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兩個賭局，四重悲劇
德國大文豪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的著名詩劇《浮士德》（Faust），成功塑造了浮士德（Faust）這一形象。
如今，浮士德已是中外皆知的形象。之所以能夠如此深入人心，自然與詩劇本身的意義內涵和精巧構思有關。
▲《浮士德精神》
出版社：北京時代華文書局
出版時間：2014
《浮士德精神》，這是著名學者高全喜老師的專著，專門剖析浮士德所代表之德國文化精神。高全喜老師在書裡歸納《浮士德》的故事，其實是由兩個賭局、三個人物（上帝、魔鬼和浮士德）和四個悲劇貫穿起來的。
第一個賭局就是上帝和魔鬼靡非斯陀之間的賭局。這個賭局的設定是以「兩希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為背景的，其中主要涉及到了靈魂歸屬的問題。魔鬼和上帝對浮士德的靈魂歸屬定下賭約，倘若浮士德最終滿足於世俗，就證明他靈魂並不屬於上帝，魔鬼就賭贏了。
在第一個賭約的前提下，歌德在魔鬼與浮士德之間又設下了第二個賭局。魔鬼說，只要浮士德有世俗的慾望，自己就通通幫助他實現，但是一旦他有一天不再有其他追求，因世俗願望的實現而滿足的時候，靈魂將被魔鬼佔有。
作為一個整日將自己隱於書齋當中，對生活倍感乏味的鍊金術士，浮士德很快就在魔鬼的引領下陷入了對世俗目標的不斷追逐中。而從此時開始，浮士德人生的悲劇也拉開了序幕。
與我們通常理解的，浮士德的人生悲劇共分為五個層面不同，高全喜老師認為浮士德的一生經歷了四種悲劇，分別是他作為學者的悲劇、愛情的悲劇、追求美的悲劇和事業的悲劇。
作為學者的悲劇發生在浮士德與魔鬼定下賭約之前，他每天埋頭讀書，卻把生活讀進了死角，過上了一無所成、百無聊賴的生活，這是作為一個學者的悲哀。
而第二個悲劇則發生在與魔鬼訂立賭約之後。浮士德在魔鬼的幫助下重獲了青春，並不惜藉助魔鬼的力量和陰謀詭計去得到心愛的女孩葛麗卿。這段愛情先後導致了葛麗卿母親、哥哥的離世，後來葛麗卿還在神經錯亂的情況下溺死了自己的孩子。葛麗卿最終因極大的負罪感與浮士德分手，釀成了浮士德的愛情悲劇。
▲2017年北京時間7月4日
德國多特蒙德芭蕾舞團
在北京天橋劇場演出芭蕾舞劇《浮士德》劇照
在高全喜老師看來，歌德自己在作品中對浮士德「卑俗骯髒的自我」流露出一種「嚴厲批評態度」，但這種態度其實是「低估了浮士德的力量」。
因為浮士德雖然在魔鬼的引誘下顯示出了自私自利的一面，並執著於感性官能上的滿足，但是在目睹因一己之情慾釀成悲劇之後，他便看到了自己在魔鬼幫助的被動境況下創造性的缺失，以及「生命的狹隘和有限性」。於是，他開始從小我和小世界中抽離出來，投入了對「大我的新世界」的追求。
在之後的情節中，歌德藉助魔鬼賦予了浮士德穿越到古希臘生活的能力，讓他遇到並愛上了希臘藝術中美的象徵海倫。不同於葛麗卿的是，海倫不再是世俗愛情的代表，而是象徵著一種精神上的，超越性的美。高全喜老師在《浮士德精神》中寫道：
「浮士德與海倫的結合可以說是這兩種文化、兩種精神的結合，是力與美、動與靜的結合，這種動、靜、力、美統一的精神，乃是歌德理想的精神，也是浮士德精神的一個內在元素。」
而浮士德與海倫之子歐福良最後墜海而亡，則象徵著精神的內在矛盾對美之幻想的摧毀，造成了「美的悲劇」。
▲古希臘瓶畫中的海倫與帕里斯
©波士頓美術博物館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在《浮士德》的最後兩幕中，浮士德在魔鬼的幫助下獲得了海邊的封地，並通過填海造田建起了一個「烏托邦式的人間樂園」。不幸的是，一對老夫婦因浮士德的催促搬遷而被迫致死，浮士德也因過分內疚而雙目失明 。
後來，他聽到鐵鍬的聲音，以為是工人在開挖壕溝（其實魔鬼在為他掘墓），於是對自己這一重大工程的成功感到極大的滿足。而就在他得到滿足的時候，浮士德便如他與魔鬼訂立的賭約那樣倒地而死，生命在事業的悲劇中畫上了句號。
02.
《浮士德》與黑格爾哲學
高老師告訴我們，《浮士德》的故事內容其實主要談論了兩個問題：一個是浮士德本身的人生經歷是怎樣的，另一個則是如何評價他的人生經歷。
歌德將這兩個問題轉換成了故事中的兩個賭局，而對這兩個賭局的梳理將有助於我們對於《浮士德》內容和主題的理解。
在梳理這兩個賭局的過程中，高全喜老師發現了《浮士德》與黑格爾哲學之間存在著的相關性。這一發現，來自於高全喜老師在寫作博士論文《自我意識論》時得到的靈感。
高老師認為，無論是歌德的《浮士德》、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還是貝多芬的三、五、九交響曲，都是「統一的人類精神」在德國古典哲學、詩歌和音樂中的絕佳體現，它們都反映著相似的精神內涵。而詩劇《浮士德》的情節安排和巧妙構思又體現出了與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相似的「問題意識」。
沿著這一思路，高老師將將浮士德這一人物形象放到了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背景當中，並將自己的發現與思考凝結成了這本《浮士德精神》專著。
這本書不僅在內在結構和意義方面描繪出「浮士德精神」的全貌，更挖掘了其更深層次的精神文化內涵，使浮士德身上所具有的「無限的自我」和不斷尋求創造的精神，更加豐富、多元起來。
以高全喜老師之見，歌德的《浮士德》與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都顯示出一種「統一的人類精神」，而在18世紀末的德國，這種精神演化成為獨特的「德國精神」，並打上了啟蒙運動和「狂飆突進」運動的烙印。
不過，他們的表現方式並不相同。黑格爾將自我意識以一種哲學概念的形式，通過哲學話語寫在了《精神現象學》中；歌德則是通過寫作長篇詩作，透過史詩般的詩句將其對自我意識的思考滲透出來。
造成他們表達方式不同的原因，在於對美的不同理解。
▲1832年德語版《浮士德》封面
黑格爾哲學意義上的美的理念是一種「三段論形式的表述，是典型形象」，而《浮士德》中體現出的美不是「典型性」，而是「關照」，是：
「凝視與傾聽所敞亮和奏鳴的精神之陽光和傳道之聲響……是永恆之光的盪漾，這聲響和光亮所構成的精神的透明性是關照之美的核心。」
歌德筆下真正的美不是一種純粹理性運動的產物，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人文關懷。
《浮士德精神》一書，就在將其中隱含的「自我意識」與和諧統一的美剝離出來的同時，再現了浮士德的人生經歷，並從「自我意識」出發，對浮士德的人生經歷給予了全新的評價。
03.
人類精神的絕妙寫真
《浮士德》的結局看似是魔鬼取得了勝利，可高老師卻提醒我們，詩劇中埋藏著兩個意味深長的隱秘結局，正是這兩個隱秘的結局才使《浮士德》成為了一部堪稱經典的著作。
其中一個就是，浮士德死前聽到的鐵鍬的聲音並非是工人在開挖壕溝，而是魔鬼在為他掘墓。自以為成就了一番事業，實際上卻是為自己挖成了墓穴。
另一個隱秘結局則是，浮士德死後靈魂並沒有歸於魔鬼，而是在上帝所派「永恆之女性」的引領下升入了天堂，這是與基督教對升入天堂的標準相違背的。
浮士德的一生體現了生命從有限走向無限的過程，因為他從沒有被看做是一個「個別的、有限的」存在，而是被看成了一個「奮發有為、永不滿足、永在渴求」的存在。他既不是中世紀不問世事的苦修僧侶，也不是隻顧眼前利益的「有限自我」，而是一個「不斷尋求創造的無限生命」。正如魔鬼靡非斯陀在《浮士德》中的感嘆：
「他野心勃勃，老是馳騖遠方……不管是在人間或天上，總不能滿足他深深激動的心腸。」
不過，高老師在書中強調，雖然上帝和魔鬼都將浮士德視為「追求無限的精靈」，但他們對於浮士德無限生命的價值判斷卻是「完全相反」的。
這裡可以將《浮士德》「天上序幕」中的賭賽與《聖經·創世紀》中的兩棵樹進行比照。它們都涉及到了「生命之無限和對無限性生命的善惡評價」的問題，而這兩個問題不僅沒能形成內在統一，反而形成了對立的兩極。所以高老師認為：
「當自我在另外一極，即當他企圖去評判一個生命，就無法獲得生命的真諦，從而導向一種生命的虛無主義。」
在這種「生命的虛無主義」之外，我們還可以透過情節看到歌德所具有的「預見性」，正如高全喜老師所講：
「《浮士德》中引申出了一個新的導向現代虛無主義的一個小閘門，他以為有些人在開天闢地，但是因為眼睛已經瞎了，所以看不到那實際上是在為他掘墓……你以為你是創造的這個大世界，實際上你是在給為自己挖墳墓……從這裡我們看到《浮士德》有很大的預見性，因為在歌德出生的19世紀，這種現代性的虛無主義的東西還不是社會的主流，但是他（歌德）就隱約地感覺到了這麼一種可能性。」
《浮士德》的故事中，雖然形式上看兩個賭局都是魔鬼獲勝，可深究其內在意義的話就會發現，結局恰恰相反。
這首先取決於歌德對於人生價值的定義。在歌德的筆下，對於人生價值的判斷與基督教中對人生價值的判斷並不相同。基督教認為，基督徒不應貪戀世俗享受，更不應執著於世俗慾望的滿足，只有一心追隨上帝，專注於屬靈的成就，才能蒙上帝拯救，最終升入天堂。
但歌德在《浮士德》中則認為，一個人生命價值的高低取決於他生命經歷的豐富程度。只要一個人將其全部生命投入到事業與創造當中，擁有足夠豐富的人生經驗，靈魂就將屬於上帝。而浮士德的靈魂得以升入天堂，也要歸於他的自救，這與基督教精神有所區別。
▲圖為歌德1779年肖像畫，Georg Oswald May作。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Johann Goethe）（1749-1832）。德國著名戲劇家、詩人、文藝理論家、政治家、自然科學家，魏瑪的古典主義代表人物。著有《少年維特的煩惱》《浮士德》《戀人的情緒》等。
高全喜老師認為，浮士德身上體現著一種「德國精神」，這種「德國精神」是人類精神「最樂觀、最豪邁、最富有戲劇性的寫照」，是一種「無限精神」。而十九世紀德國的文化精神之所以被普遍以「浮士德精神」來代稱，在很大程度上也應歸功於歌德。
浮士德是具有「德國精神」的德國19世紀「新人」形象，他脫離於中世紀僧侶的形象，儼然成為了一個投身社會創造，尋求自我實現的資產階級鬥士。所以，與拜倫筆下的唐璜和加繆筆下的西西弗斯相比，雖然他們的生命都得到了豐富與延展，但延展的本質卻不同。浮士德的生命：
「不是生活內容的漫無目的的重複，也並非在同一個層次上不斷翻新的感官刺激的無限，而是生命之質的無限，是朝向神性的不斷上升的無限。」
此外，高全喜老師還提醒我們，對於任何文學作品的解讀都不應脫離其社會背景，而對經典文學作品的解讀和闡釋更是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更新。
在本書出版的19世紀，德國社會正處於「上升期」，浮士德作為近代資產階級的代表，他的個人經歷自然而然地匯入了當時的時代大歷史和人類社會的洪流當中。正如《浮士德精神》開篇所述：
「浮士德精神作為人類精神的象徵，它就遠遠超出了詩劇《浮士德》特殊的文學性，特別是超出了其主人公浮士德的個體意義，而獲得了一種絕對超越的意義……不但超越了《浮士德》，而且超出了十九世紀的德國文化，而提升為一種絕對的精神，它是人類精神在特定歷史時代中的絕妙寫真。」
到了20世紀，人們對《浮士德》的闡釋則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存在主義和荒誕派的影響。而對於生活在21世紀，經歷著著經濟、科技日新月異發展的我們而言，《浮士德》也應具有多元化的解讀。
這部跨越時空的經典作品，給後來每一個時代的每一個人，都留下了對於生命價值的永恆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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