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菲格·哈基姆一生創作豐碩，其中長篇劇作35部，短劇41部，長篇和中篇小說11部，短篇小說數百篇，此外還有大量的隨筆、札記、述評、雜文、回憶錄等。20世紀30年代，他的作品開始被介紹到歐洲，現已有30多篇作品被翻譯成英、法、俄、德、西、意、中文等各國文字，深受各國讀者喜愛。其劇本曾在歐美上演，取得了很大的反響。陶菲格·哈基姆的名字在法國和薩特、莫拉維亞、肖洛霍夫等一起，被列入1936-1955年世界最重要的小說家名冊。
縱觀陶菲格·哈基姆的文學創作，現實主義與象徵主義不僅構成其特色鮮明的兩大文學分野，而且成為其並行不悖的文學雙翼。二者統一於他的“均衡論”①思想基礎之上，統一於他深沉厚重的愛國情懷之中。作為偉大的埃及文學家和思想家，陶菲格·哈基姆一生關注三個核心問題：一是祖國和民族的前途；二是人類的命運；三是東方文化的主體性。
一、厚重的愛國思想
1919年，埃及人民掀起的反抗英國殖民主義的革命運動深深地觸動了陶菲格·哈基姆的心，從此，他將自己與這個深陷災難之中的國家緊密地連接在一起，併成就了他文學創作中表達的“不屈不撓、憂國憂民、敢於奉獻、敢於鬥爭”的偉大愛國思想。以筆為旗，為埃及人民搖旗吶喊，激發民族精神成為他文學思想的主要內容之一。他認為埃及會從屈辱中站起來，他的代表作《靈魂歸來》就集中反映了作者強烈的愛國思想。深刻的愛國精神，不僅是熱愛自己的國家和民族，而且有著祖國利益至上的莊嚴責任感。可貴的是，他愛國思想還深刻表現了積極的樂觀精神。儘管英國殖民主義者對埃及人民的殖民統治極其殘酷，但是，都沒有能夠摧毀埃及人民的樂觀精神。這種樂觀主義就是對民族群體力量的強大自信和對於殖民者的高度蔑視。
他在《靈魂歸來》一書中說：
“一個在人類黎明時期創造了金字塔奇蹟的民族，決不會沒有能力再創造其他奇蹟!”他相信埃及人懂得“合眾為一”的道理，為了一個共同的目的，可以“剛毅地忍受，微笑地經歷千難萬苦”，這是埃及的本質，而“本質的東西是長存的”。
關於《靈魂歸來》這本書，他後來回憶道：
我當時並不是要寫一部小說，而是說服自己，讓自己相信，我是屬於一個有既定獨立的實體，有漫長曆史，而我們從中生長起來的那個國家的。對我們來說，是到了清醒的時候了，是到了讓那隱沒於塵埃之下，對我們和別人都蹤跡渺然的靈魂回到我們身上來的時候了。——《兩個時代間的埃及》
“在歷史中尋找自己，在過去的光榮中發現力量，在現實的搏鬥中確立埃及的方向和未來，讓埃及的靈魂迴歸，讓埃及復活，讓埃及新生——這就是《靈魂歸來》的主題，是陶菲格·哈基姆向全民族宣告的目標和使命。”
這篇小說發表於20世紀30年代，以文學的形式高揚起埃及人民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這無疑對風起雲湧的民族解放運動，為埃及民眾尋找“埃及個性”“埃及精神”“埃及未來”具有重要的精神鼓舞和思想啟迪。正因為此，它成為埃及現代小說發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在生命的最後幾年，陶菲格·哈基姆依然深情地關心著國家的前途和命運。他尖銳地指出：“我們不僅和西方相比落後了，跟自己的過去相比也落後了。“他還說：“我們患著一種危險的慢性病，隨著時間的推移，病情更加嚴重了。它比腎功能衰竭還嚴重，因為在藥房裡沒有治這種病的藥，花外匯也買不到。因為這是腦子裡的病，思想懶惰病。它的危險在於，它並不帶來多少痛苦，從而引起我們的警惕而去尋求醫治；相反，它給我們帶來舒適安逸，使我們在官僚主義、文犢主義柔軟的枕邊沉沉入睡。遠離創造的躍動，其結果就是落後。”他還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用空洞無物的言詞對自己的落後作‘哲學的’解釋，我們反覆唸叨著‘遺產’呀，‘我們的個性’呀，別人‘文化侵略’呀，等等，想以此來保持我們的停滯與靜止。”他還寫道：“我們只擅於大聲宣揚往昔的光榮，用動聽的演說、漂亮的言詞，重複過去的成就，我們把過去當成一個進行炫耀的題目。我們談論‘我們的純潔性’、‘我們的遺產’太多了，而不是去行動……”
二、深沉的人類情懷
人與命運的抗爭是人類文學史的重要主題。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通過對自由選擇的絕對性肯定，提供了一種強有力的對荒誕性存在的抗爭和超越方式。埃斯庫羅斯《被縛的普羅米修斯》中，普羅米修斯為人類盜取天火，被憤怒的宙斯釘在山崖上，每天派一隻惡鷹啄食他的肝臟。普羅米修斯的身體被永久禁錮了，但是他的精神卻堅不可摧。命運是不可抗拒的，雖然它可以摧毀人的肉體，卻無法禁錮人的心靈自由。《伊利昂記》中，阿喀琉斯的血管裡激盪著古希臘人生命力無限延伸的律動。寧可死去，絕不平庸！正是這種對死亡的超越，才使勇者無所畏懼，在生命的邊緣放浪不羈、自由選擇。俄狄浦斯面對不可改變的命運，並不絕望，而是奮起抗爭，捍衛人的尊嚴與榮譽。命運可以給人施加無盡的痛苦，但是卻無法屈服具有自由意志的人之精神。歌德的《浮士德》中，主人公那自強不息、勇於創造的精神即是一種典型的不屈不撓的存在主義精神。浮士德一生經歷了五大悲劇：知識的悲劇、愛情的悲劇、政治的悲劇、美的悲劇、理想的悲劇。但是一次次的失敗並不能搗毀他的信心和希望，他永遠反抗平庸的生活，不肯接受命運的擺佈，他的反抗從最初的消極終於走向積極，充分表現了積極存在主義的理想。二十世紀，海明威又用《老人與海》的悲劇演繹了現代人與命運抗爭的經典。面對不可逆轉的命運，失而不敗，向死而生，以人的能動性去反抗人生的宿命，這正是人生的真正價值所在。
在陶菲格·哈基姆的作品中對人類命運的抗爭主要是通過人與時間、人與空間和人與自身的鬥爭來實現的。陶菲格·哈基姆認為，人類受雙重束縛，即受時間、空間和人類自身的雙重限制。人類為了獲得自由，不僅與時間、空間進行著抗爭，而且不斷地克服人類自身感情和慾望等的限制。這是人類的悲劇，是人類不可擺脫的命運。陶菲格·哈基姆說：“在我看來，人可以自由選擇他的方向，直到事情牽涉到‘外部力量’為止，‘外部力量’有時被稱作‘神的力量’。在我看來，人的自身意志是帶鐐銬的……”《洞中人》的三位基督徒、《皮格馬利翁》中的藝術家，都有一種信仰的力量在支配著這些歷史傳說人物的生活。這裡所謂的“外部力量”或“神的力量”，有時，陶菲格·哈基姆稱之為“命運”。他說：“命運同時存在於個人和社會之中”。
以《洞中人》為例，主人公帶著希望走出沉睡的山洞，然後因時間和空間的阻隔一個個回到山洞，表現出人類命運的悲劇性特質。然而，作品還描寫了走出山洞的青年米什裡那與現實中美麗姑娘小芭莉絲卡之間超越歷史與時間的愛情，表現了陶菲格·哈基姆讓愛戰勝時間，化為不朽的美好理想。他提倡人類應嚮往理性，通過理性來揭露宇宙的秘密，超越時間和空間的限制。這顯示出陶菲格·哈基姆對人類命運思考的多向性特點和內涵。
三、濃重的主體意識
任何國家都有自己文明的歷史，熱愛自己的文化傳統，就是捍衛民族繁衍的家園，維繫民族文化的主體特性。這歷來是愛國精神表現的一個重要方面。陶菲格·哈基姆的文學作品就表現了對東方古老文明和生存家園的摯愛。
陶菲格·哈基姆將向其他國家學習視為“第三次革命”。他說，埃及現在面臨的是“第三次革命”，就是要從沉睡中徹底清醒，擺脫一切依靠別人的消極生活，得到“重生”。他在1986年4月4日《金字塔報》上一篇題為《楷模》的文章中寫道：
我的意思是，我們不要只盯著自己，而要走出去尋找別的榜樣。他們處理了並且處理著同我們相似的問題、立場和環境。我不認為只到先進的西方國家去尋求這些總是正確的，因為人家很早以來就確立了一種文明。和他們(西方)比是不正確的。我們應到東方國家去尋找。這個國家有根基，有遺產，有古老的文明。爾後，它像我們一樣沉睡。最後，它醒來了，想站起來。為此目的，它進行了一場革命，幾乎與我們的革命同時。它在解決和我們相類似的問題時取得了成功。……應該向與我們條件相同、問題相似的人那裡去獲取運用智慧、經驗、忠誠和解放的經驗。
這些思想無不顯示這位文學巨匠對東方文化主體性的強調。陶菲格·哈基姆在《靈魂歸來》中，否定了英國殖民統治及殖民者帶來的西方文化，呼喚埃及民族靈魂迴歸，促其復活、新生，以埃及原始農業文明來對抗西方殖民統治。“他追尋埃及原始農業文明，是從過去的輝煌中吸取現實需要的力量。他對原始情操的重塑，是根據民族解放的現實需要而有所側重，注入主觀的理解和選擇。他特別強調的是精神之愛、集體主義、剛毅吃苦。”無疑，他通過突出文化的主體性來激發民族精神，鼓舞民族解放運動。陶菲格·哈基姆崇尚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認為東西方各民族的文明共同創造了世界文明。他主張在學習和借鑑西方文明的同時，保持東方的精神。他珍惜古老的埃及民族文化遺產和傳統的價值觀念，但他也反對因循守舊，在思想和創作上都要求不斷創新。他曾大聲疾呼：“讓我們伸出手來，不要受傳統習俗鎖鏈的束縛！”
註釋：
①“均衡論”：其核心在於理智與信仰的“均衡”。哈基姆曾說：“我從理智出發承認知識和人的自由，但我不能否認心靈和信仰。”“理智的職能是懷疑，亦即運動。假如在研究運動及其規律時排除了懷疑，那末也就排除了作為事實和結果的變化的運動本身。”“至於心靈，它的職能是信仰，它是既定不變的。原載【埃及】陶菲格·哈基姆：《均衡論》"التعدلية"，開羅知識出版社1955年版，第45頁。
原載《中國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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