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法的目的是富國強兵，變法手段卻是黨同伐異。 唯有如此，熙豐變法才能持續十數載，且影響宋朝數十載之久。
1.變法的必要性
早在熙寧變法的二十年前，以宋仁宗、范仲淹為首的君臣便進行一場新政，但不過短短兩年時間就難以為繼。隨著變法派大臣盡皆外放，國家又回到了舊時的軌跡。儘管山河表裡依舊一副鶯歌燕舞、欣欣向榮，但三冗問題一日甚過一日，官僚集團每時每刻都在以一種極限的速度不斷地膨脹，以至於在"嘉佑之治"這般盛世之後，國家財政出現了嚴重的虧空。與國家財政虧空對應的是，底層百姓生活貧困，無立錐之地，豪強富室田連阡陌，奢靡成風。
趙頊像
少年踐祚的神宗聰睿果斷，與先前的仁宗皇帝大不相同。仁宗皇帝的"新政"，或許是出於一時意氣，變法之初屢次責令，或許只是一次小心翼翼的試探，所以僅兩年便徹底放棄。神宗卻很有主見，偏好法家學說，推崇"商鞅"、"韓非"那般人物。同時，他對西北戰事、對燕雲十八州念念不忘，一心雪洗前恥。這樣一個少年君主，他有可能為了一時"意氣"而去推行變法，但他也能承受更多，抵禦隨變法而來的傾覆。
2.變法的人選
二十年前的新政遭遇了巨大阻力，最終失敗。二十年後，若要再進行一場變法，不獨獨是神宗皇帝，更需臣子策力。至少需要一位可以比肩范仲淹的人物，甚至，某些方面要求更高。
王安石像
王安石，進士出身，早前轉任地方，頗有政績，後來潛心研究經史，聲名俞高。似廟堂宰輔文彥博、曾公亮等人都曾舉薦他，卻遭到他的拒絕，人們愈發讚譽他。趙頊尚在府邸時，他的親信韓維、孫永等人都傾力推薦。自十年前一腔熱忱，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卻杳無音信。這十年，聲望俞高，學識俞厚。等到神宗皇帝繼位時，朝廷上的公卿，潛邸心腹，在野儒士，莫不讚譽他，推薦他。已然大有一幅"安石不出，奈蒼生何"的氣象。
這樣一個人物，進士出身，有著豐富的地方行政經驗，有著數十載的聲望積累，更重要的是，他曾在十年前便已上書言事，銳意變法。王安石，已然成為了神宗推行變法的不二人選，戮力變法，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3.變法的手段
熙寧二年，甫一任事，王安石便被授予參知政事的職位。在這之前，他數次拒絕徵辟。我們無從得知他當時的想法，究竟是不慕名利，還是其他？但不妨推測，這是他對變法的"試探"。
他被授予的"職位"，不僅代表著神宗對他的看重，更代表神宗對變法的看重。何況，若不能掌握大權，又談何變法？所以，才有了那番再三辭就的場景。恰因如此，當他被授予參知政事之時，可謂"時機已至"，他才能從容赴京，一展平生抱負。
熙寧三年，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比宰相。僅僅兩年，他便從地方進入中央，位極人臣。但，這僅僅是開始，這只是變法正式開始的序幕，而所謂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變法相比，已然無足輕重。
變法，需要實務經驗，需要高名厚望，需要掌握大權，更需要堅強的意志，需要驅逐異己。變法一旦開始，不僅新法的內容會遭到曲解、質疑，變法者的個人道德也會首當其衝，遭到攻訐、謾罵。新法甫一頒下，朝野譁然。士大夫紛紛反對，指責王安石"尚法令"、"言財利"、"鄙老成"、"棄公論"，又有御史中丞呂誨上疏控述王安石"十大過失"。呂誨隨之去職，王安石又舉薦呂公著，呂公著又因"請罷新法"外放穎州。御史劉琦、孫覺、範純仁、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劉述、張戩、劉摯等都被貶逐。"相繼去"。整個御史臺自上而下，為之一空。不僅僅是御史臺，翰林學士範鎮三次上疏反對青苗法，遭到罷免。歐陽修因為反對新法上疏致仕。富弼因為拒絕執行青苗法被罷相。文彥博因為言市易法與民爭利，貶黜外地……從前的知交好友、同僚前輩，因為變法，已然形同陌路；而曾經名滿朝野、天下讚譽的儒學宗師、國家宰輔，已然誹謗不斷，隨著變法一去不返。
所幸，無論是神宗皇帝，還是王安石，皆非常人。前朝的八司馬之敗，二十年前的慶曆新政，都已給了他們足夠的經驗和教訓。變法，必然要先將反對者驅逐。反對者環繞朝中，又怎麼能夠暢心變法？御史臺是國家咽喉，更要不惜代價，剷除異己。或許是王安石數十載的名聲所致，或許是被君主與宰輔施行變法的決心感染，呂惠卿、曾布、章惇、蔡確、呂嘉問、沈括、薛向等人盡皆圍繞變法，或參與制定法令，或督促施行。恰似王安石之於神宗，彼輩之於王安石，已是左膀右臂，股肱腹心。廣結同道，黨同伐異，已經成為了防止變法被傾覆的唯一選擇，否則，熙寧變法、元豐變法斷然難以延續。
在諸多舉措中，有一項不得不提。王安石曾與王雱、呂惠卿等同著《三經新義》，恰如其書中所言，意在"立政造事"。熙寧八年頒佈，成為國子監教材，用以科舉取士，統一經義，"一道德"。假使能施行十載，那麼新法至少在某些方面可以稱得上大功告成。哪還有數十載的爭端不斷、殘酷黨爭？然而，《三經新義》恰似這場變法一般，歷經磨難，最終面目全非。
4.結後語
自熙寧二年，圍繞著變法，開始了激烈的鬥爭，外放、奪職，一時之間成為常例，黨爭自此開始。而等到數十年後，黨爭愈發殘酷，數十名官員一朝流放嶺南，客死者十之九八，黨爭已然成為國家的噩夢。黨同伐異，既是推行變法的必要手段，卻也是使國家傾覆的根源，"善泳者必溺於水"，唯有慎始慎終，才不致釀成大錯，悔之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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