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一文中，我们看到，在攻取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即“东三郡”）的战役中，孟达本来立有战功，且曾获得“万人将军”才能拥有的鼓吹（军乐队）荣誉。
然而，仅仅因为在攻打房陵的战役中打死了诸葛亮的姐夫蒯祺，而招致了荆州人的集体反感。刘备不得不派义子刘封来统领东三郡，孟达不仅失去了此前的一切地位，更被刘封剥夺了鼓吹的荣誉。
但东三郡的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关羽在荆州败亡，把孟达和东三郡也卷入其中。
刘封、孟达曾派兵支援峡中
刘封夺孟达鼓吹，当发生在孟达降魏前夕，是为孟达降魏的导火索。而在此之前，还有一件事使孟达的地位岌岌可危。这一次，危机的制造者是孟达曾经的顶头上司，前将军、襄阳太守、董督荆州事、假节钺关羽。
建安二十四年（219）下半年，关羽已然发动北伐，围困樊城、襄阳。面对兵力数倍于己、忙着调兵遣将的曹操，关羽明显感到力不从心。因此数度向东三郡发出命令，让刘封、孟达速来支援。《刘封传》：
自关羽围樊城、襄阳，连呼封、达，令发兵自助。封、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
刘封、孟达的东三郡，就在关羽北伐大军的西北方
“山郡初附，未可动摇”，并非是刘封与孟达的托词。盘踞在上庸、西城的申氏兄弟确实如墙头草，曹强则附曹，刘强则依刘，曹再强就再附曹。刘封、孟达支援关羽，援兵少则于关羽无助，援兵多则于申氏无力。何况刘封与孟达的内斗也没结束，谁也不愿意在这时候派出援军，削弱自己的实力。
这样一拖再拖，就拖到了十二月，关羽败亡。见死不救，刘备自然将这笔账算在了刘封、孟达头上。《刘封传》：
会羽覆败，先主恨之。
平心而论，对于荆州失守的败局，东三郡并非始终作壁上观。《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逊遣将军李异、谢旌等将三千人，攻蜀将詹晏、陈凤。异将水军，旌将步兵，断绝险要，即破晏等，生降得凤。又攻房陵太守邓辅、南乡太守郭睦，大破之。
吕蒙偷袭关羽时，陆逊攻峡以断绝蜀中对关羽的援助。吴军兵峰未及东三郡，此处的房陵太守邓辅、南乡太守郭睦当是入峡支援的。邓辅、郭睦既是由东三郡援峡，显然是受刘封或孟达派遣（其时刘封统军，受刘封派遣的可能性更大）。
而东三郡的这次支援，也是关羽败亡之际，荆州之外唯一的一支援军；其时荆州失陷的消息，恐怕都还未送到成都。
在处理军事问题上，刘封与孟达的反应是迅速的。奈何邓辅、郭睦的对手是陆逊，因此这支援军并不能改变荆州的败局。
即便到了这般田地，孟达仍然想做一个好人。哪怕刘备不信任他，哪怕关羽死了，哪怕刘封侮辱他，哪怕荆州人敌视他。孟达仍不想再次背上“卖主求荣”的骂名。毕竟，当年那个与他一同入蜀，又与他一同迎刘备入蜀的老朋友法正，眼下是刘备身边最大的红人。一切都还有挽回的余地。
可惜，老天爷并不给孟达做好人的机会。
法正去世，使孟达在朝中失援
建安二十五年（220），汉中国尚书令法正以45岁壮龄突然去世。《三国志·蜀书·法正传》：
（建安）二十四年，……明年卒，時年四十五。
不仅孟达失去了好友，东州人三辅一支也失去了最高话语权。
东州人中还有一大分支来自荆州，代表人物就是与诸葛亮同署大司马府事的董和（董允之父）。然而，可巧不巧，董和亦在此年去世。《三国志·蜀书·董和传》：
先主定蜀，征和为掌军中郎将，与军师将军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
本传诸葛亮云：
又董幼宰参署七年，……
其时计算年数，往往虚一年。如诸葛亮在建兴五年（227）所上《出师表》中，提到建安十二年（207）三顾茅庐一事，便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刘备定蜀在建安十九年（214），“参署七年”，则董和卒于二十五年（220）。
董和（董允之父）去世，东州人暂失最高话语权
当然，我们仅知法正、董和皆逝于建安二十五年（220），并不知道其具体月份。如若皆亡于是年七月或以前，则一定对孟达的心理产生了严重影响。
恰在此时，更严重的政治事件——刘封夺孟达鼓吹，发生了。鼓吹是孟达最后的荣耀，刘封夺鼓吹也成为压倒孟达的最后一根稻草。
孟达已经无路可退。《刘封传》：
达既惧罪，又忿恚封，遂发表辞先主，率所领降魏。
一方面，孟达未援关羽北伐，恰关羽败亡，法正、董和亦可能已逝，孟达百口难辩，即所谓“惧罪”；另一方面，刘封百般压制孟达，甚至夺其鼓吹，孟达心怀怨恨，即所谓“忿恚封”。
当然，如果对孟达不信任的刘备治孟达之罪，凌辱孟达的刘封变本加厉，那么等待孟达的恐怕不仅是最后那4000部曲被剥夺，而且连自己的生命也会被剥夺！
对于这样的忧虑，孟达在给刘备的信中已经表露无遗。《刘封传》注引《魏略》载孟达辞刘备之表：
伏惟殿下将建伊、吕之业，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创，假势吴、楚，是以有为之士深覩归趣。臣委质已来，愆戾山积，臣犹自知，况于君乎！今王朝以兴，英俊鳞集，臣内无辅佐之器，外无将领之才，列次功臣，诚自愧也。臣闻范蠡识微，浮于五湖；咎犯谢罪，逡巡于河上。夫际会之闲，请命乞身。何则？欲絜去就之分也。况臣卑鄙，无元功巨勋，自系于时，窃慕前贤，早思远耻。
昔申生至孝见疑于亲，子胥至忠见诛于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乐毅破齐而遭谗佞，臣每读其书，未尝不慷慨流涕，而亲当其事，益以伤绝。何者？荆州覆败，大臣失节，百无一还。惟臣寻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复乞身，自放于外。伏想殿下圣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举。臣诚小人，不能始终，知而为之，敢谓非罪！臣每闻交绝无恶声，去臣无怨辞，臣过奉教于君子，愿君王勉之也。
前面举了一堆大臣备受怀疑的例子，无非就是孟达表达自己受到刘备猜忌的不满，言语中还颇多牢骚。如“况臣卑鄙，无元功巨勋”，迎刘备入蜀不是功劳，打下东三郡也不是功劳，我不但一无所有，还要受刘封凌辱，说不定脑袋随时要搬家，我也只好“窃慕前贤，早思远耻”，想想自己的退路吧。
其实孟达给刘备写这封信时，是有一肚子委屈的。孟达说“荆州覆败，大臣失节，百无一还。惟臣寻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复乞身，自放于外”，关羽死了，荆州的大臣都跑光了，也就是我自己多事，还给你守着房陵、上庸。可是现在，对不起，我也要走了。
来不及救火的救火队员——向朗
孟达降魏的时间，据《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在延康元年（220）七月庚辰（六日）与甲午（二十日）之间，刘备当在七月下旬、八月上旬收到孟达书信。到这年冬东三郡被曹魏重新攻占之前，至少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刘备做了什么呢？
在汉中会战后蜀中疲惫的情况下，刘备在军事上没有动作，只在政治上做了一项人事任命：调牂牁太守向朗入东三郡，担任房陵太守。《三国志·蜀书·向朗传》：
蜀既平，以朗为巴西太守，顷之转任牂柯，又徙房陵。后主践阼，为步兵校尉，
向朗为房陵太守，是其履历中的一个迷，显得特别突兀。
《出师表》中提到的向宠，就是向朗的侄子
如果史文无失载的话，向朗在刘备之世担任的最后一个官职就是房陵太守。而东三郡在刘备手中的时间，是建安二十四年（219）五月至延康元年（220）冬。如此，向朗担任房陵太守就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实任房陵太守，期间必然卷入刘封、孟达之争，以及东三郡得失之事，如清人赵一清便持此论；
另一种，是遥署房陵太守，如洪武雄就认为，章武元年（221）刘备东征以后，遥署向朗为房陵太守。
向朗究竟是哪种情况呢？我们来一一分析，先来看遥署。
“遥署”其实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刘备蜀汉集团实际上存在着两种遥署，一种可谓“遥署太守”，其地远离刘备集团及蜀汉实际控制区；另一种可谓“战区太守”，其地或为战争中临时占领区（大多数时候只占领某郡部分辖地），或为边疆紧邻的敌占区（而一旦发生战争，这一敌占区往往又是目标占领区，或称为临时占领区）。
相比而言，“战区太守”较多。如驻于南郡、董督荆州事的襄阳太守关羽（襄阳紧邻南郡，且为关羽北伐的直接目标），驻扎东三郡的南乡太守郭睦（曹操所置南乡郡紧邻东三郡之房陵郡），扶风太守张翼（其时诸葛亮北伐驻军五丈原，亦入扶风境），汉阳太守法邈（即天水郡，诸葛亮、姜维北伐尝入其境，亦是北伐陇右的直接目标之一）。
当然也包括刘备东征时的宜都太守廖化。其时廖化从东吴西归，遇到刘备的东征大军，遂被刘备任命为宜都太守。当时宜都郡既是刘备东征的目标占领区之一，同时也是刘备东征军的临时占领地。刘备驻秭归，兵锋已达夷陵，此皆宜都之境。
除了“战区太守”，蜀汉真正遥署的是“遥署太守”，不过只有一例，即杨仪。《三国志·蜀书·杨仪传》：
先主称尊号，东征吴，仪与尚书令刘巴不睦，左迁遥署弘农太守。
弘农远离蜀汉边境，也绝非刘备东征的战略目标。杨仪之所以被遥署到遥远的弘农，其实是一种惩罚。
弘农远在曹魏腹地，远离蜀汉边境，这是真正的“遥署”
向朗未犯错误，房陵也距蜀汉边境较近，房陵太守显然不是惩罚性的“遥署太守”，那会不会是战区太守呢？
也不会。因为刘备东征既没有入房陵境内，房陵也不是东征的目标占领区。
更何况，房陵当时属于曹魏，而刘备东征的对象是孙权。刘备在东征前，尚且做出过争取曹丕的举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注引《魏书》：
备闻曹公薨，遣掾韩冉奉书吊之，致赙赠之礼。文帝恶其因丧求好，敕荆州刺史斩冉，绝使命。
同传裴注引《典略》：
备遣军谋掾韩冉赍书吊，并贡锦布。冉称疾，住上庸。上庸致其书，適会受终，有诏报答以引致之。备得报书，遂称制。
如若在东征时遥署向朗为房陵太守，至少发出的信号便是连带房陵也一起拿下。可对于刘备来说，即便联曹征孙不现实，至少曹丕能作壁上观也是好的。刘备东征，生怕曹丕插手，稳住曹丕尚且迫不及待，怎么会在敏感的东三郡遥署一个自己的太守呢？这与同在魏境的弘农是不同的。弘农过于深远，除了表达曹刘一贯的对立立场外，并不能表明刘备东征对此有战略意图。
但如果刘备在东征前，特别是在丢失东三郡前，就已任命房陵太守了，那就另当别论了。
既然向朗任房陵太守，既不是遥署太守，也不是战区太守，那就只能是实任太守。既是实任，则只能是建安二十四年（219）五月至延康元年（220）冬这期间任命。前文已述，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的房陵太守为邓辅，我们便可进一步缩小范围，认为任命向朗是延康元年的事情。
牂牁到房陵=贵州到湖北，这距离真是太远了……
卢弼《三国志集解》注引赵一清说：
孟达杀太守蒯祺，朗徙房陵当在此时。但孟达以房陵降魏在章武元年，如朗在郡，何得有此失？抑或召还非后主时，于事有参错矣。
赵一清忽略了邓辅，是其之失；但他提到“如朗在郡，何得有此失”却值得注意。且不说向朗在东三郡，能否阻止三郡丢失；查诸史书，也不见载其在房陵的事迹。然以向朗身份，若东三郡有变，必不会毫无作为，即便是和刘封一样逃回成都，也必有交代。比如长沙太守廖立受孙权攻击而弃郡而逃，《廖立传》就有明确记载。
既无作为，又不见逃跑记载，可见向朗确实没到过东三郡。
既然说是实任，又没到过东三郡，这不是矛盾吗？
不矛盾。因为刘备授官时，确实是实授；向朗还没到房陵，房陵就已经丢了。
前文已述，孟达七月降魏，刘备估计在七月下旬、八月上旬得到消息。当时东三郡还全部在刘封手里，到这年冬天东三郡全失，刘备至少有三四个月来安定东三郡，为什么刘备要不远千里从牂牁郡调向朗去房陵呢？
首先，汉中会战后，蜀中疲惫，刘备不能短期内在兴兵。既然东三郡一个都没丢，那么能不动兵就先不要动兵。军队抓紧时间修整，后面还有东征孙权的恶仗要打。
其次，向朗受刘备信任。前文提到，向朗是荆州人，而且投奔刘备于危难之际，故得刘备信任；向朗又曾督峡中四县军民事，对周边环境相对更了解；而从后来诸葛亮执政后，以向朗出任丞相长史来看，向朗的行政、协调能力亦不差，其往东三郡则可以消除刘封的恶劣影响。
刘备入蜀后，对东州人颇为重视。但东州人毕竟是后加入的，属于东州人的孟达在东三郡先杀蒯祺，再叛降曹丕，接连惹出祸端，危难关头，刘备能够相信和依靠的，也只能是原来的荆州老哥们儿。向朗的身份、经验、能力，都足以担安定东三郡之任。
这两个原因都没有问题，但前提是要快。
然而刘备轻敌了，他低估了孟达降魏对东三郡的影响。
刘备太轻敌了
当时曹丕代汉已成定局，因此孟达虽降，曹丕却暂无精力加兵东三郡。孟达七月降魏，而曹丕派兵经略东三郡已是登基以后十一月的事便是其证。何况孟达不过带走4000部曲，再加上东三郡四面环山，地形险难，刘备也就听之任之。孟达降魏后，无论刘备还是刘封，甚至都不曾对东三郡增加守备。《三国志·魏书·夏侯尚传》：
尚奏：“刘备别军在上庸，山道险难，彼不我虞，若以奇兵潜行，出其不意，则独克之势也。”
这是后来夏侯尚征讨曹丕前所说的话。夏侯尚强调“山道险难”的客观环境，却并没有提及刘封的守备，反而认为刘封“彼不我虞”，只要“出其不意”，就足以攻克东三郡。
事实证明，孟达降魏在刘备、刘封看来，只不过是一次辞职跳槽事件，并不是大事，也不是火烧眉毛的事。基于此判断，刘备有充足的时间将远在牂牁的向朗调往房陵。而这已经是对刘备最积极的估计了。如果再消极一些，甚至要等到曹魏进攻东三郡、孟达给刘封写劝降信时，刘备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时再调向朗前往，无疑更来不及了。
牂牁太远了，向朗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走到房陵。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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