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造學社“頂級配置”,樑思成、林徽因、劉敦楨“三劍合璧”,共同考察大同遼金建築群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20年第10期,原文標題《華嚴寺與善化寺:在大同觀看遼金建築群》,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如果說獨樂寺是營造學社考察的開端,佛光寺是高潮,那麼大同稱得上是一路走來的“小高潮”,或是走向成熟研究過程中的一個標杆。

記者/薛芃

攝影/李偉

營造學社“頂級配置”,梁思成、林徽因、劉敦楨“三劍合璧”,共同考察大同遼金建築群

上華嚴寺大雄寶殿殿內四壁滿布清代繪製的21幅巨型壁畫,面積在山西省寺院壁畫中居第二位


我們該如何去尋找、觀看一座古代建築?當你走進陌生城市,就像剝洋蔥一般,開啟了一個穿越層層空間界線、由大及小的進入過程——從城市到院落,從外部結構到室內格局,視線逐層縮小,最終聚焦在殿內木構的細節上。

山西大同的特殊性在於,這裡尚存全國最密集且完整的遼金建築群,從整體院落到殿內小木作,在每一個建築的空間層次上都能找到複雜而豐富的原始痕跡。

城與寺

冬日裡的大同古城,越到夜晚越是寂寥。傍晚時從南城門爬上城牆,一直往西城門走,天氣凍透了,城牆上冷冷清清,白天在古城裡工作的人陸陸續續出了城,回到新城區的家中。冬天是旅遊的淡季,古城裡的不少民宿、商鋪都在歇業中,街面上依舊燈火通明,照亮如今這座為旅遊而重生的“古城”。2008年,大同迎來了一場浩大的城市改建工程,腳下的城牆也是在這次復建中新修的,路面寬闊,原始的土城牆都被包裹在裡面,只有城外還留下一小段土坯遺址,是歷史的痕跡。

如今的大同古城延續著明代格局,善化寺在最南邊,一上南城門就能俯瞰到寺院全景,當地人也叫它南寺。善化寺至今仍保留著原始寺院格局的基本樣貌,是目前遼金建築群整體保留最好的一處。華嚴寺挨著西城牆,院內上華嚴寺的大雄寶殿是現存體量最大的金代建築,下華嚴寺的薄伽教藏殿雖然不大,殿內經藏卻精美絕倫,而整體院落和其他建築則是後來擴建的。

沿著城牆從南走到西,在通徹的路燈映照下,那些仿古建築和街道熠熠生輝,只有華嚴寺和善化寺的兩個院落沉浸在一片漆黑中,隱約能看到華嚴寺大雄寶殿上那對高達4.5米的巨大琉璃鴟吻,仿若黑夜中海邊的燈塔。為了保護古建築,院落裡只有弱電,沒什麼亮光,兩座寺院還和千年之前初建時一樣,到了夜晚就沉入黑暗之中,像是城市現代化進程中的兩座孤島,靜觀歲月的變遷。

歷史上,大同有兩個“高光時期”,一是作為北魏都城的平城時期,二是作為遼國陪都的西京時期,在這兩個時期中,北方少數民族的文化都與漢文化高度融合,這種融合滲透在古代遺蹟的方方面面,也成為大同獨特的城市肌理。

20世紀初,最先注意到華嚴寺與善化寺的也是日本學者,他們來中國找古建築,更多為了尋找日本建築的根。1902年6月16日,創立日本東方建築學史的伊東忠太來到大同,他想尋找北魏與遼代在大同留下的痕跡。不過北魏太過久遠,城內的地面遺蹟早已蕩然無存,但他認為“遼金遺構,必有存者”,就這樣,伊東忠太成為華嚴寺的首位介紹者。至於北魏遺蹟,在當地人的指引下,伊東忠太找到了雲岡石窟,後來在一次演講中,他說看到巨大佛像的那一刻“驚歎到神魂失措”。對他來說,窟內四壁雕刻的北魏建築更加重要,他在這些圖像裡發現了日本建築源頭的秘密。

營造學社“頂級配置”,梁思成、林徽因、劉敦楨“三劍合璧”,共同考察大同遼金建築群

上華嚴寺大雄寶殿坐西朝東,面闊九間,進深五間,是我國現存最大的佛殿之一


在此之後,日本學者關野貞、竹島卓一、村田治郎都先後考察過大同,對華嚴寺和善化寺進行了初步調查。隨著這兩座千年寺廟在學界的影響力越來越大,謎團也越來越多,無論是日本學者還是歐美學者,他們的關注點都是單體建築本身,沒有人把它們與大同這座古城聯繫在一起,大同和城裡的古建築正在等待一次更全面、科學的大調查。

到了1933年下半年,營造學社已經對薊縣獨樂寺、寶坻廣濟寺、正定諸古蹟考察過一番,經驗與判斷力都趨於成熟。這一年9月,學社的成員們從北京踏上西行前往大同的路。

在營造學社的考察中,大同一行是“頂級配置”的,“因為這一次是梁思成、劉敦楨和林徽因同去的,三劍合璧,相當於當時營造學社的全部精銳都去了。”清華大學建築史學者王南說道。三人此行在大同一帶待了19天,其中花了3天考察雲岡石窟,7天去了應縣木塔(林徽因沒去),在大同城裡只有9天的時間,卻完成了6座建築的詳測和9座建築的略測。即使是在科學技術更發達的今天,這樣的效率也讓人望塵莫及。

19天,對於營造學社來說是一次時間很長的考察。在大同城裡,他們不僅測繪了華嚴寺和善化寺,還把古城的鐘樓和東、南、西城門等古蹟都進行了一番詳細的勘測。天津大學年輕的建築史學者劉翔宇告訴我,從橫向的空間來看,此次考察把大同城看作一個整體,每一個歷史的殘餘痕跡都是城內的有機組成部分;從縱向的時間軸來看,對建築年代的判斷以及對遼代建築風格的研究固然重要,但這始終不是研究的最終目的,他們試圖找到彼此間的內在聯繫,將每一個單體建築串聯起來,彌補不同年代的缺失,最終寫出一部中國建築史。

這次的考察誕生了兩篇報告,一是由梁思成和劉敦楨合寫的《大同古建築考察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另一篇是他們和林徽因三人共同完成的《雲岡石窟中所表現的北魏建築》。《報告》延續了他們的“行紀體”風格,從如何從北平出發到一路上的見聞趣事一一記錄下來,到了涉及專業的測繪分析部分,又呈現出嚴謹的學術邏輯。而在對藝術的判斷上,林徽因總能憑藉她的敏銳度提出全新的思路,比如在雲岡石窟的考察中,他們就跳出了研究傳統雕塑藝術的固定思維,而是著眼於建築,彌補了沒有實物可考的南北朝建築研究。這一篇報告,林徽因功不可沒。

如果說獨樂寺是營造學社考察的開端,佛光寺是高潮,那麼大同稱得上是一路走來的“小高潮”,或是走向成熟研究過程中的一個標杆。

營造學社“頂級配置”,梁思成、林徽因、劉敦楨“三劍合璧”,共同考察大同遼金建築群

立在大雄寶殿屋脊上的這對琉璃鴟吻高 4.5米,是全國現存最大的鴟吻,其中一隻是金代原件,另一隻是明代的


梁、劉二人在《報告》開篇中寫道,他們是從北門進城的,兩邊都是營房操地,居民很少,零星有些商鋪,正趕上下雨,一路泥濘難走,不過看看路邊雨搭下的短廊裡有小販叫賣,還有各式別緻的民間屋頂和鐵棚,他們總能在艱辛的考察之路上找到令人愉悅的生活情趣。

如今從北門進城倒不是個明智之舉,從東門進更好。在大同的最後一天,我循著城裡現存的古蹟挨個走了一遍,試著找到當年學社成員初到大同時的興奮感。

從東城門進入,這裡有一個小四合院,如今改造成了梁思成紀念館。從紀念館出來,是古城裡東西向的核心街道,將這個方方正正的小城一分為二。一路沿著和陽街向西走,先是經過元代的法華寺,路過太平樓後不遠處就到了明代的九龍壁,這是大同第三個“高光時期”的產物。這個“高光時期”的影響力雖遠不如前兩個,但卻是離現在最近的繁榮時期——朱元璋的第13子代王朱桂在大同大修府邸,可惜朱桂是個扶不上牆的皇子,如今大同古城裡的明代遺蹟多受益於他,這面巨大的九龍壁便可與北京故宮和北海的另兩面相媲美。離開九龍壁再向西不遠,就是古城的正中心四牌樓,站在四牌樓,順著往西就到了華嚴寺,往南直到城牆則是善化寺。

營造學社“頂級配置”,梁思成、林徽因、劉敦楨“三劍合璧”,共同考察大同遼金建築群

遼金建築上的斗栱舒朗而精簡


一座完整的寺院

善化寺門前廣場的迴廊裡,三五成群的老頭兒在冬日的陽光裡下著棋、喝著茶。廣場上最醒目的是一面五龍造壁,也是明代的。大同市古建築文物保管所所長白志宇告訴我,1978年,這面五龍壁從興國寺遷到了善化寺的西跨院,2008年改建時搬到了廣場上。

翻看梁思成當年考察時畫的平面圖會發現,這個位置在1933年時是一座戲臺,但戲臺只是臨時的。再往前翻,20年代日本學者的圖紙上,明確標出了這裡本是一面造壁,但因為只有一個標識,沒有更詳細的圖紙,在更早的歷史中這裡究竟是什麼,或是哪一塊造壁,都無從知曉了。

善化寺的歷史可追溯至唐,玄宗時叫開元寺,到了五代之後改名大普恩寺。公元1122年,也就是遼末保大二年,遼金之間展開了一場大戰,很多建築都毀於這場戰火,最終遼敗於金。在大同的歷史上,這場推動遼金更迭的戰爭非常重要。現在我們所說的大同遼金建築都與之相關,有些臺基是遼的,大殿則是金的,其中既有戰火的原因,也有朝代更迭之後要推翻前朝建築、興建本朝建築的原因。就這樣,在大同的這些古代建築中,遼與金的元素總是混雜在一起,但總的來說,還是遼式的影響更大,畢竟曾是盛極一時的“五京”之一——西京。

營造學社“頂級配置”,梁思成、林徽因、劉敦楨“三劍合璧”,共同考察大同遼金建築群

善化寺的院內格局一直延續千餘年,目前尚存四座遼金建築,是國內擁有遼金單體建築最多的寺院


“善化寺”這個名字是明正統十年(1445)改的,“善化”二字便是要進行禮儀教化的意思。如今善化寺院裡還有四座遼金建築,兩遼兩金,是國內擁有遼金單體建築最多的寺院。更重要的是,院落本身的格局一直延續了千餘年,幾乎沒變。白所長指著地面告訴我:“善化寺現在的地基水平面仍保留著唐代的基礎,這個地基比寺院外圍現代的馬路低了近3米,所以善化寺在整個古城的水平面上,是一塊低窪的地方。”

在唐代,善化寺是皇家寺院,規格等級很高。雖然在建築上已經找不到唐代痕跡,但院落的規制大抵延續了下來。一進入山門,正對著的是三聖殿,穿過去則是主殿大雄寶殿,三座建築坐北朝南,體量逐次增大,一個比一個高,像是一套三層的俄羅斯套娃似的碼放開來,東西兩側分別有兩個朵殿,大雄寶殿前又東西對峙著文殊閣與普賢閣。

王南指出這種格局就是“中廣殿而崛起,傍層樓而對峙”,也是我們所熟知的佛寺格局。但除此之外,佛寺還有更多流行的格局。比如東漢洛陽的白馬寺、山西應縣的佛宮寺,都是以佛塔為中心的,正定隆興寺是前殿後閣的格局,薊縣獨樂寺則是以高閣為中心的。隨著佛教越來越漢化,佛寺的格局也逐漸趨於統一——以大雄寶殿為主體,從山門到大雄寶殿形成一條中軸線,兩側有雙閣,後來發展成了鐘樓和鼓樓,如此格局延續至今,而其他那些樣式格局都慢慢不復流行了。

如今我們已很難找到這樣一個完整的遼金建築群,善化寺的古樸之氣都在這古老的寺院格局中。從山門、三聖殿到主殿,說它們像套娃,因為是清一色的單簷廡殿頂。在中國古代建築中,這種屋頂也是高等級的象徵,一以貫之三個廡殿頂更是非常罕見,齊齊整整地排列開,從大屋簷到大斗拱,肅穆大氣,沒有一點多餘的細節,遼式建築的精髓都在其中。

在遼金時期,佛教以華嚴宗為首,華嚴寺之名即透出華嚴宗的影響,而善化寺則更受密宗影響。兩座都是遼代大寺,從外到內代表著遼代最高水平,皆毀於1122年的遼金戰爭,重修時間也相差無幾,它們在遼代佛教活動活躍的年代,應該是有所往來的,僧侶間也會互通有無,但這些只是學者推斷,從史料中很難找到相關線索。

劉翔宇說:“它們能幾乎完好地保存至今,得益於宗教的影響和歷代的維護。建築的留存需要人氣,一旦沒人管了,再好的建築也很快就荒廢了。”所以我們能在殿內殿外看到後代修補的痕跡,雖然遮蔽了一些原始面貌,但於建築本身來說,總有益處。

營造學社“頂級配置”,梁思成、林徽因、劉敦楨“三劍合璧”,共同考察大同遼金建築群

善化寺殿內雕像,攝於1938年至1939年


建築本身都如此難保存,何況是一座寺院?如此想來,善化寺更是難得。很多古老的被遺忘的事情只有它們知道,卻慢慢地與新的時代斷裂開來。BBC出過一部紀錄片,叫做《如何讀懂教堂》,在開篇主持人就說道:“教堂的鐘聲曾經響徹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人們隨著教堂的鐘聲生息、禱告、勞作,教堂影響著生活中的每一分鐘,貫穿你的生活每一天、每一月。中古時期,教堂影響了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如今人們已經忘記了教堂曾經是如何深入我們生活的。如果我們認真去探索,就能在其中領悟到我們祖先深深的希望和恐懼。”

對於每一座現代城市裡古老的建築而言,不知是城市在給它們提供生存下去的土壤,還是這些古建築一直像定海神針一樣包容著城市不可預知的變化?當它們的宗教功能逐漸喪失後,希望與恐懼總是這樣相伴相生。

營造學社“頂級配置”,梁思成、林徽因、劉敦楨“三劍合璧”,共同考察大同遼金建築群

大同市古建築文物保管所所長白志宇,他所指的這塊碑記述著金代重修該寺的過程,是重要的金代歷史文獻


何以為遼?

去華嚴寺是一大早,上午的上華嚴寺大雄寶殿最美,因為這是一座難得的坐西朝東大殿,有太陽的早上,陽光將殿內洗滌一番,看起來更神聖。有學者指出契丹族有拜日的傳統,所以佛寺是面東的,北京(遼時為陪都南京)同代的雲居寺、戒臺寺也是如此,但也有坐北朝南的反例。

進入山門之後,華嚴寺的格局不像善化寺那樣有明確的中軸線,每一座建築的位置一目瞭然,若是第一次去,倒是有點容易迷失。如今院落是新建的,有上寺和下寺為中心的兩條中軸線,兩線並行,一主一副,串聯起院內的所有建築。在遼代時,寺院的規模更宏大,可能是由更多組軸線組成,到了明代分成上寺與下寺,分別以大雄寶殿和薄伽教藏殿為中心,中間還有一座海會殿,可惜在1949年後毀了。

要看到大雄寶殿,得先穿過一個明清時代的小院,這裡是當年僧侶的禪房,還保留著舊時格局。一過小院,一座大屋頂木構的龐然大物出現在眼前。它不是直接出現在水平視線上,而是需要仰視的,臺基有4米多高,要想與它水平對視,還得再爬上30多級的臺階。如今覺得沒多高,可時間倒回到1000年前,長53.7米的大雄寶殿就這麼敦敦實實地立在大高臺上,面闊九間,進深五間,是史載佛殿之最。

在那個時代,只有政治權力和宗教力量極高才能創造出這樣一個產物,恰好,上華嚴寺完全符合這兩點——由皇室出資修建,是當時佛教華嚴宗最高等級殿宇之一。在成為華嚴寺之前,更早時則是遼皇室的祖廟。在北宋與遼的對峙時期,東亞的佛教中心在遼,而不是北宋,從皇帝到官員再到百姓,佛教自上而下地深刻影響著遼統治的地域,對於遼代皇室來說,佛教絕不僅僅是一個統治的工具,而是真正的信仰。

劉翔宇說:“從一般意義上的藝術發展規律來看,遼的建築沒什麼創新,主要是傳承,不像宋建築有更多巧思和變化。但從我們今天看整個建築史的角度來說,遼的價值太大了,它為我們保留了很多唐代建築的樣式,所謂‘遼承唐風’就是這個意思。”與同時間段的宋代建築相比,宋構柔美、纖細,更具裝飾性,即梁思成所謂“醇和”之風;遼構舒朗、敦厚、豪邁、簡潔,再加上遼代人獨特的遊牧民族文化,喜愛“豪勁”之風就更順理成章了。

回看梁、劉的《報告》,他們寫道,之前在其他資料上看到該殿的圖片,都只能看到局部,從未見過全貌,當真正見到這座大雄寶殿時,徹底被震驚了:“面闊九間,巍然壓臺上……餘輩遽窺全豹,不期同聲驚訝,嘆為巨構。”

我真正體會到何為巨構,倒不是在走上臺基時完整看到大雄寶殿的那一刻,畢竟對於一個現代人來說,視覺的接受度早已被那些現代的龐然大物慣壞了,對古代建築的敬畏之心也不依賴於體量大小。但後來意識到,我還是太以現代人自居,低估了古人的能量。

看過華嚴寺的第二天,我去了一趟大同市博物館。進入遼代展區時,一對高2.2米的琉璃鴟吻矗立在眼前,加上基座有3米多高,如同敞開的兩扇大門。鴟吻是古代建築上常見的一種裝飾物,立於正脊兩端,也就是我們能看到的屋頂最突出的一對龍形吞脊裝飾。這對鴟吻原是下華嚴寺薄伽教藏殿上的,還不到大雄寶殿上那對的一半大,但站在它們旁邊,足以感受到其威嚴。

立在大雄寶殿屋脊上的這對琉璃鴟吻,高4.5米,是全國現存最大的鴟吻,其中一隻是金代原件,另一隻是明代的。站在殿前仰頭看,鴟吻造型優雅,顏色明豔奪目,把它們想象成兩隻鳥雀停在屋簷也無妨,但它們卻是有4.5米之高的琉璃器,與大殿下的臺基幾乎一般高。當我把這個裝飾物與整體建築對比時,“巨構”的概念便不言自明瞭,至於金人是如何把這個又大又重的東西立在屋脊上的,更是難以想象。

在唐、宋、遼的建築體系裡,雖然現存的遼構數量不及宋構,但都等級很高,保存完整,從實物的角度來說,是早期建築中最好的樣本。劉翔宇告訴我,研究遼構也有不小障礙,就是史料的欠缺。在《二十四史》中,通常認為《遼史》是質量最粗糙的。如今通行版本的《遼史》由元代人修撰,編寫的時間非常倉促,遼代上下200餘年歷史,編纂《遼史》卻只用了不到一年時間,再加上遼代本朝留存下來的文獻不多,缺少一手資料,很多歷史事件仍有存疑,《遼史》中的缺失和錯誤也就非常多。即便如此,大同華嚴寺也是現存遼構中唯一出現在《遼史》中的,可見其地位之高。直到現在,遼史仍是個冷門領域,與其他朝代的史學研究相比,研究遼史的專家少得多。

但反過來看,在遼史研究薄弱的情況下,遼代建築的研究反而可以對歷史研究提供助力。如今留下的這些佛寺建築,可以部分還原出當時的宗教場景,但這些都是靜態的。“建築是人活動的空間,我們觀看古代建築,往往只關注梁栿、斗拱、立柱、裝飾等等這些可以看見的實物,卻忽視最重要的‘空’的部分,人是如何在空間中活動的,這些木構又是如何為人的活動服務的?這些問題也非常重要。”劉翔宇說。

比如佛教儀軌,我們現在很難去還原一場在上華嚴寺大雄寶殿裡的宗教儀式,器物怎麼擺,人怎麼站位,念什麼經,又是為了什麼目的,這些都無從得知,卻與建築直接發生關係。不同朝代也因為不同儀軌,在建築上會產生不同的反作用,導致內部陳設甚至結構發生變化。

白所長和劉翔宇都指出,在善化寺和華嚴寺大殿內,都可以看到移動或減少了一些柱子,所謂“移柱造”與“減柱造”,這種營造方法在北宋《營造法式》裡並沒有過多提及,因此在宋式建築中可能並不流行。但在遼代,尤其是金代則很盛行。如此一來,殿內的空間就不再受立柱所限,無論是大型宗教活動還是日常禮佛,空間都更大,既方便活動,又顯出皇家氣度。

門內門外,兩個世界

從進入大同這座城市開始,跨進了一道道門,終於剝到了洋蔥的最中心處,進入殿內。在善化寺與華嚴寺主殿裡,都留存有遼金塑像,非常精美,梁思成就曾這樣寫道:“回想在大同善化寺暮色裡面向著塑像瞪目咋舌的情形,使我愉快得不願忘記那一剎那人生稀有的、由審美本能所觸發的銳感。”可直到走進下華嚴寺的薄伽教藏殿,才明白為什麼這裡花去了梁思成更多的篇幅。

薄伽教藏殿,理應是藏經的地方。進入殿內,橫向排列著三尊主尊佛,更精妙的是四周牆壁,殿內光線很暗,隱約能看見四壁綿延圍繞著一圈木質“壁藏”,即沿著牆壁打製的書櫃,也就是藏經閣。《營造法式》裡專門寫到了壁藏,放在小木作制度中,現如今,薄伽教藏殿裡的壁藏是全國唯一一處實物壁藏。

走近壁藏,循著手電筒的光仔細看,這哪裡是書櫃啊?斗拱、鴟吻、樑柱、出簷,每一個細節都是按照遼代建築樣式製作的,單是斗拱就多達17種樣式,比大殿本身還要豐富一倍。梁、劉二人還在《報告》中畫出了35種不同紋樣的勾欄,都是根據壁藏細節所繪。可見,整個壁藏就是一座遼構的微縮景觀,既真實又有些虛幻。在當時,這裡應該堆滿了《華嚴經》,供信徒們朝聖。

沿著壁藏一直走到佛像的背後,是高潮之處。東西之間架起一座天橋,天橋上再搭建一座面闊五間的樓閣,將這個壁藏連為一體,梁思成叫它“天工樓閣”。

相比之下,位於河北正定縣的隆興寺有一個輪轉藏,它是中國現存唯一一個10世紀之前的真正可以轉動的佛經書架,功能與壁藏一樣。但是從木作設計來看,隆興寺輪轉藏的實用性更強,薄伽教藏殿的壁藏則不那麼方便取放經書。

劉翔宇指出,根據後來的考證研究,薄伽教藏殿在遼金時代很可能不是真正實用性的藏經閣,而是一個極具象徵意義的地方。人們將經書藏在這裡,用來供奉,而真正用來查閱經書的藏經閣可能另有一處。“這其實是遼代末法時期思想觀念的彙集,它是儲藏佛經、儲藏佛陀箴言的地方,是一個精神性的存在。”

《華嚴經》裡所說的華藏世界不太好理解,它好比是一個重重疊疊無窮盡的大千世界。如果你拿著兩個鏡子相對,中間放一支蠟燭,那麼通過不斷反射,鏡子中就會有無數的蠟燭,這樣一個“以一映射多”的無數的世界觀,折射在壁藏的每一個樓閣裡和每一個微縮的木作中,這便是華嚴宗的世界。

說到這裡,我好像能明白一點整個壁藏和“天工樓閣”的真正意義了。在這個只有面闊五間大小的殿宇中,空間是極其有限的,該如何呈現出博大精深的佛教世界,讓人為之震撼、五體投地地折服呢?那就是在小空間中營造大宇宙觀,微縮的、理想化的建築景觀便是古代匠人們最好的方法,它可以包羅萬象,又高懸於空中,遠離於塵世,既包含整個華嚴宗的要義,又能容納現實世界的苦難。

跨出薄伽教藏殿的門檻,好像真的是從一個世界走向了另一個世界。回到現實中,陽光依舊溫暖,大同的天藍得沒有一絲瑕疵,剛才的“天工樓閣”之旅仿若一場夢。我以為在這個一層一層進入不同空間觀看古建築的過程中,殿內小木作是我的終點,是洋蔥的核心,但沒想到在微距鏡頭下,最微小的細節反而是另一個更宏大的世界,還有更多的奧秘值得去探索,關乎建築、歷史、宗教,也關乎千百年來亙古不變的對人生和世界的思考。這或許也是觀看古代宗教建築的樂趣,由大及小,最終以小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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