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倫畫像）
拜倫（1788-1824）是英國十九世紀前期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他的作品反映了英國工業革命成功後人的解放慾望從肉體層面向精神層面的提升。通過誇張的感情宣洩、特異的異國風情描寫和抒情主人公超凡的個人品質展示，拜倫的作品強調個性的絕對自由，反對一切形式的精神壓迫，具有強烈的政治傾向性。
隨著西學東漸文化活動的漸趨深入，拜倫和他的作品於二十世紀初被介紹給中國讀者。1902年，旅居日本橫濱的梁啟超（1873-1929）在其創辦的《新小說》上首次介紹了拜倫，並漢譯了拜倫的兩節詩作，還撰寫了一篇以拜倫為主人公之一的“小說”《新中國未來記》。梁啟超有關拜倫的這些著述後來引起了王國維（1877-1927）、魯迅（1881-1936）等人的關注。
二十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醞釀時期，是新舊文化思想的激烈碰撞時期。梁啟超、王國維、魯迅代表了當時中國社會文化思想的不同方面，從自己的思想特徵出發，“初識”拜倫後，他們分別看到了拜倫什麼呢？筆者認為：梁啟超看到的是一個俠客文豪，王國維看到的是一個主觀詩人，魯迅看到的則是一個孤獨鬥士。
（1902年前後的梁啟超）
一、梁啟超：俠客文豪拜倫
梁啟超在《新小說》中介紹拜倫時，先說拜倫是“英國近世第一詩家”，是“大文豪”，發現了拜倫作品“專在寫情”且“感化力量大”的特點。梁啟超節譯的拜倫代表作《唐·璜》第三章第一、三兩節詩就反映了拜倫詩歌為自由而革命的鼓動性。但是，梁啟超在介紹文字的最後突然強調拜倫“實為一大豪俠者”，俠客的標籤客觀上淡化了拜倫“文豪”的角色。
俠客指的是那些武藝高強、講究義氣、急人所難甚至不惜以身試法而殺富濟貧、除惡揚善的勇士。俠客在民間是被人們所喜愛並崇拜著的，反映了下層人民對現實的不滿；而俠客的所作所為常常被下層人民傳來傳去，以至於添油加醋，神乎其神，反映了下層人民對未來的期盼。但是，任何時代、任何社會性質的官方都是不贊成俠客的，因為俠客總是挑戰現實的統治制度，擾亂了現實的統治秩序。作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大師級別社會活動家的梁啟超，其以俠客論拜倫，當然反映了梁氏對拜倫的失望情緒。
拜倫是因何緣故而被梁啟超稱為俠客的呢？我們知道，拜倫反對君主立憲制度下的英國資本主義制度，同情國內被壓迫的人民群眾和國外被侵略、被壓迫的民族，1823年他離開英國前往希臘，親自參加希臘民族解放戰爭，次年死於希臘軍營。於是，梁啟超在《新中國未來記》中借黃克強之口評論拜倫道：“拜倫……和希臘好像有夙緣一般，後來因為幫助希臘獨立，竟自從軍而死，真可稱文界裡頭一位大豪傑。”這段文字不乏溢美之詞，甚至還有一些同情的意味在裡面，那麼我們如何界定梁啟超是在否定拜倫的俠客行為呢？《新中國未來記》雖然被梁啟超標榜為“新小說”，但是它其實就是一篇政論文，文中的人物並非虛構，黃克強就是孫中山的左膀右臂、當時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大佬黃興（黃興字克強），梁啟超借黃興之口把拜倫定為俠客，實際上是要把孫中山、黃興等革命黨人與拜倫這樣的俠客劃等號，是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組織的旨在推翻清政府的武裝暴動降格為俠客行為。
1894年，孫中山組織興中會，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革命口號，隨後開始在兩廣多次組織武裝起義。1900年八國聯軍侵略中國及次年《辛丑條約》簽訂後，中國徹底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孫中山的革命活動遂持續升級，而關於中國將向何處去的這一重大問題也在學界激烈爭論著。
以孫中山、黃興等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主張用武力推翻清政府，創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孫中山在1905年中國同盟會成立時把自己的政治學說總結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
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發動“保皇”的戊戌維新運動失敗後逃亡到日本，梁啟超於1902年創立《新民叢報》，把“保皇”的政治主張轉化為君主立憲制，後又主張“開明專制”，抵制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撰文認為，中國國民愚昧，“未有共和國民之資格，……與其共和，不如君主立憲；與其君主立憲，又不如開明專制”，認為不僅應該保留清政府的皇帝，還應該強化皇權，讓一個有權威的“好皇帝”振興中國。為此，梁啟超攻擊資產階級革命派是漢族針對滿族的“復仇主義”。同時，1901年，清政府開始實行所謂“新政”，後來又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君主立憲制，梁啟超認為，清政府正在洗心革面，而清政府的軍隊特別是袁世凱領導的新軍又有極強的戰鬥力，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在兩廣發動的那些小規模武裝起義難以撼動大清根基，他們的武裝鬥爭無非就跟拜倫一樣，不過是逞一時之勇的俠客行為而已。
總之，梁啟超介紹拜倫的初衷並非僅僅為了文藝，他把拜倫的革命活動定義為俠客行為實際上是為其政治學說服務的。
（1907年前後的王國維）
二、王國維：主觀詩人拜倫
在梁啟超於《新小說》上介紹拜倫時，二十五歲的王國維剛從日本留學回國，正在武昌農學校任教，教學之餘從事外國哲學、教育學及科學方面的翻譯工作，長期給羅振玉創辦的《教育世界》等雜誌供稿。1907年，王國維把翻譯活動轉向文學，並注意到了梁啟超早前介紹的拜倫，他研究的第一批西方文學家就有拜倫，他在《教育世界》雜誌發表了《英國大詩人白衣龍小傳》（“白衣龍”是當時王國維對拜倫名字的音譯）。
說是小傳，其實這篇文章很長，王國維從拜倫的幼年生活寫起，交代了拜倫的家庭及其歐洲漫遊、客死希臘的經歷，介紹了拜倫的讀書與寫作狀況，還對拜倫的主要作品作了評論。王國維對拜倫的介紹不同於梁啟超，他並不把拜倫視為俠客，在王國維的眼中，拜倫是一個自己無意成為而最終成為了的“主觀詩人”。
在介紹拜倫時，王國維提到拜倫的一些“異常”之處，比如拜倫“性亢傲，不肯居人下”，“好交遊，不惜為友勞苦傷財”，“胸襟甚狹，無忍耐力”等。王國維還從當時的進化論學說出發，認為拜倫的這些“異常”性格是受其母遺傳的，他寫道：拜倫的母親“執拗多感，愛憎無常”，“盛怒時，不論何物，凡在手側者，皆取之擲子（即拜倫），子憤極，每以小刀自擬其喉。”結果拜倫母子每次吵架之後就得一起去醫院。
在王國維的眼中，拜倫的這些“異常”性格非常珍貴，因為這是真正的詩人才會具有的，為此，王國維認為拜倫得益於自己的性格而成為“主觀詩人”，他讚揚拜倫“其詩皆為免胸中之苦痛而作者”，是“純粹之抒情詩人”。
清末民初的文化大師大都涉足政治，比如章太炎、梁啟超、蔡元培、陳獨秀、魯迅、劉師培、胡適等或從政，或從事社會活動以推廣自己的政治學說。王國維則似乎是個“書呆子”，“兩耳不聞窗外事”，一門心思治學問。比如他所撰寫的《人間詞話》是詞美學領域的鉅著，但這本書對民國前期的中國社會變革並無什麼意義，它只能標誌著王國維是一個“專業”學問家，它的重要意義只能待國家獨立自強之後才能顯示出來。
正是由於主動避開政治，一味鑽研學問的原因，王國維推崇拜倫的詩人氣質，推崇拜倫詩歌的主觀抒情方式。當然，拜倫丟下詩歌跑到希臘參加革命去了，王國維不能不對此作出評論，而王國維的評論同樣反映了自己刻意逃避政治的思想傾向。在《英國大詩人白衣龍小傳》中，王國維認為拜倫的傑出作品都是無意間寫成的，而拜倫實際上“素不喜詩歌”，特別是拜倫更看重自己“作詩以外之本領”。拜倫有什麼“作詩以外之本領”呢？王國維認為，拜倫的“悲憤之情”為“無智之情”，心態“類若孩童”，故而其因“鬱勃之氣”而隨意丟下筆，“以一身於世界戰”，為一個跟自己沒什麼關係的民族丟了性命。說到底，王國維認為拜倫為希臘獨立而犧牲是詩人思想幼稚所致，從這個意義上看，拜倫又不算“專業”詩人了。
王國維一方面肯定拜倫是一個主觀抒情詩人，一方面否定了拜倫的革命行為，割裂了詩歌和詩人思想之間的密切聯繫，他看到了拜倫詩歌藝術的果，卻沒有看到拜倫詩歌藝術的因。其實，正是出於對人類自由的呼喚，出於為人類自由而鬥爭的願望，拜倫的詩歌才呈現出主觀抒情的傾向。王國維後來做了遜帝溥儀的老師，專心教溥儀以純粹的文藝，1924年竟因溥儀被馮玉祥逐出紫禁城而投金水河自殺，自殺未遂後，王國維於1927年6月國共決裂之際投清華園昆明湖再次自殺。
可以說，王國維的死早已從他對拜倫的錯誤認識中顯露出來了，即逃避政治，脫離社會的學問家最終會迷失自己。
（1907年前後的魯迅）
三、魯迅：孤獨鬥士拜倫
當梁啟超在《新小說》上初次介紹拜倫的時候，二十一歲的魯迅正在弘文學院預科學習日文，不久正式入仙台醫專攻讀。1906年魯迅棄醫從文之後開始思考國民性問題，並注意到了梁啟超提到的拜倫，他於1907年寫了評論拜倫等人詩歌的《摩羅詩力說》一文，次年初春發表於中國留日學生創辦的反清刊物《河南》雜誌上。
1907年前後正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與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改良派在思想戰線上鬥爭最為激烈的時期，同時也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內部嚴重分裂的時期。
革命派和改良派圍繞中國是實行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還是實行君主立憲乃至“開明專制”制度進行爭論。革命派內部又出現了懷疑派：中國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主編陶成章汙衊孫中山“將各處同志籌捐之款撥為己有”致使《民報》辦刊經費不足（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辛亥風雷》第199頁）；曾任《民報》主編的章太炎竟“作《偽檢舉狀》痛斥孫文藉革命為新騙術”（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選輯》第343頁）；同盟會員劉師培創辦《天義》雜誌，“把無政府主義當作科學的真理，……甚至優於民族民主革命，認為資產階級共和國是以暴易暴”（《辛亥風雷》第96、97頁）。中國同盟會是由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數個革命團體合併而成，陶成章後來離開同盟會，重組光復會；章太炎後來短暫脫離革命派，組織了不談國事而專門研究古代文化的所謂“國故論衡”派。
魯迅以《摩羅詩力說》參加了這場鬥爭，他堅定的站在民主革命派的主流立場上，無情抨擊洋務派、維新派、立憲派的改良主義思潮和無政府主義、論衡派的分裂主義行為，熱情呼喚像拜倫“摩羅”派那樣不屈不撓的為自由和民主而充滿激情的去戰鬥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勇士。
《摩羅詩力說》在讚揚拜倫詩歌作品“率真行誠”的抒情特色之際，熱情謳歌以拜倫等為代表的西方資產階級上升時期的積極浪漫主義詩歌流派作品的思想性。魯迅在文中讚揚拜倫“國家之法度，社會之道德，視之蔑如”離經叛道的精神，讚揚拜倫“人既獨尊，自無退讓，自無調和，意力所如，非達不已”的毫不妥協、鬥爭到底的精神。魯迅用拜倫一樣的浪漫主義語言充滿激情的謳歌拜倫道：“其平生如狂濤如厲風，舉一切偽飾陋習悉於滌盪，……精神鬱勃，莫可制抑，力戰而斃亦必自救其精神，不克厥敵，戰則不止。”
1907年前後的魯迅雖然肯定孫中山民主革命派的反清革命活動，但是由於辛亥革命尚未爆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的軟弱性和脫離人民群眾的個人英雄主義特點尚未顯現出來，但是即便如此，魯迅還是在借拜倫以謳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摩羅詩力說》中發現了拜倫的致命弱點。魯迅在此文的第五章認識到拜倫是因為憑藉“一劍之力”難以抵擋英國資產階級上層的集體攻勢，才被迫以“若為自由故，不必戰於宗邦，則當為戰於他國”之故離開英國，投身希臘民族解放事業的。為此，魯迅對於拜倫“孤舟利劍，所向悉如其意”的所謂“快意”是唏噓的。大約二十年後，大革命失敗前後，魯迅於彷徨中發表了散文集《野草》，清醒的發現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者不能發動群眾而只能孤身奮鬥的缺陷，散文集的開篇《秋夜》中那兩棵互不牽扯的“棗樹”、那在“後窗玻璃”上亂撞甚至傻乎乎的撞進燈罩而死的“小飛蟲”等都是這樣的革命者的象徵。
不用說，魯迅對於資產階級革命派弱點的認識早在《摩羅詩力說》中就已經從拜倫身上萌芽了。
（拜倫像）
二十世紀初的西學東漸潮流尚未蔚為大觀，梁啟超1902年在《新小說》上介紹了拜倫之後沒幾年就得到了王國維、魯迅的響應。梁啟超、王國維、魯迅對拜倫的認識側重點不同，結論當然也不同，這是由這三位大師所處的生活環境和他們的人生觀、社會觀的不同所決定的，即：梁啟超看到的拜倫是一個俠客文豪，王國維看到的拜倫是一個主觀詩人，魯迅看到的拜倫是一個孤獨鬥士。
固然梁啟超、王國維和魯迅對拜倫的認識並不相同，但是他們的著述起到了拋磚引玉的作用，1924年拜倫逝世一百週年之際，中國學界出現了“拜倫熱”。據有關資料，當年《小說月報》、《晨報》等雜誌發表了拜倫譯詩近30首（包括長詩《曼弗雷特》），評論文章大約25篇，作者中包括沈雁冰、王統照、徐志摩、歐陽蘭等名家，這些作品總體上肯定了拜倫的鬥爭精神及其詩歌的積極浪漫主義特色。“拜倫熱”的出現反映了拜倫及其浪漫主義作品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國共合作的大革命期間中國文學界、思想界的影響進一步擴大的現實，它不僅符合時代需要，也是中國學界對拜倫的認識漸趨深入、完整和科學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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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畫像）
【作者簡介】董元奔，1971年生於江蘇宿遷，傳統文化學者，世紀初曾在教育主管機關從事文字工作，後辭職創辦江蘇省某著名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培訓學校，十餘年間一直身居漢語言文學專業教學第一線，個人事蹟多年被載入《江蘇教育年鑑》。2016年開始結廬鬧市做自由寫作者。學業主攻唐宋文學，兼涉中外文史哲諸領域。世紀初曾有論文獲人民日報專題徵文一等獎，2019年以來先後有五十餘篇論文獲得今日頭條“青雲計劃”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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