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方診療三十年
大塚敬節
1920年時，我還是熊本醫學專門學校（現熊本大學醫學部）的二年級學生。有一天，我路過熊本市外水前寺公園後面的一條街時，看到了“漢方深水醫院”的明牌。那時候見過的其他醫院的廣告牌子於今都忘記了，只有這個深水醫院的明牌還留在我的記憶裡。
為什麼只記住了這個名牌呢？這是因為數年後我也研究起了漢方（中醫），得以翻閱舊時記憶的緣故嗎？不，並不是那樣。
記得當時看到這個明牌時， 我是用輕蔑的眼光看“漢方”兩個字的。其實這家深水醫院是從德川時代（即1603-1867年）延續至今的漢方醫學名家，對此一無所知的我，好像投個名牌看到一種江湖庸醫的面孔。
可是，有些諷刺意味的是，數年之後，我只要看到“漢方”兩字是就要激動得犀利撲通直跳，自己已經一頭扎進漢方醫學的世界裡了。
為什麼學習現代醫學出身的我，又告別了現代醫學，做起了被世人冷淡和疏遠的漢方醫學研究呢？現在靜靜地回顧這些事情，最後應該可以用這麼一句話作為答案，就是“漢方醫學合了我的生性”。
對於“你為什麼做起了漢方研究”這樣的詢問，我做過如下回答：
1、自己幼年時因病體弱，對現代醫學治療的無力感心生厭倦；
2、我家代代行醫，家裡有漢方的醫籍和家傳的方藥；
可是，再仔細考慮一下，到目前為止，我使用漢方治好過多名醫生的疾病，雖然這些人生病時也服用漢方藥，但他們並沒有想到要去研究漢方。另外，即使是出身醫家，也有家傳漢方醫籍和方藥的醫生，像我這樣放棄現代醫學投身於漢方研究的人也很少見。
這樣想來，我之所以能夠邁進漢方研究世界的理由，除上述1，2外，我自身性格使然的考慮，應該是更接近真實的吧。
但是，如果沒有下述的機會，在我的一生中也許就不會出現進行漢方研究的事情了。
1923年的三月，我從學校畢業，雖然取得了醫師資格，但是自己並沒有醫生投入到醫學研究中心的想法，總有一種所學的醫學與自己性格不符的感覺。就這樣，沒有一個要去積極做某件事情，達成一定目標的理想，完全是順其自然地回到了家鄉。父親是個開業的醫生，於這一年的十月裡五十五歲上病故。
我必須為養活母親和弟弟妹妹而工作，然而除了行醫才能支撐生計，別的什麼也幹不了。於是我就繼承父親的工作，在土佐的海濱開業行醫了。
就這樣，我不由自主地成為了一名醫生，很快地度過了二三年的時光。1927年三月的一個早上，我像平時一樣，於開始診療工作前先看看報紙《讀賣新聞》。這一天報紙文藝欄目裡有一篇對《漢方醫學的新研究》的書評，產生了閱讀的念頭，邊立即向出版社寶文館訂購了該書。
中山忠直在1926年的《日本及日本人》雜誌秋季增刊號上發表了《漢方醫學復興論》，引起了轟動。《漢方醫學的新研究》就是在那篇文章的基礎上作了若干補充而於1927年二月二十五日（令我驚奇的是這一天正是我的生日）出版發行的。
我讀了這本書，知道了一直被自己小看的漢方醫學實際上是很了不起的高級臨床醫學，以前認為漢方醫學也就是煎服一些類似魚腥草、老顴草等藥草的民間療法，現在真是為自己的無知而羞愧了。通過這本書的介紹，我知道了漢方醫學的《傷寒論》是世界最高的論述治療學的古典醫著。我從儲藏室找到了《傷寒論》，打開來看，但全是很難認的漢文，一行也沒有讀下來。
那個時候，《讀賣新聞》幾乎每天都在公佈向內務省提交的新刊行書目。看看有沒有漢方醫學相關的書呢？每天早上我都是一邊激動著，一邊仔細地搜索著這個欄目。就這樣，終於發現了於1927年六月二十八日發行的《皇漢醫學》第一卷，便訂購了該書。這本書是後來成為我的恩師的湯本求真先生在生計困苦中以自費的形式出版的，我讀了它，下定了把自己一生投入到漢方研究中去的決心。
從那時至今，三十年的日夜流逝而去。
現在，在執筆寫《漢方診療三十年》之際，回顧往昔的歲月，萬千的感慨充滿於心胸。
湯本先生的《皇漢醫學》第二卷、第三卷也相繼出版，我惜時如金地閱讀它們。一遍又一遍地讀了，但是，越讀越覺得不明白的地方越多。
1930年的一月，我決意關閉診所，從零開始學習漢方醫學。這可以說是背水一戰。
到東京去，在湯本先生的身邊認真充分地學習，下了這樣決心的我，於這一年的二月二十六日早晨到達了東京。
我在神明街車站下了汽車，向一位路過的老人詢問：“一位叫湯本的漢方先生的住所在什麼地方？”
“不遠，水溝對面的那家就是喲。”
我按照老人所指的方向，找到了一家小而陳舊的平房，這就是我在這個世界上最尊敬的湯本求真先生的診所兼住宅。大門口掛著“皇漢醫術診療教授湯本醫院”褪色字跡的名牌。
我在相鄰的房子裡住下了，本來非常疲勞，但這一夜怎麼也睡不著覺。天快亮時，夢見自己去鄉下出診了。第二天，我和荒木性次、佐藤省吾兩君一起成為了先生的門下生。
湯本先生是於1901年以第一名成績畢業於金澤醫學專門學校的高材生，但因有所惑，便放棄了現代醫學，學習漢方，已經自成一家。
日本政府在明治初年廢除了漢方醫制度，形成了西方醫學一邊倒的局面，所以現在漢方醫這種特別的醫師消失了。但是我決心投身到漢方醫學世界的昭和初年，從明治初年留下來的純粹漢方醫和學習西方醫學取得醫師資格後又轉向漢方研究的人還有一些。雖然說即使廢除了漢方醫制度，只要取得了醫師資格，也還可以自由地進行漢方治療，但是學習了現代醫學之後再轉向漢方研究的人極為罕見，漢方的傳統幾近斷絕。
日本的漢方進入德川時期後產生多個流派，其中佔主流的有古方派、後世派和折中派。
湯本先生是代表昭和時期古方派的大家，我跟隨先生學習了古方派。古方派的基本立場是，只要研究了漢末醫著《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唐宋以降的雜書就沒必要看了。為此，在最初的二三年裡，我全力以赴地做了《傷寒論》和《金匱要略》的研究。這樣一來，我達成了與漢方醫學最根本經典的親近和熟悉。像這樣在學習的初期，沒有涉及雜學，而能夠直接全力攻讀了傷寒論，這是湯本先生予我的恩賜。
但是我終於還是產生了疑問。《傷寒論》和《金匱要略》的重要性是自不待言的，可是唐宋以降名醫的著作都是無用的嗎？真的就沒有研究價值嗎？
這些疑問藏在心底不得釋然。有一天，從我的漢學老是權藤成卿先生那裡得到了如下的告誡：
“你是個古方派，可是古方派有排他癖。你不覺得這是古方派的短處嗎？”
我好像突然被刺了一下，吃了一驚。如果只認古方為是，便以後世為非，這種態度與只認現代西方醫學為是，以漢方為非的態度不就一樣了嗎。此時，我做了深深的反省。又下了決心，不論唐、宋、金、元、明、清的醫書，還是德川時期後世派和折中派醫家的著述都要讀。於是，將龜井南凕的箴言掛於壁龕：
“醫者意也意生於學方無今古要期乎治”。
對呀，是這樣的，從我的心底發出了共鳴。
對於醫術，沒有古方和今方的區別，能夠治癒疾病就好。
這樣，我從向古方一邊倒的境地中解放出來，與後世派和折中派醫師交朋友，壯大了自己的藥囊。
在這裡，再次向這些師友獻上感謝的話語。
我在這本書中，收集了三十年經驗裡的近三百七十例驗案。其中一百五十例曾在《古醫道》、《漢方與漢藥》、《東亞醫學》、《東洋醫學》、《漢方》、《日本東洋醫學會志》等刊物發表，這次又做了簡單的修改。其他案例是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病例記載中挑選的，以漢方診斷的必要症候為主，現代醫學的記載儘可能地簡略。在這些案例中也有失敗例和令我赧顏的拙稚東西，考慮到這類案例也許反而成為初學者的參考，也就鼓足勇氣收錄進來了。這些案例的主人公們給予了我寶貴的經驗，在這一點上與師友一樣也是我的恩人。
在即將止筆之時，也向他們奉上誠摯的感謝。
大塚敬節
1959年二月十三日於梅開之窗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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