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20年代前後，正是中國國內政治局勢變化起伏的特殊時期，北洋軍閥和非北洋軍閥兩大集團之間、各地方軍閥眾多派系之間為爭奪地盤引發的割據混戰，導致中國社會陷入了長期動盪之中。連年的戰亂使人民的生命財產得不到保障，各路軍閥為了籌措軍費而大開菸禁，鼓勵甚至強迫農民種植罌粟,巧立名目收取各種鴉片捐稅,武裝保護商人販運煙土。鴉片種植、運輸、銷售、吸食之風瀰漫全國，盛極一時。
值此危難之時，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誕生了。新政黨成立伊始，在積極探索如何進行中國民主革命的歷程中，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對鴉片氾濫的禍國殃民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猛烈的抨擊。
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認真分析了近代中國被帝國主義宰割欺凌的現狀，認為引起中國近代社會性質發生根本變化的鴉片戰爭，是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的開始，“是資本主義最著名的卑汙強盜行為”，其原因“是由於英國政府和商人要強迫把鴉片毒害中國民眾”。
鄧中夏在省港大罷工期間向香港總工會第一次代表大會所作的政治報告中指出，由於英帝國主義的“不道德，由印度運大邦鴉片來中國推銷，鴉片是一種毒物，可以把中國人民的精神頹喪”。
1925年,在廣東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的重要決議案中，中國共產黨一針見血地指出：帝國主義“一年一年源源不斷運來無數的鴉片煙，銷售於全中國之都市鄉鎮，叫我們大吸特吸，使我們一方面斷送無數量的現金給他們，一方面自己不能做工生產（因削弱之故）”。結果導致“吸鴉片的我們，全數是破產失業，並變成面黑骨瘠的鬼形”。“他們——番鬼佬（帝國主義）還運來無數量的鴉片煙苗，叫他們幫助下的帶兵老爺（軍閥）強迫我們（廣東農民）去種。”結果“雷州方面，因此竟餓死二十多萬農民，而未餓死之兄弟，一萬十萬到南洋、安南各處賣身為奴（豬仔），未死之姊妹，一百一千到廣州灣、香港、澳門各處賣身為娼”。
在深刻揭露和犀利批判帝國主義利用鴉片給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造成嚴重惡果，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同時，中國共產黨還認識到，軍閥政治是造成鴉片氾濫、災荒連綿的根源。通過各種途徑尖銳地譴責各地軍閥大開菸禁，強迫農民種植罌粟，重徵煙稅的卑劣行徑。1926年在《嚮導週報》多次刊文指出：“種煙是軍閥所強迫的，軍閥因無經費，因要飽私囊，如孫傳芳要想得到一千萬元的收入，便允許南通張狀元（張謇）包種鴉片，其餘如劉鎮華、周蔭人及從前趙恆惕等，也因要想得到軍費，便不得不勒令農民種煙。”在西北的陝西“自陸建章開放煙禁以後，人民每年廣種煙苗，從未禁止，相沿已久，至現在遂成各部隊唯一託命之法了”。軍閥強迫種煙的直接結果就是“大煙遍地種植，農產品價格低廉”，致使“農民生活狀況淪落於悲慘之境”。由於近代中國鴉片煙毒的肆虐流行，與相當一部分民眾對煙毒危害的認識不清有著極大的關係，中國共產黨深刻地指出，“鴉片的毒害深入民間……使得農民也有很多人染上了這種惡嗜好，”而軍閥政府則“藉此麻醉農民，消滅農民的反抗性”。
1925年3月1日，為了促成真正的國民會議產生，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共同發起的國民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大學隆重開幕。會議第二項內容，就是重點討論“鴉片問題及其對民族的危害性”，痛陳鴉片、海洛因、嗎啡等毒品對摧殘國民身心健康、危害民族精神風貌之弊端，呼籲全體國民覺醒起來，自覺地投入到禁菸禁毒鬥爭的行列。
中國共產黨在創立之初，就對西方列強從事的鴉片貿易與侵略有著深刻的認識，對鴉片給中國社會和人民帶來的危害進行了犀利的揭露和批判，明確提出了要改變中國的貧窮落後，就要掃清鴉片對中國人民的毒害，推翻帝國主義壓迫的政治主張，這一切都充分反映出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時起就具有的民族責任和歷史擔當。
（作者系蘭州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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