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現代作家中，魯迅、郁達夫、俞平伯、徐訏、施蟄存、夏丏尊、豐子愷等都偏嗜佛學。佛學對他們的思維、審美選擇和文學創作產生了不容小覷的影響。
地域文化的傳承
地域文化或稱“區域文化”，是指在一定的區域內，在較長的歷史時期，所形成的具有地域特色的生態、民俗、意識、習慣等的文化系統。無論是作家的審美品性的形成，抑或是文學創作風格的產生，地域文化都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地域文化的地理概念雖有不確定性，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有所變化，但由其所構成的集體無意識，可以深刻影響並制約該區域居民的性格發展和審美追求。
江南的佛教自古盛行。自東漢末年入浙以來，佛教就非常興盛。到了五代十國時代，江南吳越之地相對穩定與富庶，吳越王錢鏐立國杭州，御治東南，以“保境安民”“信佛順天”為國策。吳越國四世治理百年，且吳越諸王廣建佛寺，扶持佛教，“寺塔之建，吳越武肅倍於九國”（朱彝尊《曝書亭集》），這使得江南佛教一度繁盛，杭州一度被稱為“東南佛國”。
近代中國的佛教復興也發軔於江南區域。楊仁山居士在南京創立金陵刻經處，拉開了近代佛教復興的大幕。1929年，上海佛教界創辦上海佛學書局。這是近代規模較大的書局，印刷發行了大量佛學典籍，如隋朝嘉詳大師的《中論疏》《百論疏》，唐朝窺基的《成唯識論述記》《因明論疏》等，總數達三百餘種。1908年，楊文會在南京創立祗垣精舍，親自授教，培養佛學人才。在近代佛教復興的大背景下，江南的佛教更是得到了極大發展。浙江的太虛大師提出了“教理革命，教製革命，教產革命”三大口號，主張對傳統佛教進行改革。尤其在“教理革命”方面，太虛主張清除兩千年來人們附會在佛教上的鬼神迷信內容，建立了重“人”重“生”的“人生佛教”。太虛為近代佛學的入世轉向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強化了江南佛教的人間化特徵。
到了近現代，江南區域湧現了諸如虛雲、寄禪、諦閒、太虛、弘一、印光等著名高僧，湧現了章太炎、範古農、吳璧華、馬一浮等著名居士。同時，江南還保留著許多佛教勝地和千古名剎，如金山寺、普陀山寺、靈隱寺、天童禪寺、新昌大佛寺等，這些構成濃郁的佛教氛圍。濃郁的佛教氛圍，自然讓江南區域的居民多了好佛之心。這種好佛之風作為一種集體無意識的傳承，足以使生於此長於此的江南現代作家平添諸多近佛之緣。如魯迅、郁達夫、俞平伯、豐子愷等江南現代作家的童年都在江南度過，其佛緣即始於童年。以魯迅為例，魯迅幼年在長慶寺拜住持和尚龍師父為師，賜法號長庚，這是他對佛教的最初印象。此外，幼年的魯迅還常出入迎神賽會，觀看目連戲，多次接觸江南民間佛教。在耳濡目染中，佛教文化逐漸滲透到幼年魯迅的心靈深處，為日後接近佛學打下了基礎。
師學淵源或友人影響
江南現代作家是江南人，他們的老師或親人朋友也多為江南人，在江南區域濃厚的佛教氛圍中，這些“老師或親人朋友”往往是佛學造詣深厚者。譬如，魯迅走近佛學，就和他的老師章太炎頗有關係。章太炎也是浙江人，甲午戰爭以後，他開始傾心佛學，並孜孜不倦研究佛學義理，最終成為一名佛學家。章太炎視佛教為哲學，脫離宗教氣氛，凝練昇華為一門學問，系統闡述真如本體論、萬法唯識論等。魯迅親近佛學，尤其重視佛學哲思，一定程度上也深受章太炎的影響。
生活於浙東區域的白馬湖作家群中，夏丏尊和豐子愷的近佛與白馬湖作家群的精神領袖李叔同（弘一法師）有諸多淵源。弘一法師出家前與夏丏尊既是同事又是好友，出家後依然交往甚密。夏丏尊回憶說：“弘一和尚是我的畏友。他出家前和我相交者近十年，他的一言一行，隨在都給我以啟誘。出家後對我督教期望尤殷。屢次來信都勸我勿自放逸，歸心向善。”豐子愷也曾說：“弘一法師是我學藝術的教師，又是我信宗教的導師。我的一生，受法師影響很大。”李叔同出家後，曾多次雲遊到豐子愷家中，師生二人經常徹夜長談，弘一法師的佛家思想深深影響了豐子愷。三十虛歲那年，豐子愷終於禮弘一為皈依師，在“緣緣堂”中舉行了皈依三寶的儀式，法師為他取名“嬰行”，成為一名虔誠的居士。
古典文學的浸染
江南現代作家多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學修養，喜歡沉浸在古典文學中，鍾情於古典文學。而不少古典文學作品具有佛學思想，這使得江南現代作家或多或少受到影響。公安三袁與佛學關係密切。袁宏道由禪宗的心性論，提出了“性靈說”，主張文學創作應有感而發，直抒胸臆。“性靈說”是禪宗思想浸潤下的產物，主要體現在禪宗心性論的主體性特徵上。江南現代作家中，郁達夫對公安三袁的評價也頗高。不僅僅是評價，郁達夫還熟讀公安三袁的作品。在《重印袁中道全集序》一文中，郁達夫記敘了一個事實：“在武昌曾買得一部《袁中郎全集》的家刻舊本，當時熟讀數過，覺得通行本《瓶花齋集》裡所收集的詩文，只有全集的十之三四。”除了晚明性靈派文學，郁達夫平生頗喜晚清龔自珍的詩文。龔自珍曾師從著名居士江沅學佛，佛學造詣頗深，尤其對天台宗有深入研究。其《己亥雜詩》多談佛之作。而郁達夫曾在《自述詩》中自注說：“仁和龔璱人有《己亥雜詩》三百五十首，予頗喜誦之。”
俞平伯也十分喜歡晚明小品文，曾校點《陶庵夢憶》。張岱佛學造詣深厚，甚至以佛學解讀四書，其小品文多涉佛學內容。徐訏少年時代就接觸小說《紅樓夢》，《紅樓夢》所表現的“空苦無常”的諦理深刻影響到他的審美觀和創作觀。施蟄存長期浸淫在古典文學中，尤其喜歡李賀詩作，並熟讀《李長吉集》。李賀的創作受到佛教思想的影響，如佛教空觀。總之，古代文人近佛探佛，其文學中浸染著的佛學思想，如一粒種子鑲嵌在江南現代作家心中，並漸至生根發芽。
擺脫現世苦痛的心理渴求
清末民初，戰亂頻仍，社會動盪不安，儒家文化遭遇了空前的困境，已經無法為羸弱的中國提供能夠富國強民的文化動力，也沒有足夠的能力應對外來的文化衝擊。在舊有的以“仁”為價值核心，以“忠、孝、禮、義”為人生綱常的權威地位日漸衰落的情況下，傳統的儒家經學的絕對地位發生了動搖，中國知識分子的心理結構也隨之出現變化。除此以外，江南現代作家多悲苦的人生經歷。以魯迅為例，辛亥革命之後的魯迅思想經歷大轉折，對社會變革產生深深憂慮和失望，加上人生路上的各種磨難，使其產生濃郁的悲觀情緒。他說，“常覺得唯‘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這是他對“人間苦”的深刻體悟。
佛學理論是建立在悲苦觀的基礎上的。“諸有所受，悉皆是苦”，是對俗世的否定。佛學中，“四諦”是核心，“四諦”也叫“四聖諦”，即苦、集、滅和道。而苦諦是四聖諦中的第一義諦。佛教文化一方面強調俗世之苦，另一方面又強調克服現實生命之苦痛，擺脫煩惱，將生命從煩惱痛苦中解救出來。這深深吸引了江南現代作家，並促使他們開始沉潛佛學。但佛教既有廣施慈愛、追求道德自律的一面，又有消極遁世、扼殺人性的一面。因此，以魯迅為首的江南現代作家並沒有對佛教頂禮膜拜，而是摒棄繁文縟節的教義，吸收其中的積極因子。總之，在近代佛教文化熱的氛圍中，一方面，江南現代作家試圖沉潛佛教以擺脫現實生活中的絕望和苦痛；另一方面，江南現代作家以從佛學中擷取思辨的方式，努力建構新的人生意義。
一言以蔽之，江南地域文化和傳統文化深厚的功底構成江南現代作家走近佛學的外部之緣，而當時傳統文化的意義價值失落和尋找擺脫現實苦痛的心理需求，又構成了江南現代作家走近佛學的內部之緣。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江南佛學與‘兩浙’現代作家研究”（15BZW160）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杭州師範大學人文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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