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造学社“顶级配置”,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三剑合璧”,共同考察大同辽金建筑群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10期,原文标题《华严寺与善化寺:在大同观看辽金建筑群》,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如果说独乐寺是营造学社考察的开端,佛光寺是高潮,那么大同称得上是一路走来的“小高潮”,或是走向成熟研究过程中的一个标杆。

记者/薛芃

摄影/李伟

营造学社“顶级配置”,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三剑合璧”,共同考察大同辽金建筑群

上华严寺大雄宝殿殿内四壁满布清代绘制的21幅巨型壁画,面积在山西省寺院壁画中居第二位


我们该如何去寻找、观看一座古代建筑?当你走进陌生城市,就像剥洋葱一般,开启了一个穿越层层空间界线、由大及小的进入过程——从城市到院落,从外部结构到室内格局,视线逐层缩小,最终聚焦在殿内木构的细节上。

山西大同的特殊性在于,这里尚存全国最密集且完整的辽金建筑群,从整体院落到殿内小木作,在每一个建筑的空间层次上都能找到复杂而丰富的原始痕迹。

城与寺

冬日里的大同古城,越到夜晚越是寂寥。傍晚时从南城门爬上城墙,一直往西城门走,天气冻透了,城墙上冷冷清清,白天在古城里工作的人陆陆续续出了城,回到新城区的家中。冬天是旅游的淡季,古城里的不少民宿、商铺都在歇业中,街面上依旧灯火通明,照亮如今这座为旅游而重生的“古城”。2008年,大同迎来了一场浩大的城市改建工程,脚下的城墙也是在这次复建中新修的,路面宽阔,原始的土城墙都被包裹在里面,只有城外还留下一小段土坯遗址,是历史的痕迹。

如今的大同古城延续着明代格局,善化寺在最南边,一上南城门就能俯瞰到寺院全景,当地人也叫它南寺。善化寺至今仍保留着原始寺院格局的基本样貌,是目前辽金建筑群整体保留最好的一处。华严寺挨着西城墙,院内上华严寺的大雄宝殿是现存体量最大的金代建筑,下华严寺的薄伽教藏殿虽然不大,殿内经藏却精美绝伦,而整体院落和其他建筑则是后来扩建的。

沿着城墙从南走到西,在通彻的路灯映照下,那些仿古建筑和街道熠熠生辉,只有华严寺和善化寺的两个院落沉浸在一片漆黑中,隐约能看到华严寺大雄宝殿上那对高达4.5米的巨大琉璃鸱吻,仿若黑夜中海边的灯塔。为了保护古建筑,院落里只有弱电,没什么亮光,两座寺院还和千年之前初建时一样,到了夜晚就沉入黑暗之中,像是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两座孤岛,静观岁月的变迁。

历史上,大同有两个“高光时期”,一是作为北魏都城的平城时期,二是作为辽国陪都的西京时期,在这两个时期中,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都与汉文化高度融合,这种融合渗透在古代遗迹的方方面面,也成为大同独特的城市肌理。

20世纪初,最先注意到华严寺与善化寺的也是日本学者,他们来中国找古建筑,更多为了寻找日本建筑的根。1902年6月16日,创立日本东方建筑学史的伊东忠太来到大同,他想寻找北魏与辽代在大同留下的痕迹。不过北魏太过久远,城内的地面遗迹早已荡然无存,但他认为“辽金遗构,必有存者”,就这样,伊东忠太成为华严寺的首位介绍者。至于北魏遗迹,在当地人的指引下,伊东忠太找到了云冈石窟,后来在一次演讲中,他说看到巨大佛像的那一刻“惊叹到神魂失措”。对他来说,窟内四壁雕刻的北魏建筑更加重要,他在这些图像里发现了日本建筑源头的秘密。

营造学社“顶级配置”,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三剑合璧”,共同考察大同辽金建筑群

上华严寺大雄宝殿坐西朝东,面阔九间,进深五间,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佛殿之一


在此之后,日本学者关野贞、竹岛卓一、村田治郎都先后考察过大同,对华严寺和善化寺进行了初步调查。随着这两座千年寺庙在学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谜团也越来越多,无论是日本学者还是欧美学者,他们的关注点都是单体建筑本身,没有人把它们与大同这座古城联系在一起,大同和城里的古建筑正在等待一次更全面、科学的大调查。

到了1933年下半年,营造学社已经对蓟县独乐寺、宝坻广济寺、正定诸古迹考察过一番,经验与判断力都趋于成熟。这一年9月,学社的成员们从北京踏上西行前往大同的路。

在营造学社的考察中,大同一行是“顶级配置”的,“因为这一次是梁思成、刘敦桢和林徽因同去的,三剑合璧,相当于当时营造学社的全部精锐都去了。”清华大学建筑史学者王南说道。三人此行在大同一带待了19天,其中花了3天考察云冈石窟,7天去了应县木塔(林徽因没去),在大同城里只有9天的时间,却完成了6座建筑的详测和9座建筑的略测。即使是在科学技术更发达的今天,这样的效率也让人望尘莫及。

19天,对于营造学社来说是一次时间很长的考察。在大同城里,他们不仅测绘了华严寺和善化寺,还把古城的钟楼和东、南、西城门等古迹都进行了一番详细的勘测。天津大学年轻的建筑史学者刘翔宇告诉我,从横向的空间来看,此次考察把大同城看作一个整体,每一个历史的残余痕迹都是城内的有机组成部分;从纵向的时间轴来看,对建筑年代的判断以及对辽代建筑风格的研究固然重要,但这始终不是研究的最终目的,他们试图找到彼此间的内在联系,将每一个单体建筑串联起来,弥补不同年代的缺失,最终写出一部中国建筑史。

这次的考察诞生了两篇报告,一是由梁思成和刘敦桢合写的《大同古建筑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另一篇是他们和林徽因三人共同完成的《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报告》延续了他们的“行纪体”风格,从如何从北平出发到一路上的见闻趣事一一记录下来,到了涉及专业的测绘分析部分,又呈现出严谨的学术逻辑。而在对艺术的判断上,林徽因总能凭借她的敏锐度提出全新的思路,比如在云冈石窟的考察中,他们就跳出了研究传统雕塑艺术的固定思维,而是着眼于建筑,弥补了没有实物可考的南北朝建筑研究。这一篇报告,林徽因功不可没。

如果说独乐寺是营造学社考察的开端,佛光寺是高潮,那么大同称得上是一路走来的“小高潮”,或是走向成熟研究过程中的一个标杆。

营造学社“顶级配置”,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三剑合璧”,共同考察大同辽金建筑群

立在大雄宝殿屋脊上的这对琉璃鸱吻高 4.5米,是全国现存最大的鸱吻,其中一只是金代原件,另一只是明代的


梁、刘二人在《报告》开篇中写道,他们是从北门进城的,两边都是营房操地,居民很少,零星有些商铺,正赶上下雨,一路泥泞难走,不过看看路边雨搭下的短廊里有小贩叫卖,还有各式别致的民间屋顶和铁棚,他们总能在艰辛的考察之路上找到令人愉悦的生活情趣。

如今从北门进城倒不是个明智之举,从东门进更好。在大同的最后一天,我循着城里现存的古迹挨个走了一遍,试着找到当年学社成员初到大同时的兴奋感。

从东城门进入,这里有一个小四合院,如今改造成了梁思成纪念馆。从纪念馆出来,是古城里东西向的核心街道,将这个方方正正的小城一分为二。一路沿着和阳街向西走,先是经过元代的法华寺,路过太平楼后不远处就到了明代的九龙壁,这是大同第三个“高光时期”的产物。这个“高光时期”的影响力虽远不如前两个,但却是离现在最近的繁荣时期——朱元璋的第13子代王朱桂在大同大修府邸,可惜朱桂是个扶不上墙的皇子,如今大同古城里的明代遗迹多受益于他,这面巨大的九龙壁便可与北京故宫和北海的另两面相媲美。离开九龙壁再向西不远,就是古城的正中心四牌楼,站在四牌楼,顺着往西就到了华严寺,往南直到城墙则是善化寺。

营造学社“顶级配置”,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三剑合璧”,共同考察大同辽金建筑群

辽金建筑上的斗栱舒朗而精简


一座完整的寺院

善化寺门前广场的回廊里,三五成群的老头儿在冬日的阳光里下着棋、喝着茶。广场上最醒目的是一面五龙造壁,也是明代的。大同市古建筑文物保管所所长白志宇告诉我,1978年,这面五龙壁从兴国寺迁到了善化寺的西跨院,2008年改建时搬到了广场上。

翻看梁思成当年考察时画的平面图会发现,这个位置在1933年时是一座戏台,但戏台只是临时的。再往前翻,20年代日本学者的图纸上,明确标出了这里本是一面造壁,但因为只有一个标识,没有更详细的图纸,在更早的历史中这里究竟是什么,或是哪一块造壁,都无从知晓了。

善化寺的历史可追溯至唐,玄宗时叫开元寺,到了五代之后改名大普恩寺。公元1122年,也就是辽末保大二年,辽金之间展开了一场大战,很多建筑都毁于这场战火,最终辽败于金。在大同的历史上,这场推动辽金更迭的战争非常重要。现在我们所说的大同辽金建筑都与之相关,有些台基是辽的,大殿则是金的,其中既有战火的原因,也有朝代更迭之后要推翻前朝建筑、兴建本朝建筑的原因。就这样,在大同的这些古代建筑中,辽与金的元素总是混杂在一起,但总的来说,还是辽式的影响更大,毕竟曾是盛极一时的“五京”之一——西京。

营造学社“顶级配置”,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三剑合璧”,共同考察大同辽金建筑群

善化寺的院内格局一直延续千余年,目前尚存四座辽金建筑,是国内拥有辽金单体建筑最多的寺院


“善化寺”这个名字是明正统十年(1445)改的,“善化”二字便是要进行礼仪教化的意思。如今善化寺院里还有四座辽金建筑,两辽两金,是国内拥有辽金单体建筑最多的寺院。更重要的是,院落本身的格局一直延续了千余年,几乎没变。白所长指着地面告诉我:“善化寺现在的地基水平面仍保留着唐代的基础,这个地基比寺院外围现代的马路低了近3米,所以善化寺在整个古城的水平面上,是一块低洼的地方。”

在唐代,善化寺是皇家寺院,规格等级很高。虽然在建筑上已经找不到唐代痕迹,但院落的规制大抵延续了下来。一进入山门,正对着的是三圣殿,穿过去则是主殿大雄宝殿,三座建筑坐北朝南,体量逐次增大,一个比一个高,像是一套三层的俄罗斯套娃似的码放开来,东西两侧分别有两个朵殿,大雄宝殿前又东西对峙着文殊阁与普贤阁。

王南指出这种格局就是“中广殿而崛起,傍层楼而对峙”,也是我们所熟知的佛寺格局。但除此之外,佛寺还有更多流行的格局。比如东汉洛阳的白马寺、山西应县的佛宫寺,都是以佛塔为中心的,正定隆兴寺是前殿后阁的格局,蓟县独乐寺则是以高阁为中心的。随着佛教越来越汉化,佛寺的格局也逐渐趋于统一——以大雄宝殿为主体,从山门到大雄宝殿形成一条中轴线,两侧有双阁,后来发展成了钟楼和鼓楼,如此格局延续至今,而其他那些样式格局都慢慢不复流行了。

如今我们已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完整的辽金建筑群,善化寺的古朴之气都在这古老的寺院格局中。从山门、三圣殿到主殿,说它们像套娃,因为是清一色的单檐庑殿顶。在中国古代建筑中,这种屋顶也是高等级的象征,一以贯之三个庑殿顶更是非常罕见,齐齐整整地排列开,从大屋檐到大斗拱,肃穆大气,没有一点多余的细节,辽式建筑的精髓都在其中。

在辽金时期,佛教以华严宗为首,华严寺之名即透出华严宗的影响,而善化寺则更受密宗影响。两座都是辽代大寺,从外到内代表着辽代最高水平,皆毁于1122年的辽金战争,重修时间也相差无几,它们在辽代佛教活动活跃的年代,应该是有所往来的,僧侣间也会互通有无,但这些只是学者推断,从史料中很难找到相关线索。

刘翔宇说:“它们能几乎完好地保存至今,得益于宗教的影响和历代的维护。建筑的留存需要人气,一旦没人管了,再好的建筑也很快就荒废了。”所以我们能在殿内殿外看到后代修补的痕迹,虽然遮蔽了一些原始面貌,但于建筑本身来说,总有益处。

营造学社“顶级配置”,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三剑合璧”,共同考察大同辽金建筑群

善化寺殿内雕像,摄于1938年至1939年


建筑本身都如此难保存,何况是一座寺院?如此想来,善化寺更是难得。很多古老的被遗忘的事情只有它们知道,却慢慢地与新的时代断裂开来。BBC出过一部纪录片,叫做《如何读懂教堂》,在开篇主持人就说道:“教堂的钟声曾经响彻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们随着教堂的钟声生息、祷告、劳作,教堂影响着生活中的每一分钟,贯穿你的生活每一天、每一月。中古时期,教堂影响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如今人们已经忘记了教堂曾经是如何深入我们生活的。如果我们认真去探索,就能在其中领悟到我们祖先深深的希望和恐惧。”

对于每一座现代城市里古老的建筑而言,不知是城市在给它们提供生存下去的土壤,还是这些古建筑一直像定海神针一样包容着城市不可预知的变化?当它们的宗教功能逐渐丧失后,希望与恐惧总是这样相伴相生。

营造学社“顶级配置”,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三剑合璧”,共同考察大同辽金建筑群

大同市古建筑文物保管所所长白志宇,他所指的这块碑记述着金代重修该寺的过程,是重要的金代历史文献


何以为辽?

去华严寺是一大早,上午的上华严寺大雄宝殿最美,因为这是一座难得的坐西朝东大殿,有太阳的早上,阳光将殿内洗涤一番,看起来更神圣。有学者指出契丹族有拜日的传统,所以佛寺是面东的,北京(辽时为陪都南京)同代的云居寺、戒台寺也是如此,但也有坐北朝南的反例。

进入山门之后,华严寺的格局不像善化寺那样有明确的中轴线,每一座建筑的位置一目了然,若是第一次去,倒是有点容易迷失。如今院落是新建的,有上寺和下寺为中心的两条中轴线,两线并行,一主一副,串联起院内的所有建筑。在辽代时,寺院的规模更宏大,可能是由更多组轴线组成,到了明代分成上寺与下寺,分别以大雄宝殿和薄伽教藏殿为中心,中间还有一座海会殿,可惜在1949年后毁了。

要看到大雄宝殿,得先穿过一个明清时代的小院,这里是当年僧侣的禅房,还保留着旧时格局。一过小院,一座大屋顶木构的庞然大物出现在眼前。它不是直接出现在水平视线上,而是需要仰视的,台基有4米多高,要想与它水平对视,还得再爬上30多级的台阶。如今觉得没多高,可时间倒回到1000年前,长53.7米的大雄宝殿就这么敦敦实实地立在大高台上,面阔九间,进深五间,是史载佛殿之最。

在那个时代,只有政治权力和宗教力量极高才能创造出这样一个产物,恰好,上华严寺完全符合这两点——由皇室出资修建,是当时佛教华严宗最高等级殿宇之一。在成为华严寺之前,更早时则是辽皇室的祖庙。在北宋与辽的对峙时期,东亚的佛教中心在辽,而不是北宋,从皇帝到官员再到百姓,佛教自上而下地深刻影响着辽统治的地域,对于辽代皇室来说,佛教绝不仅仅是一个统治的工具,而是真正的信仰。

刘翔宇说:“从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发展规律来看,辽的建筑没什么创新,主要是传承,不像宋建筑有更多巧思和变化。但从我们今天看整个建筑史的角度来说,辽的价值太大了,它为我们保留了很多唐代建筑的样式,所谓‘辽承唐风’就是这个意思。”与同时间段的宋代建筑相比,宋构柔美、纤细,更具装饰性,即梁思成所谓“醇和”之风;辽构舒朗、敦厚、豪迈、简洁,再加上辽代人独特的游牧民族文化,喜爱“豪劲”之风就更顺理成章了。

回看梁、刘的《报告》,他们写道,之前在其他资料上看到该殿的图片,都只能看到局部,从未见过全貌,当真正见到这座大雄宝殿时,彻底被震惊了:“面阔九间,巍然压台上……余辈遽窥全豹,不期同声惊讶,叹为巨构。”

我真正体会到何为巨构,倒不是在走上台基时完整看到大雄宝殿的那一刻,毕竟对于一个现代人来说,视觉的接受度早已被那些现代的庞然大物惯坏了,对古代建筑的敬畏之心也不依赖于体量大小。但后来意识到,我还是太以现代人自居,低估了古人的能量。

看过华严寺的第二天,我去了一趟大同市博物馆。进入辽代展区时,一对高2.2米的琉璃鸱吻矗立在眼前,加上基座有3米多高,如同敞开的两扇大门。鸱吻是古代建筑上常见的一种装饰物,立于正脊两端,也就是我们能看到的屋顶最突出的一对龙形吞脊装饰。这对鸱吻原是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上的,还不到大雄宝殿上那对的一半大,但站在它们旁边,足以感受到其威严。

立在大雄宝殿屋脊上的这对琉璃鸱吻,高4.5米,是全国现存最大的鸱吻,其中一只是金代原件,另一只是明代的。站在殿前仰头看,鸱吻造型优雅,颜色明艳夺目,把它们想象成两只鸟雀停在屋檐也无妨,但它们却是有4.5米之高的琉璃器,与大殿下的台基几乎一般高。当我把这个装饰物与整体建筑对比时,“巨构”的概念便不言自明了,至于金人是如何把这个又大又重的东西立在屋脊上的,更是难以想象。

在唐、宋、辽的建筑体系里,虽然现存的辽构数量不及宋构,但都等级很高,保存完整,从实物的角度来说,是早期建筑中最好的样本。刘翔宇告诉我,研究辽构也有不小障碍,就是史料的欠缺。在《二十四史》中,通常认为《辽史》是质量最粗糙的。如今通行版本的《辽史》由元代人修撰,编写的时间非常仓促,辽代上下200余年历史,编纂《辽史》却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再加上辽代本朝留存下来的文献不多,缺少一手资料,很多历史事件仍有存疑,《辽史》中的缺失和错误也就非常多。即便如此,大同华严寺也是现存辽构中唯一出现在《辽史》中的,可见其地位之高。直到现在,辽史仍是个冷门领域,与其他朝代的史学研究相比,研究辽史的专家少得多。

但反过来看,在辽史研究薄弱的情况下,辽代建筑的研究反而可以对历史研究提供助力。如今留下的这些佛寺建筑,可以部分还原出当时的宗教场景,但这些都是静态的。“建筑是人活动的空间,我们观看古代建筑,往往只关注梁栿、斗拱、立柱、装饰等等这些可以看见的实物,却忽视最重要的‘空’的部分,人是如何在空间中活动的,这些木构又是如何为人的活动服务的?这些问题也非常重要。”刘翔宇说。

比如佛教仪轨,我们现在很难去还原一场在上华严寺大雄宝殿里的宗教仪式,器物怎么摆,人怎么站位,念什么经,又是为了什么目的,这些都无从得知,却与建筑直接发生关系。不同朝代也因为不同仪轨,在建筑上会产生不同的反作用,导致内部陈设甚至结构发生变化。

白所长和刘翔宇都指出,在善化寺和华严寺大殿内,都可以看到移动或减少了一些柱子,所谓“移柱造”与“减柱造”,这种营造方法在北宋《营造法式》里并没有过多提及,因此在宋式建筑中可能并不流行。但在辽代,尤其是金代则很盛行。如此一来,殿内的空间就不再受立柱所限,无论是大型宗教活动还是日常礼佛,空间都更大,既方便活动,又显出皇家气度。

门内门外,两个世界

从进入大同这座城市开始,跨进了一道道门,终于剥到了洋葱的最中心处,进入殿内。在善化寺与华严寺主殿里,都留存有辽金塑像,非常精美,梁思成就曾这样写道:“回想在大同善化寺暮色里面向着塑像瞪目咋舌的情形,使我愉快得不愿忘记那一刹那人生稀有的、由审美本能所触发的锐感。”可直到走进下华严寺的薄伽教藏殿,才明白为什么这里花去了梁思成更多的篇幅。

薄伽教藏殿,理应是藏经的地方。进入殿内,横向排列着三尊主尊佛,更精妙的是四周墙壁,殿内光线很暗,隐约能看见四壁绵延围绕着一圈木质“壁藏”,即沿着墙壁打制的书柜,也就是藏经阁。《营造法式》里专门写到了壁藏,放在小木作制度中,现如今,薄伽教藏殿里的壁藏是全国唯一一处实物壁藏。

走近壁藏,循着手电筒的光仔细看,这哪里是书柜啊?斗拱、鸱吻、梁柱、出檐,每一个细节都是按照辽代建筑样式制作的,单是斗拱就多达17种样式,比大殿本身还要丰富一倍。梁、刘二人还在《报告》中画出了35种不同纹样的勾栏,都是根据壁藏细节所绘。可见,整个壁藏就是一座辽构的微缩景观,既真实又有些虚幻。在当时,这里应该堆满了《华严经》,供信徒们朝圣。

沿着壁藏一直走到佛像的背后,是高潮之处。东西之间架起一座天桥,天桥上再搭建一座面阔五间的楼阁,将这个壁藏连为一体,梁思成叫它“天工楼阁”。

相比之下,位于河北正定县的隆兴寺有一个轮转藏,它是中国现存唯一一个10世纪之前的真正可以转动的佛经书架,功能与壁藏一样。但是从木作设计来看,隆兴寺轮转藏的实用性更强,薄伽教藏殿的壁藏则不那么方便取放经书。

刘翔宇指出,根据后来的考证研究,薄伽教藏殿在辽金时代很可能不是真正实用性的藏经阁,而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地方。人们将经书藏在这里,用来供奉,而真正用来查阅经书的藏经阁可能另有一处。“这其实是辽代末法时期思想观念的汇集,它是储藏佛经、储藏佛陀箴言的地方,是一个精神性的存在。”

《华严经》里所说的华藏世界不太好理解,它好比是一个重重叠叠无穷尽的大千世界。如果你拿着两个镜子相对,中间放一支蜡烛,那么通过不断反射,镜子中就会有无数的蜡烛,这样一个“以一映射多”的无数的世界观,折射在壁藏的每一个楼阁里和每一个微缩的木作中,这便是华严宗的世界。

说到这里,我好像能明白一点整个壁藏和“天工楼阁”的真正意义了。在这个只有面阔五间大小的殿宇中,空间是极其有限的,该如何呈现出博大精深的佛教世界,让人为之震撼、五体投地地折服呢?那就是在小空间中营造大宇宙观,微缩的、理想化的建筑景观便是古代匠人们最好的方法,它可以包罗万象,又高悬于空中,远离于尘世,既包含整个华严宗的要义,又能容纳现实世界的苦难。

跨出薄伽教藏殿的门槛,好像真的是从一个世界走向了另一个世界。回到现实中,阳光依旧温暖,大同的天蓝得没有一丝瑕疵,刚才的“天工楼阁”之旅仿若一场梦。我以为在这个一层一层进入不同空间观看古建筑的过程中,殿内小木作是我的终点,是洋葱的核心,但没想到在微距镜头下,最微小的细节反而是另一个更宏大的世界,还有更多的奥秘值得去探索,关乎建筑、历史、宗教,也关乎千百年来亘古不变的对人生和世界的思考。这或许也是观看古代宗教建筑的乐趣,由大及小,最终以小见大。

更多精彩报道详见本期新刊《营造学社:在古建筑里发现中国》,点击下方商品卡即可购买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