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世之傑"曹操,正因為以儒家思想作指導,才成為"非常之人"


導讀:曹操為了實現統一天下的志向,在當時社會矛盾複雜多變的情況下,以其高超智慧和胸懷氣量,在社會管理、社會治理、求賢善任、經濟建設等方面,恰當而適時地廣泛運用儒家思想,既維護和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地位,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治國理政思想,又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和社會功效,造就了一位"超世之傑,非常之人"的政治歷史人物。

(曹操影視圖片)


東漢末年,軍閥各自為陣,天下大亂,曹操借漢獻帝劉協的名義征討四方,對內征戰袁紹、呂布等軍閥割據勢力,對外平息南匈奴、烏桓等干擾破壞勢力,統一了中國北方。據《後漢書》介紹:

曹操(155年-220年3月),字孟德。東漢末年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曹魏政權的奠基者。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封為魏公,建立魏公國,定都鄴城,後為魏王。曹操去世後,其子曹丕稱帝后,追尊其為魏武帝,廟號太祖。

曹魏政權建立後,工作的重心由過去征戰四方轉變為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對社會的有效管理和統治已經上升到首位。漢末時期,社會的主流思想處於混亂時代,法家、儒家、道家、墨家等各種思想流派粉墨登場,又相互交織,還沒有形成一個社會公認的、廣泛接受的規範社會行為的主導思想。曹操審時度勢,及時調整工作方針和統治思維,在堅持法家思想的同時,適時採用儒家思想,達到了對社會的有效管理和統治。


(曹丕影視圖片)


曹操對儒家思想的認識入心入腦

曹操主張儒家"王道"的政治思想,他認為天下實現統一了社會就能安定,百姓才能樂業。以"仁義"治理天下,以"德政"安撫臣民。當中國北方趨於基本穩定和統一的情況下,他面對人們議論"有不遜之志"時,於建安十五年(210年)十二月頒佈了《讓縣自明本志令》,剖析心跡,反擊社會上"託名漢相,實為漢賊""欲廢漢自立"(《三國志》)的誹議。

曹操常常以齊桓公、晉文公和周公為榜樣,闡明自己的立場和想法,表明自己絕沒有篡漢奪位之心,唯一隻有忠於漢室之舉,忠於漢室、維護漢室的思想永遠不變。《讓縣自明本志令》說明曹操在心理上和思想上遵循著儒家"君臣"的理念和觀念。

曹操的一些文章也很推崇管仲和齊桓公。這些歷史人物都是因為"德、仁"而為後人所傳頌,曹操始終以他們為學習榜樣和行為楷模,努力效仿。並以儒家"人為貴"的思想作為自己行動的出發點,以民為重, 薄賦寬民,安撫人心。

(管仲影視圖片)


曹操借用儒家"仁愛"思想對待名士和選留人才。如:禰衡雖為漢末名士,但禰衡恃才傲物,動輒嘲諷曹操,這使曹操非常憤怒,很想除掉他。但曹操感覺殺禰衡對己"名"不利,由此可能揹負罵名,破壞自己尚德行、崇禮讓的形象,有損其"天下歸心"的精神追求,就打消了清除禰衡的念頭。這不是禰衡多麼重要、多麼厲害,而是儒家觀念在曹操思想上起到了作用,是曹操遵循儒家思想的一種表現,因此也留下了禰衡的性命。

(管仲、齊桓公影視圖片)


儒家理念成為曹操指導思想的重要源泉

曹操雖出身閹宦之家,但在戎馬一生中,時刻都在看書學習,研究兵法謀略,思考傳承發展。《魏書》是這樣介紹的:

"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書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

曹操對儒家學說不但有精深的研究,且在完成霸業後,適時採用儒家思想,將儒家思想的"仁義"和"禮讓"等觀點用於現實政治。曹操謀士郭嘉說曹操是"所是進之以禮",常常以"禮"對待人和事。曹操在處事待人上重用儒家思想的運用。

曹操在漢末軍閥混戰中崛起,要逐一平定這些割據軍閥,恢復統一秩序,重新造就一個安定而和平的社會秩序,就得選用儒家思想作為自已的施政指導。畢竟儒家思想在鞏固統治和推行社會教化方面有其他思想所不能替代的獨到之處,更何況其時儒家思想依然是漢末士人擇主、處世和施政的主流思想。因此,曹操選用儒家思想為其政治思想和指導思想也是不可避免的必由之路。

曹操要完成對社會的重新整治和一統天下的志向,就不得不因時制策、因時定令,選擇最適合治世的思想來實行統治。故而在漢末三國這個特定時代,曹操在統治上明智地採用儒家思想,作為自己治國理民的重要措施和手段。

曹操堅持不稱帝,落實《讓縣自明本志令》。曹操實現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統治地域,消除了興漢反曹的政治阻擾勢力,他的統治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可。朝野上下認為他代漢而立時機已經成熟,如孫權、陳群等不是上書稱臣,就是勸他稱帝。既是這樣,曹操也認為:

"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絲毫沒有動搖他不稱帝的念頭,而仍選擇作漢的大臣。可以說,儒家思想在曹操心目中是有著崇高的地位的,對儒家思想心存敬畏。

(曹操影視圖片)


在制定法律上體現出了儒家的德治思想

《曹魏律》是三國時期最有影響、最具代表性的法典。該法典確定的

"八議制度",是刑不上大夫的禮制原則在刑罰適用上的具體體現,是法律儒家化的具體和深入。

"八議"就是皇帝的親戚、皇帝的故舊、德行出類拔萃的人、才智多謀的人、對國家有特殊功勞的人、三品以上的官員和有一品爵位的人、早朝晏罷的人以及前朝國君的後裔被尊為國賓的這八種人,一般司法部門不能直接審判,而是要將他們的罪行稟報皇帝,然後商議刑罰。

法典與原來的漢律比較,更多的體現了儒家思想。減少了殘害肢體的一些酷刑手段;縮小了族刑連坐範圍;取消了宮刑;將死、髡、完、作、贖、罰金、雜抵罪七種罪為法定刑;增加了以財產或勞務作罰的法定刑。使刑罰體系較前朝有了很大的變化,呈現出逐漸寬緩的特點。如果說西漢時候"春秋決獄"只是法律儒家化的開端,是其在司法領域的初步應用,那麼"八議制度"的入律就是儒家思想在立法領域的具體實踐。


(曹植影視圖片)


曹操興學重文使儒家思想深入尋常百姓家

早在建安七年(202年),曹操就給戰爭中犧牲的將士子女置學師以教之。後來,針對漢末以來社會風氣衰敗現象,在更大的範圍內普及教育,令"郡國都要開辦文化學業,縣滿五百戶要設校官,選擇鄉中傑出青年教學,讓先王之道不至於廢絕,對社會一定有裨益。"正是曹操的這一道命令,魏的郡國地方學校蓬勃發展。

這種興學校、不廢先王之道的禮讓之風的倡導與培養,都是曹操儒家思想在社會教育方面的體現。這一做法,影響到後來的魏文帝、明帝等,他們都能在曹操的基礎上,更大程度上採取措施,振興儒教,傳播儒學。

曹操注重德行禮法的教育,對子女的教育中規中矩,學習諸子百家,"生子當如孫仲謀"。要求兒子對老師要行子孫禮,必須尊重老師。三個兒子曹丕、曹植、曹彰都很優秀。曹丕不僅在政治、軍事上有傑出的治國能力,也成為建安文學上的領袖人物。可見,曹操在教育後人方面也是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以儒家道德範式來培養教育後人。


曹操的禮賢下士為他的統治起到了關鍵作用

從曹操身邊的謀士、賢臣、良將來看,與儒學相關的人才佔相當大的比重,而且他們的建議和措施對曹操的重要決策和政策實施都有重大影響。如:楊俊、王象、何夔、荀彧等都是以儒家思想作為安身立命的名士,有的辦學傳授儒家思想,有的是儒家思想的宗師,有的是社會上有名的孝廉楷模,這些也都是曹操身邊不可或缺的謀士。

建安十三年,曹操征討劉表,荊州一大批儒學人才都跟隨了他,曹操高興的說: "得到蒯異度,比得到荊州還高興!" 。蒯異度即蒯越,是名望傾城的"愧傑"。這些謀士、人才既為曹操的執政思想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也為曹操實施儒家思想奠定了理論基礎。

(蒯異度影視圖片)


曹操對人才的渴求和善於納諫,遵循了儒學提倡"從善如流"的觀點。要求部下"各言其失",並自責自己說"我自承擔重任以來,常常怕出偏差,連年以來,沒有聽到好的意見,難道是我徵求意見不夠嗎?從今以後,所屬的各部官吏,要常常相互評論,各人提出所見到的過錯失誤,我將要親自檢查。"從史料中所記載來看,臣下給曹操的獻言大部分有一個共同特徵,即依託儒學陳述自己的意見。

曹操用人不論是從其選用德行者而言,還是從其三次所頒發"唯才是舉"的策令來說,是鑑於漢末以來用人失當情況並結合時代環境從實際出發的一種現實選擇,是對儒家用人標準的繼承和發展,是靈活運用儒家思想開拓者。

在人才的闢用上,曹操也多是遵行儒教之處,在處理重大事務上憂國恤民,對臣民的恩惠往往超過他們的期望,被認為是:

"與四海相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三國志》)

儒家思想運用在民風教化上影響了整個社會

曹操常常從"孝"上去觀人察世,因孝而感念人事。陳琳在與曹操為敵時寫了一篇謾罵曹操的檄文。當陳琳歸順曹操之後,曹操說:"你當初寫檄文,對我進行聲討就罷了,聲討別人的惡行就針對他自己,為什麼還要涉及到人家的父祖輩?" 可見,曹操對陳琳罵自己覺得羞辱外,表現出對辱罵先人的氣憤。

曹操在允州,東平郡人畢諶的家人被張邈抓起來,曹操說你的家人在張邈那裡,你可以去看看。畢諶當面表示歸順曹操,絕無二心,可是出來之後就逃跑了。後來畢諶又被曹操生擒,性命堪憂,曹操一改過去的暴躁,對大臣說:"作為能孝順自己親人的人,他也會忠於君主的。這正是我需要的!"不但沒有殺,而且還讓畢諶擔任魯國的國相。

曹操畢竟是一位政治家,他認的"孝"也是有條件的,不是一般意義上儒家的“孝道”,“孝”要符合他的政治需要,為他的政治服務。如:陳宮、孔融雖然也很孝道,卻被曹操所殺。殺孔融曹操也是費了一番功夫,發了《宣示孔融罪狀令》,責備孔融:

"違天反道,敗倫亂理" "以為父母與人無親"。(《魏氏春秋》)

曹操對來自敵對陣營的陳宮,之所以殺,也是無奈之舉。陳宮死後,曹操把陳宮的母親贍養送終,照顧他的女兒出嫁,對陳宮家屬給予照顧,照顧的條件和水平還是優厚的,可以說曹操盡到了責任。

(陳琳影視圖片)


儒家思想在生產發展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屯田制"起初主要是為了軍隊戍邊屯田,保障軍隊供給,作用非常明顯。在軍隊取得效果後,把這一土地制度擴大和延伸到整個社會實施。這一政策的實行,使農民開始重視了土地的開發和利用,許多荒蕪的農田被複墾,國力增強,農民受益,人口增長,社會穩定,遭受戰爭破壞的統治地區的社會經濟很快得到恢復和發展。政權穩固之後,全面推行抑制豪強政策,"化亂為治",通過保全絕大多數百姓的利益取得"仁政”的效果。這些"仁政"措施和政策的實施,將東漢末年百姓遭屠、土地荒蕪、"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狀況得到了徹底改觀。


結論:綜觀曹操一生,其知識廣博,對其人生觀造成影響的思想流派也較多。但就他執政時期的指導思想來說, 因時選用儒家思想,既體現了曹操過人的聰明才智,更反映出曹操傑出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可以說,在亂世之中正是曹操因時因世地選擇了儒家思想,才使他在統治時期,不但經濟恢復,社會穩定,而且得以攬留人才,征服群雄,穩定社會,甚至他的一些政策、做法被後世所借鑑和效仿。這充分說明,曹操在時局的正確把握上、在指導思想的運用上,展現了除舊佈新的治國理念,展現了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展現了審時度勢的靈活思想,不愧為"治世之能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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