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为何刻意强化汉武帝晚年的痛改前非】

征和四年(前89)六月,六十八岁的汉武帝刘彻下了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罪己诏”——轮台诏。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为何刻意强化汉武帝晚年的痛改前非】


在与匈奴进行了四十三年的战争之后,漢武帝终于痛苦地接受了这一事实,彻底降服匈奴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汉帝国已无力再战。

汉帝国此时已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在此前两年(前91),发生了震惊天下的“巫蛊之祸”,遭陷害而被迫发动政变的太子刘据兵败自杀,皇后卫子夫也追随儿子而去;第二年(前90),汉武帝后期最倚重的将领——大将军李广利阵前投降匈奴,几乎已宣告了刘彻武力解决匈奴问题的最后破产。

除了政治和军事上的双重挫败之外,刘彻此时也败光了文景之治积攒了几十年的丰厚家底,《汉书》中的说法是“海内虚耗”,“天下户口减半”。

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轮台诏之前的三个月,汉武帝在泰山附近的封禅仪式上,据说还曾作过比轮台诏更为深刻的自我批评:“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在司马光看来,汉武帝所为已无限接近了秦始皇的暴政(“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给了一连串负面的四字评价,“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如果不是“晚而改过”的轮台诏,汉武帝岂能“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但无论如何,正是在司马光的笔下,汉武帝才被加倍赋予了晚年幡然悔悟的政治形象。而司马光刻意强化汉武帝晚年改过是带有政治目的的,是为了和王安石“富国强兵”的变法唱对台戏,隐隐有讽喻赵宋天子“改过”,早日与变法切割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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