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建築史》插圖，古代建築斗拱組合（清式五踩單翹單昂）。
湖大二院（今物理實驗樓），劉敦楨設計，建成於 1929 年。
1935 年，朱啟鈐 ( 右一 ) 、梁思成 ( 右二 ) 和劉敦楨 ( 右三 ) 考察北京天壇修繕工程。
1928 年的天心閣。設計師是劉敦楨，後在 " 文夕大火 " 中被毀。
最近鑽研了《中國古代建築史》，這是一本舊書，突然間火了起來。
研究中國的古代建築到底有什麼意義呢？這是個很容易給出滿分答卷的問題，曾經卻令人迷惘。
自 " 西式樓房 " 盛行於通商大埠以來，豪富商賈及中產之家無不深愛新異，以中國原有建築為陳腐。從那時起，國內原有很精美的建築物多被拙劣幼稚的、所謂西式樓房取而代之，純中國式秀美或壯偉的舊市容，不復存在。
時代的風潮下，一場建築領域的 " 整理國故 " 運動迅速開展，兩代 " 建築達人 " 共同承擔起這一重任，這就是 " 中國營造學社 "。今年恰逢它誕生 90 週年。
提起營造學社，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其實不應該被遺忘和忽略的，還有一個人：劉敦楨。撰文 / 本報記者儲文靜
1926 年劉敦楨設計了天心閣
湖南大學物理實驗樓，一棟西洋風格與中式風韻相結合的小樓，是湖大校園最早的現代建築，被稱為 " 二院 "。
它的設計者叫劉敦楨，名震中國現代建築史的 " 北梁南劉 " 的 " 南劉 "，一個湖南人。
1897 年 9 月 19 日，劉敦楨誕生於湖南新寧東門外曹家碼頭后街的老家中。在這個靠近廣西邊界，青山環抱、綠水縈迴的偏僻小縣裡，劉氏宗族是當地著名的大姓之一。但是劉敦楨所屬的這一房，在整個家族的二十八房中只算得是旁支弱系，其政治、經濟勢力並不顯赫，丁口也不很興旺。劉敦楨的母親生了三個兒子，他是其中最小的一個。劉家幾代都是科舉官宦出身，對子弟也賦予同樣期望。為此，劉敦楨從四歲起就隨著兩位兄長受教於家館，從《三字經》與《百家姓》開始 , 一直讀到四書五經。獲得了許多文史知識 , 並培養了對這方面的濃厚興趣。這些對他日後的研究工作與學術成就都有很大的幫助。
劉敦楨的大哥是位思想進步的青年，很早就加入了同盟會，並積極地參與了革命前的秘密工作。1909 年，為了使兩個弟弟也能擺脫舊環境的束縛，接受新思潮的影響，他帶領他們來到了長沙，進學堂讀書。從一個十分閉塞的山區小縣進入省內最開放的首府，對於劉敦楨來說是大開眼界，也是他生活中一個重要的轉折。
劉敦楨在長沙先後進入了當時頗有名氣的楚怡小學和楚怡工業學校，學到了許多來自西方的先進科學知識與社會思想。
1911 年，辛亥革命到來了。劉敦楨沒有像大哥那樣到各地奔走，喚起民眾；也未和二哥一道去保定軍校投筆從戎，而是選擇了一條他認為最合適自己的科學救國道路。1913 年，劉敦楨以優良的成績取得了官費留學的資格而東渡日本，進入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建築科學習，從此開始了另一種新的學習與生活。
1922 年，劉敦楨學成歸國，創辦了我國第一所由中國人經營的華海建築師事務所。由於軍閥混戰，1925 年 6 月，劉敦楨暫時離開上海回到長沙，在嶽麓山下的湖南大學土木系任教。除擔任教學工作外，還設計了校內的兩座教學大樓（現在尚存一棟，已被列為湖南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以及城內一些機關的辦公建築和古建築天心閣（後毀於 1938 年 " 文夕大火 "）。據 1983 年重修天心閣的設計師劉叔華介紹，1926 年劉敦楨設計的天心閣南北副樓體量較大，而現在看到的天心閣，為襯托主樓而縮小了副樓。
這一年的秋天，劉敦楨認識了當時在湖南大學就學的長沙妹子陳敬，隨即在次年訂立了婚約。
1926 年秋，劉敦楨從長沙來到蘇州，受聘於蘇州高等工業學校建築科執教。這是 1923 年 8 月，留日歸國的柳士英、黃祖淼、朱士圭等人共同創辦的我國建築教育中的第一所專科學校，為國家培養了許多建築工程方面的技術骨幹。
1927 年年底，蘇州高等工業學校建築科奉命遷往南京，併入江蘇大學工學院。
1929 年，劉敦楨結束了他的獨身生活。那年冬天，他來到長沙，與陳敬結了婚。當時二人的婚禮頗為 " 超越常規 "，他們把婚禮的地點安排在青年會而不是在家裡，新人對長輩也只行三鞠躬而不叩首，從流傳下來的照片可以看到，當時新人的禮服也是中西合璧的，陳敬身著西式衣裙披長紗，而劉敦楨則穿戴著傳統的長袍馬褂。
婚後不久，劉敦楨夫婦就一同回到南京，在鼓樓附近的唱經樓后街租了一個小院，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生活。
為營造學社辭去收入豐厚的工作
劉敦楨自 1922 年春歸國後，就逐步開始了對中國建築的研究。先是廣泛查閱中外有關的文史資料，並利用假日陸續考察上海、南京、杭州一帶的古建築和遺址。後來，在各方面的資料積累的基礎上，開始寫作論文。1928 年，劉敦楨在《科學》雜誌上發表了首篇著作《佛教對中國建築之影響》。1931 年翻譯了兩篇日本學者的論文《法隆寺與漢、六朝式樣之關係》與《" 玉蟲廚子 " 之建築價值》，並對它們做了大量的補註。同年，他又在南京中山陵前按照清代宮式制度設計了一座光化亭，作為對傳統的中國建築形式研究的又一次實踐。此外，他又和摯友盧奉璋教授對南京棲霞寺建於五代南唐的舍利塔進行調查，並對其損毀部位採用了現代手段予以鑑定和整修，這是國人對傳統古建築進行科學保護的首例。
這些工作，引起了遠在北平的朱啟鈐先生的注意。這位在北洋政府中曾經屢居要職的耆老，一直熱心於研究與整理華夏建築的國故，並在 1929 與 1930 年之交在北平成立了中國營造學社。
這個私人學術團體誕生在北平寶珠子衚衕 7 號一間民房中，它究竟成立於 1929 年還是 1930 年，後人爭論不休。究其原因，是因為這個小團體太不起眼，門口沒有掛牌，屋內只有三張桌子、幾把椅子，每天上班的只有三人，而且當時連個成立儀式都沒有，但它對中國學術界的影響卻不可謂不深遠。
" 營造 " 二字，起源甚早，為我國建築的專有名詞，最著名者便是北宋崇寧年間編纂的《營造法式》一書。學社建立之目的，便是保護中國的古建築文化體系，在崇洋風尚盛行之時，努力尋求屬於中國建築特色的真正出路。
中國營造學社成立之前，西方建築學者認為，" 世界建築史 " 的主幹是希臘、羅馬，近現代歐洲各國建築是從這一主幹發展而來的，而中國、日本等東方建築則是一些沒有細節的小枝丫，不在 " 文明 " 主線上。中國營造學社成立之後，中國建築學人憑自己高超的現代學術素養和對傳統文化的熱愛，重新發現了中國傳統建築獨立於西方建築的獨特體系。
1931 年，朱啟鈐邀請劉敦楨加入營造學社，這個由私人發起和組織的、專門研究中國古代建築的國內唯一學術機構，還邀請了社會知名人士與中外有關學者的加入，包括梁思成、林徽因、陳植等。就這樣，當時中國僅有的兩所大學建築系系主任都被朱啟鈐請到了營造學社。劉敦楨任文獻部主任，梁思成任法式部主任，兩人是營造學社的兩根支柱。雖然這僅是一個民間組織，但是它對中國科學和教育等諸多方面帶來了巨大深遠影響。
由於個人的時間和精力都極有限，要想在中國古建築這門學科中取得成就，就必須全力以赴。劉敦楨與妻子商議後，毅然辭去了中央大學的教學工作和建築事務所收入頗豐的兼職，於 1932 年秋遷居北平，在營造學社專心致志地進行中國古建築的研究工作。
劉敦楨的兒子劉敘傑曾回憶：" 在北京，我們後來租住了一個五重院落的大宅院，維持了一個小家庭的中上層生活水平。但父親的書房是孩子們的禁區，孩子們吃飯時也有自己的小桌椅，睡覺也與大人分開。父親不是外出考察就是在營造學社，除了在某些假日和家人一起去北海公園外，很少見到他。"
劉敦楨和梁思成多次合作
營造學社彷彿有種特別的魔力，它讓朱啟鈐放棄了宦途生涯，讓梁思成、劉敦楨暫別大學教職和開創建築事務所的優厚回報。他們全身心地建設起這個緊密而高效的小團隊，自籌資源、自訂規劃，以私人社團的名義開展了古建築調查研究。從編纂整理建築古籍，他們用科學方法研究梳理古建文獻，到轉變思路，投身實踐，開始了長達 10 年的實物調研征程。為了將中國建築發展勘查得更徹底，不讓古建文化淪入日本之手，他們走遍中國 11 個省，從寺廟、木塔，到石窟、宮殿，從漢闕、墓葬，到宗祠、會館，不忍疏漏地測繪調查了近三千件古建築。其中艱辛與收穫，非常人能瞭解。
1932 年，人們發現文淵閣樑柱下沉，劉敦楨和梁思成協作使得文淵閣得以修復，這也是他們的第一次合作。
他們的密切合作改變了過去國內史學界研究中國古建築單純依靠在案頭考證文獻的片面方法，親自帶領青年助手，或分散，或集中，前往各地進行實地調查。通過測量、繪圖、攝影等科學技術手段，詳細記錄了被調查對象的實際情況及其重要數據。返回北平後再進行全面整理、遴選拍攝照片，繪出正式圖紙，並通過已知實例與文獻、歷史資料進行比較、分析和論證，最後寫出調研報告。這個工作程序現在看起來極為普通，但在當時卻使這門學科的研究取得根本性的突破。
抗戰爆發後，學社輾轉流離，克服艱辛繼續學術工作，因地制宜在我國西南地區開展了一系列古建築調查。中國營造學社雖然只存續了短短十幾年，中間還經歷了抗日戰爭的離亂，但所取得的學術成果和所展現的中國學人風骨，卻是取之不盡的精神財富。
當時國內的社會經濟條件與交通運輸狀況不能和今日相比，特別是那些十分偏僻的山村野外，不但經濟、文化落後，旅行也不便利，通常要乘騾馬、坐大車，甚至長途步行。科學家的野外調查不是輕鬆的郊遊野餐，不但是辛苦而緊張的勞動，也是對參與者的身體、意志和專業技能，以及品格的全面考驗。
為了取得翔實的第一手資料，必須爬上灰塵厚積的屋架，或鑽進年久失修的窟室，那些糟朽不堪的樑柱或鬆散滑動的磚石，都可能給探索者帶來致命的危險。茅草叢生的廢墟，與久荒無人的洞穴，從中突然竄出的蛇蟲蝙蝠，也常會給大家意外的驚恐。至於風吹日曬、雨打霜侵、跋山涉水、早出晚歸，就更不必說了。
然而，一切工作中的困難和生活上的不便，都沒能阻擋開拓者前進的腳步。從 1932 年學社工作全面開展至抗日爆發前的五年內，劉敦楨和營造學社的成員們總是無視艱苦，走過中國上百個縣市，從一個遺址轉到另一個遺址，幾乎踏遍了整個北國的山河大地，尋訪近千處古代建築，對它們第一次做了現代科學方法下的測繪記錄與研究，其中許多建築的意義是首次被認識，例如明確了五臺山佛光寺為中國唐代木構建築實證。
1932 年至 1937 年，五年之中，劉敦楨和學社的同仁們先後調查了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等省的許多有代表性和有價值的古建築。在收集了大量原始資料的基礎上，他一共寫出了總量達五十萬字的三十多篇著作（大多刊載在學社出版的學術刊物《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三卷至第六卷）。這些著作涉及的內容相當廣泛。有宮室（《東西堂史料》等）、陵墓（《明長陵》《易縣清西陵》等）、園林（《同治重修圓明園史料》）、宗教建築（《北平智化寺如來殿》《龍門石窟調查記》等）、橋樑（《萬年橋志略》《石軸柱橋述要》等）…… 依作品形式，則分為論文、調查報告、讀書筆記、工作日記、書評、古建修繕計劃等。短短几年的這麼多作品，都是依靠手抄筆錄，這些竭盡心力的工作，既為我國這門新開闢的學科研究奠定了許多重要的首批基石，又為他自己在畢生為之奮鬥的這一宏偉事業中，確定了領先的學術地位。
梁思成年輕時出過車禍，因此患上脊椎軟組織硬化症，行動不便。1938 年，梁思成的病情加重，劉敦楨替梁思成擔負起了測繪的重任。1943 年抗戰後期，劉敦楨離開營造學社回到中央大學，任建築系主任。
觀點
" 北梁南劉 " 研究中國古建築的意義是什麼？
在翻開劉敦楨主編的《中國古代建築史》的一瞬間，不禁有種對時間流逝和歷史沉澱的感慨。
作為一本關於中國古代建築歷史的理論著作，它簡要而系統地敘述了我國古代建築的發展和成就，並引證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和實物記錄。
這是一次漫長的編撰過程。1959 年建築科學研究院建築理論及歷史研究室組織了中國建築史編輯委員會，開始編寫《中國古代建築史》，歷時七年，前後修改八次。這是集體研究的成果，是一部集體的創作。劉敦楨從開始到成稿主持了編寫工作，付出了不少精力和心血。梁思成也參加了編委會，是第六次稿本的主編之一，並在 1965 年主持了最後一稿的審定。
中國的古建築究竟有什麼魔力，竟使這群人如此痴迷呢？
梁思成曾在《研究中國建築意義》一文中寫道：" 研究中國建築可以說是逆時代的工作。近年來，中國生活在劇烈的變化中趨向西化，社會對於中國固有的建築及其附藝多加以普遍的摧殘。雖然對於新輸入之西方工藝的鑑別還沒有標準，對於本國的舊工藝，已懷擯棄厭惡心理。"
" 一個東方老國的城市，在建築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藝術特性，在文化表現及觀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 中國建築既是延續了兩千餘年的一種工程技術，本身已造成一個藝術系統，許多建築物便是我們文化的表現，藝術的大宗遺產。我們有復興國家民族的決心，尊重這古國燦爛文化，便不能忽略中國建築的研究。
" 如果世界上藝術精華，沒有客觀價值標準來保護，恐怕十之八九均會被後人在權勢易主之時，或趣味改向之時，毀損無餘。"
中國金石書畫素得士大夫之重視，唯獨建築，數千年來，完全在技工匠師之手，這些無名匠師，雖在實物上為世界留下許多偉大奇蹟，在理論上卻未為自己或其創造留下解析或誇耀。因此一個時代過去，另一個時代繼起，多因主觀上失掉興趣，便將前代偉創加以摧毀，或同於摧毀之改造。亦因此，我國各代素無客觀鑑賞前人建築的習慣。
在當時中國最前沿的建築家們看來，在中國的城市街心保存古老堂皇的樓宇，夾道的樹蔭，衙署的前庭，或優美的牌坊，比起那些用洋灰仿製建造的卑小簡陋的外國式噴水池或紀念碑實在合乎中國的身份，壯美得多。因為歐美街心偉大石造的紀念性雕刻物是由希臘而羅馬而文藝復興延續下來的血統，魄力極為雄厚，造詣極高，不是我們一朝一夕所能望其項背的。
他們提出，中國的建築師所需要的是參考我們自己藝術藏庫中的遺寶。他們應該研究漢闕，南北朝的石刻，唐宋的經幢，明清的牌樓，以及零星碑亭、泮池、影壁、石橋、華表的部署及雕刻，加以聰明的應用。
研究中還有一步不可少的工作，便是明瞭傳統營造技術上的法則。這好比是在欣賞一國的文學之前，先學會那一國的文字及其文法結構一樣需要。所以中國現存僅有的幾部術書，如宋李誡營造法式，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乃至坊間通行的魯班經等，都必須有人能明晰地用現代圖解譯釋內中工程的要素及名稱，給許多研究者以方便。研究實物的主要目的則是分析及比較冷靜地探討其工程藝術的價值，與歷代作風手法的演變。
知己知彼，溫故知新，已有科學技術的建築師增加了本國的學識及趣味，他們的創造力量自然會在不自覺中雄厚起來。這便是研究中國建築的最大意義。
撰文瀟湘晨報記者儲文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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