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前后，正是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变化起伏的特殊时期，北洋军阀和非北洋军阀两大集团之间、各地方军阀众多派系之间为争夺地盘引发的割据混战，导致中国社会陷入了长期动荡之中。连年的战乱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各路军阀为了筹措军费而大开烟禁，鼓励甚至强迫农民种植罂粟,巧立名目收取各种鸦片捐税,武装保护商人贩运烟土。鸦片种植、运输、销售、吸食之风弥漫全国，盛极一时。
值此危难之时，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新政党成立伊始，在积极探索如何进行中国民主革命的历程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鸦片泛滥的祸国殃民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认真分析了近代中国被帝国主义宰割欺凌的现状，认为引起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的鸦片战争，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开始，“是资本主义最著名的卑污强盗行为”，其原因“是由于英国政府和商人要强迫把鸦片毒害中国民众”。
邓中夏在省港大罢工期间向香港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由于英帝国主义的“不道德，由印度运大邦鸦片来中国推销，鸦片是一种毒物，可以把中国人民的精神颓丧”。
1925年,在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重要决议案中，中国共产党一针见血地指出：帝国主义“一年一年源源不断运来无数的鸦片烟，销售于全中国之都市乡镇，叫我们大吸特吸，使我们一方面断送无数量的现金给他们，一方面自己不能做工生产（因削弱之故）”。结果导致“吸鸦片的我们，全数是破产失业，并变成面黑骨瘠的鬼形”。“他们——番鬼佬（帝国主义）还运来无数量的鸦片烟苗，叫他们帮助下的带兵老爷（军阀）强迫我们（广东农民）去种。”结果“雷州方面，因此竟饿死二十多万农民，而未饿死之兄弟，一万十万到南洋、安南各处卖身为奴（猪仔），未死之姊妹，一百一千到广州湾、香港、澳门各处卖身为娼”。
在深刻揭露和犀利批判帝国主义利用鸦片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严重恶果，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认识到，军阀政治是造成鸦片泛滥、灾荒连绵的根源。通过各种途径尖锐地谴责各地军阀大开烟禁，强迫农民种植罂粟，重征烟税的卑劣行径。1926年在《向导周报》多次刊文指出：“种烟是军阀所强迫的，军阀因无经费，因要饱私囊，如孙传芳要想得到一千万元的收入，便允许南通张状元（张謇）包种鸦片，其余如刘镇华、周荫人及从前赵恒惕等，也因要想得到军费，便不得不勒令农民种烟。”在西北的陕西“自陆建章开放烟禁以后，人民每年广种烟苗，从未禁止，相沿已久，至现在遂成各部队唯一托命之法了”。军阀强迫种烟的直接结果就是“大烟遍地种植，农产品价格低廉”，致使“农民生活状况沦落于悲惨之境”。由于近代中国鸦片烟毒的肆虐流行，与相当一部分民众对烟毒危害的认识不清有着极大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深刻地指出，“鸦片的毒害深入民间……使得农民也有很多人染上了这种恶嗜好，”而军阀政府则“借此麻醉农民，消灭农民的反抗性”。
1925年3月1日，为了促成真正的国民会议产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发起的国民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大学隆重开幕。会议第二项内容，就是重点讨论“鸦片问题及其对民族的危害性”，痛陈鸦片、海洛因、吗啡等毒品对摧残国民身心健康、危害民族精神风貌之弊端，呼吁全体国民觉醒起来，自觉地投入到禁烟禁毒斗争的行列。
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之初，就对西方列强从事的鸦片贸易与侵略有着深刻的认识，对鸦片给中国社会和人民带来的危害进行了犀利的揭露和批判，明确提出了要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就要扫清鸦片对中国人民的毒害，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政治主张，这一切都充分反映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时起就具有的民族责任和历史担当。
（作者系兰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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