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典論·論文》中有一句流傳至今的話:“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但這一極具普遍性的現象並不適合於魯迅和郁達夫。魯迅一生"罵"過不少人，且以尖刻聞名，但對郁達夫卻從沒有過微詞。他雖反感創造社同仁一副"創造"臉，但覺得郁達夫臉上"看不出那麼一種'創造'氣"。魯迅、郁達夫這一對文壇密友,在現代中國文壇被傳為佳話, 他們之所以會成為至交,因為他們有相似的成長經歷,又都是追慕“真”的人,待人真誠,做人很真實,讓人體會到一層實在,都是追求真摯之人,彼此之間更是真誠以待。兩人也都是頗具社會責任感的作家,在文學創作的路途上,互相理解,攜手並進,共進退,甚至同時遭難,並盡全力促進中國文學事業的發展,編輯刊物,不遺餘力;發掘新人,給以幫助,為他們的成長提供發展的平臺,較為適合的環境,中國現代文學事業蓬勃發展當中應該說他們的功勞是不可估量的。今後十四天特闢“郁達夫與魯迅”專欄，以饗讀者。
郁達夫與魯迅的故事之一
初 識 魯 迅
郁達夫與魯迅的結交是1923年在北京開始的。
1923年2月，郁達夫辭去了安慶法政學校教職，去北京長兄處，應周作人的介紹，他結識了仰慕已久的魯迅先生。 1923年10月，郁達夫去北京大學擔任統計學講師。一個冬天的下午，他特地前往磚塔衚衕去看望魯迅。這次相見，魯迅留給他的印象是：
他的臉色很青，鬍子是那時候已經有了，衣服穿得很單薄，而身材又矮小，所以看起來像是一個和他的年齡不大相稱的樣子。
他的紹興口音，比一般紹興人所發的來得柔和，笑聲非常之清脆，而笑時眼角上的幾條小縐紋，卻很是可愛。
房間裡的陳設，簡單得很；散置在桌上，書廚上的書籍，也並不多，但卻十分的整潔。桌上沒有洋墨水和鋼筆，只有一方硯瓦，上面蓋著一個紅木的蓋子。筆筒是沒有的，水池卻像一個小古董，大約是從頭髮衚衕的小市上買來的無疑。
他們一直談得很投機，直到天色已經晚了，魯迅才送郁達夫出門。自此以後，郁達夫便經常拜訪魯迅，關係密切，友誼深厚。
譬如，魯迅曾將自己苦苦地奔忙公事和教書的心情講給郁達夫聽。有一次，郁達夫在魯迅那裡閒坐時，魯迅接到了一個來催開會的通知，郁達夫問他忙什麼？魯迅說，忙倒也不忙，但是同唱戲的一樣每天總得到處去扮扮。上講臺的時候，就得扮教授，到教育部去，也非得扮官不可。
又如，魯迅還將自己特別喜歡目蓮戲的嗜好也講給郁達夫聽。他幾次同郁達夫說，目蓮戲的穿插，實在有許許多多的幽默味。有一次說到借鞋襪靴子去赴宴會的人，到了人來向他索還，只剩一件大衫在身上的時候，這一位老兄就裝作肚皮痛，以兩手按著腹部，口叫著我肚皮痛殺哉，將身體伏矮了些，於是長衫就蓋到了腳部以遮掩過去的一段，他還照樣的做出來給郁達夫看過。說這段話時，郁達夫和在座的川島大笑不止。
還有，魯迅還於1924 年底多次跟郁達夫談過怎樣來扶持年輕作家的事。
郁達夫說：我在北京，屢次和魯迅先生談起，想邀集幾個人起來，聯合著來翻看那些新出版的小刊物，中間有可取的作品，就選上為他們表揚出來，介紹給大家，可以使許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得著些安慰，而努力去創作。魯迅也在1925年11 月所作的《並非閒話(三)》中說還專門到過這件事。
可見，郁達夫在北京期間，跟魯迅的交往是密切的，對魯迅有了較多的瞭解，彼此間有了較深厚的友誼。這不僅為他們在30 年代密切合作奠定了思想基礎，也使郁達夫開始認識到了魯迅的偉大並懷著終生不渝的崇敬之情。
附：魯迅與郁達夫在上海的主要革命活動
1928年春，與魯迅一起參加“中國革命互濟會”;
1928年6月，與魯迅編進步文藝月刊《奔流》;
1929年1月，與陶晶孫合編進步刊物《大眾文藝》;
1930年2月，與魯迅等發起“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
1930年3月，與魯迅等一起發起在中華藝術大學正式成立中國左聯作家聯盟;
1931年12月19日，與夏丐尊、胡愈之、周建人、丁玲、傅東華等一起，組織了“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聯盟”；
1932年1月28日，與魯迅等發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書》;
1932年2月5日，發表與魯迅、茅盾、葉聖陶、胡愈之等四十三人簽名的《上海文藝界人士告世界書》；
1932年2月，與戈公振、陳望道等三十五人組織了“中國著作家抗日協會”，並被協會公推為編輯委員和國際宣傳委員；
1932年7月，與魯迅、茅盾、柳亞子等三十二人聯名致電國民黨南京當局提出抗議，要求立即釋放牛蘭夫婦，“以重人道”；
1933年1月，與魯迅等發起“中國民權保障同盟”；
1933年5月，與魯迅領銜簽署發表《為橫死的小林遺族募捐啟》;
1933年5月，為營救被國民黨特務逮捕的丁玲、潘梓年四處奔波，並與蔡元培、楊杏佛等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名義致電南京當局，要求釋放丁玲和楊杏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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