歐陽公,其知陳州時,公自潁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學士,陳為首相,公遂不造其門。

一直以來,陳執中和歐陽修是彼此看不上的。歐陽修對於陳執中的這一劣跡,當然也是十分的憤慨。眼看皇帝還在替其遮瞞,終於也看不下去了,上奏請求徹查此案,還受害婢女一個公道。

由於歐陽學士的廣泛號召力,十多個官員附議,要求查辦此案。


從一起宰相殺婢案件,反映宋仁宗時期百姓的“清平樂”

按照宋朝的刑法,凡是發生命案的,必須要加以查辦。不管是良人還是賤人的命案,這是司法上的一個原則,當然最後怎麼處理是另外一碼事。

宋仁宗看到群情激奮,眾怒難犯,終於下旨:派官員崔嶧,調查處理“陳執中縱嬖妄殺婢事。”

結果查下來,陳執中為了保住小妾,依據自己有作為官員的“護身符”,承認因婢女不聽話,自己鞭打致死,而非小妾所為。(“執中自以婢不恪,笞之死,非嬖妾殺之。”)

案件已經查完,仁宗只得給案件定性,作出處理決定:陳執中殺婢女迎兒,另兩個婢女系自殺,不予追究,罷免陳執中朝中宰相職務,降職為“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


從一起宰相殺婢案件,反映宋仁宗時期百姓的“清平樂”

也就是說,對陳執中的處理結果,沒有任何刑事處罰,僅僅是“貶職”外放了,甚至還帶著宰相的榮譽稱號。

過了不久,仁宗為了安撫陳執中,轉封其為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英國公。陳執中居然得到了唐朝開國元勳李績同樣的“英國公”的崇高待遇。後來,陳執中活到70歲去世,還被贈予“太師兼侍中”的尊榮頭銜。

在議定諡號的時候,群臣建議諡號為“榮靈”,帶有“靈”字的都是很不好的諡號,被仁宗否決了,改為“恭襄”這個評價很高的諡號。仁宗還親自為陳執中的墓碑題詞曰“褒忠之碑”,以讚揚他的忠誠。

可見,仁宗對輔佐過的大臣確實是很“仁義”的,甚至到了對他們的胡作非為都能夠包容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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