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關懷不但是現實主義文學的基本特徵之一，縱觀古今中外，人文關懷都是大多數作家的終極精神訴求點和作品成長的必需空間，也是讀者感悟作品，與作者靈魂共鳴的必要的精神材料。
人文關懷即是對人的關懷，是對人的價值、人的尊嚴、人的獨立人格、人的個性、人的生存和生活及其意義、人的理想和人的命運等人性概念的剖析與拯救，是人類精神慰藉，精神交流的產物。人文關懷一直是作為一種精神而被傳播著，主要包含了三個方面內容，即人性、理性、超越性。
餘華小說中人文關懷精神的集中體現時期是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其第一部長篇小說《在細雨中吶喊》是餘華由先鋒寫作轉向現實寫作的銜接點，是他重新回到思考人生、生活、社會的標誌，特別體現在餘華對人的慾望的透徹闡釋。
《在細雨中呼喊》是餘華先鋒寫作的最後總結，是其先鋒寫作的巔峰之作，在轉型的陣痛中完成著他對於自我和藝術的雙重否定與雙重解構。
《活著》是餘華小說中人文關懷精神的集大成之作，在這部作品中，他不再是一個漠然冷酷的旁觀者，而以自身的感情角度去定量人物，正視人物所遭遇到的各種苦難和悲劇，餘華在《活著》的前言中說：“作家的使命不是發洩，不是控訴或者揭露，他是對一切事物理解之後的超然，對善與惡一視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
小說的一開始，福貴從一個成天吃喝嫖賭，不學無術，沉迷賭博的紈絝子弟到輸光所有家產，氣死老父的貧苦佃戶，餘華沒有對於如此遭遇卻又罪有應得的主人公戳之以鼻，而是讓他重新回到了生活的正常軌道，生子養母，照顧妻子，做一個雖不能頂天立地但可以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換來貧窮卻又安樂的現實生活，這也是大多數人應該並正在經歷的。餘華肯定了福貴的平等人性和人權，讓福貴真真實實的生活下去，體現著濃烈的人道主義關懷。
福貴似乎是中國歷史上普通老百姓的代表或者縮影，他們在社會生活的洪流中無力抗擊命運而只有順從甚至麻木地生活著，並偶爾享受生活帶來的細微快樂。福貴在苦難中表現出的超脫達觀，使其成為餘華對抗苦難的一種態度，表現了其在逆境中的人文關懷。
《許三觀賣血記》表現出了抗爭苦難的自由精神，即自由生命，為了追求這樣一種自由生命，許三觀採取了“賣血”這種極端悲慘的方式，努力維護著家庭的完整和基本生存狀況，而故事結果也一改餘華八十年代的“死亡悲劇”式，轉而以希望的懸念結尾，“我這輩子就是今天吃得最好”這體現了餘華賦予許三觀全新的生的希望。
餘華在寫完《許三觀賣血記》後曾說：“我過去的現實更傾向於想像中的，現在的現實則更接近於現實本身。”
小說中的許三觀是一位地地道道生活在城市底層的小人物的形象，同情、擔當、狡詐、小氣等性格特點並存，作者採用順敘的敘述方式將許三觀所遭遇的人生磨難一一展現在讀者面前，而許三觀面對苦難、擺脫困境、化解苦難的唯一方式竟是賣血。血液是人身體的一部分，在中國古代傳統裡，“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而血液又是血脈繼承的寄生品。
許三觀不顧家族倫理傳統而通過賣血來保全家庭的完整和延續，在這樣一次一次幾乎被動的賣血行為中，許三觀的寬容、善良得以展現，作為丈夫，作為父親的責任感和對家庭的歸屬感被深刻地詮釋，以及展現了許三觀面對苦難的態度和對生命對家人的理解與關愛。
餘華對女性形象塑造的根基在於對女性群體的尊重和同情，“女性主題”是人文主義關懷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伴隨著歷史的變遷逐漸演化和發展的一大主題。
《兄弟》講的是“文革”中的故事，通過兩兄弟的家庭在劫難中的崩潰，又在劫難中得以昇華，縮寫了一個精神狂熱、本能壓抑和命運慘烈的時代，展示了個人命運與權力意志之間不可抗衡的災難性景象，也凸顯了人性之愛與活著之間的堅實關係。
《兄弟》中，餘華對李蘭和宋凡平這對恩愛的短命夫妻在不斷的阻隔、辱罵、敵視中依然保持著對美好生活的憧憬的敘寫最能體現出餘華對家庭溫情的嚮往與追求。
李蘭是一個傳統、柔弱的女性形象，同樣也是眾多苦難形象之一，丈夫宋凡平強大的責任感和無微不至的關心在點點滴滴，大風大浪中給予了她堅實的依靠，宋凡平能屈能伸的人格魅力給了她忠貞不二的堅定，連他慘烈的死亡都給了她堅忍不拔的勇氣，以至於她以七年不洗頭的非理性方式紀念對丈夫的刻骨銘心的愛。
餘華歌頌李蘭這種全新的人生態度和麵對現實，面對生命的真摯體驗，以及超出精神層面的女性的堅毅、忠貞和灑脫的形象正是他對傳統女性悲慘命運的憐憫，潤之以希望的曙光和追求美好生活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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